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文学的任务和功能历来都受到重视。尤其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公元前的孔子首先提出诗（文学）“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三国魏文帝曹丕，极重视文章的写作，认为文章可以“经国”，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王充也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对写作诗歌的目的作了更直截了当的阐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此，白居易说得更为明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这是古代诗人、作家、文论家这些关于文学任务和功能的论述，对后来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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