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文学的任务和功能历来都受到重视。尤其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公元前的孔子首先提出诗（文学）“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三国魏文帝曹丕，极重视文章的写作，认为文章可以“经国”，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王充也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对写作诗歌的目的作了更直截了当的阐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此，白居易说得更为明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这是古代诗人、作家、文论家这些关于文学任务和功能的论述，对后来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古典文学的政治倾向为民族发展集思广益，使民族精英进退裕回。历览前贤家与国，情文并茂的策论、政论、讽谏书对统治者所起到的作用，宏观来看，绝不容小觑。如贾谊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著有《新书》十卷，代表作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陈政事疏》（亦名《治安策》），《论积贮疏》等。《过秦论》总结了秦代兴亡的教训，实则昭汉之过。《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是批评时政之作，提出用“众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巩固中央集权制。要“驱民而归之农”，巩固政权。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文人不约而同的集体追求。中国古典文学家的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其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而文学在这些文学家手中主要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闷的消遣品，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其心理定势。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令人颇为遗憾的是，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不拔到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情怀；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无悔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襟抱，“士”文化人格“兼济天下”的理想从来就没能走上坦途，等待他们的更多的是穷愁失意或贬谪、污辱，甚至是拘捕、囚禁、流放和杀戮。

（二）古典文学的补史倾向为民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殷鉴。“纪实与虚构”是文学的本质，文学就是在纪实与虚构的张力之间的挣扎、寻找 和追问。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如此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与纪实文学的乳汁有着血肉难分的关系。鲁迅在写给徐懋庸的一封信上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不知道刘备、张飞、关羽的中国人恐怕也不多，而他们大都通过《三国演义》来知道的。纵使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文学作品，也因在长期的集体创作中，凝聚了中华民族“原型”思维的心理范式，召唤着人们意识深处沉睡的某种巨大的心理能量，因而老百姓事从来不考虑什么“三分史实，七分虚构”，而愿相信其是信史。文学作品不仅是客观的反映社会生活，如果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引起人们对现实不满，从而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使之合理，改造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如《水浒传》被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禁止阅读，他们认为这本小说“诲盗”，怕人读后，起来造他们的反。《水浒》也确实曾被后世起义者从军事上学习，从组织形式、绰号等方面加以效仿，甚至近代20世纪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游击战术也是从《水浒传》得到启发的。更有一代“诗圣”杜甫不仅用诗歌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古代史诗的缺失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史诗。

（三）古典文学的地志书写为民族发展增强了亲和力和向心力。“地志书写”乃是一种地方书写，亦即透过特定地方或景观的描绘，牵引读者去认识或建构一个地方的历史人文特色，常带有土地认同的情感意义。一种文学艺术的兴起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地理季候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往往给当地文学艺术镌铭地方个性，并对其发生和传播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已经被许多鲜活的个例所证实。作家与空间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关怀，它不只呈显在个别作家的作品里，也流露于文学集团具有地域视野的创作当中。一个地方的文学实际上记载了一部立体、感性的区域性文化史，其蕴涵的对于天候地收的感遇和劳动过程的体验，多能深刻地展示民间百姓生活和心灵的历史。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谁不说俺家乡好，好就好在地杰人灵，而地志书写则再现了浓浓的乡音、熟稔的景物、大好的河山、共同的苦难等等，读者一旦遭逢地景地貌的书写，便因其催化作用而更容易领略作者的情感，有利于勾起人们对同一片热土的挚爱，对同一个家国的热爱，对同一个民族的认同。地志书写的实质是在强调一种地缘的情结，其影响力是足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的。君不见“四面楚歌”唱垮了楚霸王强悍队伍的斗志，“窗前明月光”勾起了游子无尽的思乡之情……

（四）古典文学的哲理倾向为民族发展、祖国统一奠定了了理论根基。天地人心，精理为文，理趣美是古典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其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外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也密切相关。譬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精神，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天下大一统”思想有着历史渊源。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天下大一统之义，并热烈赞美大禹统一中国的功绩。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其时，学术百家强调“夏夷之辨”，莫不自思以易天下。孔子作《春秋》，主张“华夷一家”，这一思想经其弟子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观念的提升，再经《春秋》公羊学派的倡导，在战国时期加速向“天下大一统”观念发展。“天下大一统”观念体现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崛起的秦国顺应了这一趋势和方向，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五）古典文学的教育倾向对民族的和谐发展承载了导向职能。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包括“诗言志”传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传统、诸子散文说理传统、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统等。为此，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讲究美刺讽谏，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要求文艺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其实便蕴含有教育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创作、文学批评家在其理论主张中所体现和提出来的人文知识、劝导生活方式、劝诫人生不良、倡导道德伦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包括地理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爱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这是身为士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热衷并致力于以文学来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来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的结果。古人说，士以器识为先。同理，士的文学，亦先须有器识上的大气。生命格局大，表现为有志气，有自信，有天下担当。生命风调美，也表现为有才华，有魅力，足以使人向往追随。岳飞的一首《满江红》，李贺的一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唤起了无数热血男儿的报国志；林则徐的一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又激起了多少中华儿女投身到民族发展的洪流中，舍小家为大家。

（六）古典文学的抒情倾向为民族发展发挥了激起共鸣、沟通人心的凝聚作用。中国文化的深处，是人性的感动，是人心与人心的照面。读《出师表》而知忠，读《陈情表》而知孝，中国数千年的统治则一向以“臣忠子孝”治天下，于是中国古典文学便隐隐具有凝聚人心、教化众生之功效。中国文化最看重心灵相通，精神相感，对于诗文的评价，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古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开始就是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梁启超一篇《中国少年说》道出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声：“美哉，我中国少年；壮哉，我少年中国”！这种摧枯拉朽的情感力量与古典文学丰厚的审美意蕴、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深刻独到的人性思考一起发挥作用，对于交流情感、激起共鸣、沟通人心、众志成城、振奋精神、保家卫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七）古典文学的道德倾向为民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伦理基础。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是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因此，古典文学创作倾向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不良的风尚，则要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从先秦诸子以降，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关怀最终都是指向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建立以及新的社会理想模式的建构，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这是士人文化精神共同的价值取向。先秦时代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汉代的司马谴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后来唐代的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主张，要求文学为受封建专制主义迫害的人鸣不平。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古典文学的创作方法论的一脉相承对民族发展起到了凸现集体记忆、情系家国民族的积极作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由此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风”诗传统即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代代相传。前者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的两汉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唐代新乐府运动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代的关汉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学现象和杰出作家。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并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汉代的贾谊、曹植、阮籍、，两晋南北朝时的左思、鲍照，唐代的李白、李贺，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明代的吴承恩，清代的蒲松龄等优秀作家。由此，“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传统绵延不绝于华夏神州，“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文学发展也构成了民族发展的重要一环。

民族发展的原因错综复杂，而古典文学在其中起到的莫大作用决不容忽视。在经典文学面临“失重危机”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忘怀：中国古典文学中充满了人伦纲常、道德风范，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良风美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东方各国，直至今日，也到处可以看到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风范在现代生活中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