中国的武侠小说，有资格列入一般文学史的，我大致看过。外国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未曾看过原书，而仅从文学史的间接评论，知道它的大概内容的。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但就我看过的而论，我觉得中外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我个人是更喜爱中国的武侠小说的。

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是作为“传奇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期，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关于“武侠”的记载，则还要早得多。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就都是“武侠”一流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不过，唐代的武侠小说，也颇受到《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影响，因此叙其渊源，顺带提及。

武侠小说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兴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的。

唐代的藩镇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各占地盘，互相攻伐。因为天下扰乱，藩镇专横，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割据的军阀，互派刺客，刺杀政敌，刺客的本领，被渲染夸大，演成很多神奇的传说。这也是唐代小说的另一社会因素。
中唐之后，暗杀之风非常兴盛，在“正史”上也可窥见一斑。例如：《资治通鉴》二一五记载说：“（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防备如此严密，想象中的刺客，当然是有神出鬼没的技能了。唐代武侠小说中空空儿、精精儿就是这一类被军阀所雇用的职业刺客。

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唐代武侠小说中的“游侠”也就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老百姓幻想的侠客，为百姓打抱不平的；一种是军阀所蓄养的“游侠”，为军阀做保镖或职业刺客的。后一种其实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看门的鹰犬，实在不能称为“游侠”。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是，本来依附于军阀，而所做的事情也有符合于当时百姓的愿望的，如《红线传》中的红线，以节度使婢女的身份，凭个人的能力，制止了两个藩镇的割据战争。

唐代著名的武侠小说有《红线传》、《虬髯客传》、《刘无双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等等（空空儿、精精儿则是附在《聂隐娘传》中）。《虬髯客传》与《红线传》这两篇尤其写得出色。

《虬髯客传》写隋朝末年，杨素当权，书生李靖以布衣进谒，愿献治世奇策。杨素傲慢无礼，李靖直斥其非，侃侃而谈。杨素身边一个执红拂的婢女对他甚为注意，当晚李靖回到旅店，红拂便来私奔。二人途中遇虬髯客，意气相得。虬髯客本有争霸天下雄心，后来见了李世民，认为李才是“天下真主”，遂把所积的资产送给李靖，让他去辅佐李世民统一中国，自己则到海外称王。

红拂、李靖、虬髯客这三个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性格鲜明。后世称他们为“风尘三侠”。但这“三侠”的“侠”的表现，却又各个不同。虬髯客豪迈绝伦，红拂是豪爽脱俗，李靖则在豪侠之中带了几分书生气。小说中旅舍遇虬髯客一段，寥寥数笔，就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分别（引文及评论见《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篇）。

红拂作为一个女奴，而敢鄙视权倾朝野的杨素，认为杨素是“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而且毫无愿忌地走出相府（杨素官位“司空”，相当于宰相），选择自己的自由幸福。这反映了反封建束缚的要求，是《虬髯客传》进步的一面。

但《虬髯客传》在思想上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认为“真命天子”是不可抗的正统观点。试看像虬髯客那样非凡的英雄，见了唐太宗尚且推枰敛手，甘拜下风，不敢逐鹿，自己到海外另辟事业。至于李靖那就更等而下之，只配为李世民打天下了。作者的立场，显然是在歌颂“天子圣明”，维护李唐王朝的。

《红线传》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小说写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忧惧，无法可想，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一个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薛嵩遣使者送返金盒，田承嗣惊恐非常，赶忙和薛嵩修好，一场战祸，遂得避免。

小说的主角是个婢女，以奴隶作为小说的主角，在封建社会中确是大胆之作。但写红线是为了对薛嵩“感恩图报”，才去取金盒，弭战祸，尽管这符合于当时百姓厌恶军阀混战、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把一个“女侠”变成了军阀的工具，这却未免大大减弱了作品的价值，也损害了作者所要着意描写的“女侠”的精神面貌。另外，小说中的佛道迷信思想，如说红线前生本为男子，因犯过错，而“陷为女子”，现在为百姓立了这场功德，就可以“还其本形”，重为男子，等等，这也是小说中的糟粕。

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如《虬髯客传》、《红线传》都不到三千字。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故事、写景物、写性格，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彩，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从这里也可见到它的艺术功夫了。

到了宋代，民间“说书”（讲故事）的风气盛行，民间艺人（宋代称为“说话人”）根据传说编造的故事称为“话本”。“说话人”所讲的故事，大都是英雄豪侠的故事。最著名的《水浒传》中的许多英雄故事，就是宋代“说话人”的集体创作，早就在民间流传了的。元末明初施耐庵将这些故事经过艺术的加工和整理，成为现在通行的《水浒传》。

《水浒传》是我国最受重视的文学遗产之一。它是一本写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小说，把它作为“武侠小说”那是不适当的。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如“林冲雪夜歼仇”、“武松打虎”、“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等等，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后世的武侠小说，受《水浒传》的影响最大。所以谈到中国的武侠小说，还是不能不提及《水浒传》。

