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暗室与启蒙之光

1922年冬，鲁迅为《呐喊》写下自序，回忆留日时看到日俄战争幻灯片里中国人麻木的表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一瞬间的视觉震撼，如同在历史的暗室中划亮了一根火柴，照亮了鲁迅一生文学事业的核心命题——如何唤醒沉睡的国民。

启蒙在鲁迅这里并非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一场灵魂的手术。当他发现传统中国犹如“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那些熟睡的人将要在无意识中被闷死时，他面临一个伦理困境：是让他们在沉睡中走向灭亡，还是冒险唤醒他们承受清醒的痛苦？鲁迅选择了后者，而这种选择使他的启蒙叙事从一开始就带有悲壮的底色与内在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