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陶渊明的田园作为伦理实践

义熙元年（405年）秋，四十一岁的陶渊明解印去职，作《归去来兮辞》。这个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转身”，不是退隐，而是一种积极的伦理选择——从“以心为形役”的官场牢笼，回归“田园将芜胡不归”的生命本真。他的田园，从来不是风景画，而是伦理实践的场域。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中的这幅农耕图景，蕴含着陶渊明自然观的基石：自然必须通过身体劳作去亲证。南山不只是观赏对象，更是需要与之合作、对话的生存伙伴。杂草与豆苗的博弈，晨昏的劳作节奏，都指向一种在土地中扎根的存在方式。这里的“自然”具有物质性、实践性，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命循环系统。

这种自然观有着深厚的儒家底色。《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的表述，将农耕提升到“道”的实践高度。孔子“吾不如老农”的谦逊，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