《水浒传》的英雄已是比唐代武侠小说的“侠客”进了一步，他们并非只凭个人的力量，而是结成一股集体的力量反抗统治者的了。在艺术性方面，人物性格的刻画，也远远超过了前人。《水浒传》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宋江、卢俊义、林冲、鲁智深、李逵、阮小二，等等，各有各的性格，而且都是与他们的出身相吻合的。注意人物出身与性格的关联，这是《水浒传》的一个艺术特点。

但《水浒传》也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瑕疵，和其他文字遗产一样，它也是有精华，也有糟粕的。它一方面写了农民的起义，一方面又贯穿着要接受“招安”的妥协思想，以宋江为代表，他反抗的统治者只是贪官污吏，却不是皇帝本人。同时它将其他的农民领袖，如方腊、田庆、王虎等诬为盗寇，而宋江等人虽是被迫上梁山，却还是要“替天行道”的。这一个“道”，一方面是替百姓“打抱不平”，一方面又是替“天子”维持正统。所以才有了后来宋江接受招安，替朝廷“征四寇”之举。因此尽管它写了农民起义，还不能说是站在农民立场的。

不过尽管如此，在封建社会中能出现这样一本小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同时，它虽然以宋江为代表人物，贯穿了要维持正统的妥协思想，却也描写了“下层”出身的李逵、朱贵等人，蔑视皇帝的思想。如李逵几次提出要推倒大宋皇帝，被宋江压下，就是一例。因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水浒传》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应受重视的作品。

 一九六五年五月

补记：这是我早年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论述。论点颇受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影响，现在看来，是不够成熟的。为存其真，不作改动。至于我目前的史学观点请参看本书乙辑“师友忆往”中的《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一篇。

  一九九八年八月三日

附录：

梁羽生：中国的武与侠 随着时代改变

——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曾经写了三十年武侠小说，不敢说有什么写作心得，但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

顾名思义，它是有武有侠的小说。就武这方面来讲，它包括了不同门派的技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chinese kungfu），包括气功，包括各种兵器的使用。中国俗语“十八般武艺”，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侠的内容随着时代改变

中国一位学者周纬，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兵器史稿》，单是周代的剑已有十几种。暗器是侠士比较少用的，但单是清代的暗器就有三十四种。不过真正懂得武术的小说作家恐怕很少，像我就一窍不通。因此只能以意为之，比如用一句诗来表达那个意境。

侠的内容那就更丰富了，它的概念也是随着时代而变的。从古人对于侠的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赞门人子路的话，后来司马迁加上了“诺必诚”，作为他的游侠标准），到现代武侠小说作家，有的主张要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有的认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就是侠的行为”，有的认为只要是人类某些高贵品质的表现就是侠。

都可找到中华文化烙印

几乎每一位武侠小说作家，都有他对于侠的不同诠释。但不管怎样不同，在那些侠的身上，也总可以找到中华文化的烙印。或者是儒家的，或者是佛家的，或者是道家的。附带说一说，佛教虽然是从印度来的，但与中国文化结合，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成分了。有关“侠”的研究，有许多学者写了论文或专书，这里就不多说了。

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根据一般中国文学史的说法，正式的武侠小说，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文类意义上的小说，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杜光庭生于八五○年，死于九三三年，距离现在也有一千多年了。0甲辑 武侠因缘0

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

武侠小说虽有那么长远的历史，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它却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一样，不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严禁”的情况到了八十年代初才稍见松动。

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一九八○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萍踪侠影录》（the adventure of a wanderingswordman），一九八四年广州《羊城晚报》（那是一张在中国销量很大的报纸）连载我的《七剑下天山》（seven swordmen from mt. tian）。

中国大陆对武侠小说大开绿灯

到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我的《萍踪侠影录》被改编成京剧在北京演出。武侠小说这个“禁区”的裂缝好像越来越大了。不过，一直到那个时候，武侠小说还是未曾取得合法的地位。

一九八四年年底，中国第四届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应邀参加。大会分组讨论一些有关文艺的问题。“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也是讨论题目之一。正反两方面意见都有，有骂《羊城晚报》不该登武侠小说的，有欢迎武侠小说回归本土的。

会议没有作出结论。不过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中国大陆对武侠小说已是大开绿灯，金庸的作品以及其他港台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大陆通行无阻了。

把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

大陆近年兴起越来越旺的武侠热，不但有广大的读者，也有越来越多的作者。从“严禁”到武侠热，这是很大的变化。大陆评论家大都认为，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港台武侠小说的冲击。
在谈到“港台冲击波”的时候，也大都提到了金庸、梁羽生以及另一位已经去世了的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的名字。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嘉宾金庸先生。限于时间，我只能说一点，我认为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对接班人问题感到乐观

最后谈一谈我对武侠小说的展望，有些人对接班人的问题感到忧虑，我倒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有超过十一亿人口，有那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和作者，他们碰上的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千年难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因素加起来，虽然也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武侠小说作家，但根据数学上或然率来推算，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想起一首中国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原来的诗句是“各领风骚数百年”，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古人快得多，因此我改了一个字，改“百”为“十”。这也是我对年青一代中国武侠小说作者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