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岳
关于《红楼梦》，正如最近出版的《红楼梦学刊》在创刊词中所说的：我们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够，全面地科学地评价和阐发《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把古典作家的宝贵遗产真正变成广大群众手里的财富，仍然是我国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解放以来，除受“四人帮”观点干扰的一段时期以外，相对的说，对《红楼梦》的讨论和研究，在古典文学领域中还是首屈一指的。无论从有关《红楼梦》资料的搜集来说，或者从打开研讨的广阔道路来说，或者从出版有关《红楼梦》的专著来说，都说明许多论者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因为《红楼梦》这部巨著，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艺术表现上，都经得起我们不断地去钻研发掘，而问题的复杂性又的确使我们感到：“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够”。

从各个角度发表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本书的理解；但“全面地科学地评价和阐发《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应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中心课题。当然，这个中心课题的获得适当解决，并不是一蹴可几的；也必然有赖于从各个角度研究所得成果的推进。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不断开展从各个角度的广泛研讨，也要随时就中心课题提出一些值得共同商榷的意见，使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适当地加强联系，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和提高我们钻研问题的兴趣和水平。就目前有关本书的研究情况来说，这后一部分的工作似乎比较薄弱一些。

我对《红楼梦》只是一般的爱好者，没有下过钻研的功夫。不仅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对有关《红楼梦》的论著也读得比较少。不过我是一个古典文学教师，对中国文学史有关问题的探讨都有兴趣，《红楼梦》的问题也就自然会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积之既久，也就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愿意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希望抛出这一块砖，引出同志们的许多玉来!

一

最近重读何其芳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写的《论〈红楼梦〉》一文(见《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这篇文章总结了建国以来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红楼梦》问题的讨论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的内容很丰富，谈到的问题都很平正而又切实。时间虽然过了二十多年，仍然使我感到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重要论文，仍然给我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以很大的启发!在解放初展开的《红楼梦》讨论当中，大家很快就都发现《红楼梦》反封建的广泛性和强烈性，都感到是前所未有的文学作品。由于当时史学界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颇为流行，于是很自然地就有许多论者用来解释《红楼梦》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提得很明确的如：“红楼梦应该被认为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曹雪芹就是属于贵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兴的市民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人物”，“应该说他(指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见《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三集)。同时，又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戴震等在曹雪芹以前的清代著名思想家都说成是“新兴的市民的代表”，认为“《红楼梦》正面人物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与当时最进步的思想潮流互相辉映的”(见同上)。甚至对于《聊斋志异》、《桃花扇》、《儒林外史》等作品也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认为《红楼梦》和那些作品都“赋有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性质”(见《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四集)。当时学术界在《红楼梦》问题的讨论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1)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不同于西方，需要作缜密的研讨；(2)《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很复杂；(3)就当时的多数同志来说，学习马列主义的时间不长，生搬硬套的现象在所难免。何其芳同志在他的论文中，针对这种现象，用大量的篇幅，大体上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索、考察和分析：1、指出“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和欧洲的思想史文学史，是有很多具体的差异的”。虽然没有作深入的论述，但问题是提得比较明确的。2、全面掌握黄宗羲等思想家的学术观点来论证他们都不可能是“新兴的市民的代表”，并指出论者的片面性甚至断章取义来加以比附的不良现象，论述得切实而明确。3、从《红楼梦》原著的有关内容作了一定的重点分析，结果是都和市民思想对不上号。虽然作者曾说“我这里所能作的也不过是提出一些怀疑的意见而已”，但我认为无论从作者写作的态度和方法来说，都是实事求是的。何其芳同志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又曾说到当时许多论者的这种现象：“确定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的立场上，而又说他‘找不到出路’，这本身好象就是矛盾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问题的确提得很有趣也很有力量，主张《红楼梦》代表“新兴的市民”说者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在于：何其芳同志的这篇文章发表了二十多年，直到现在为止，或明或暗地主张《红楼梦》代表“新兴的市民”或“资本主义萌芽”说者，仍然是屡见不鲜，而结论也仍然是“找不到出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问题既然还存在，我们也就还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我们先从侧面的学术动态来观察、论证一下吧!在解放初，一般也是把龚自珍看作代表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近年来的评价渐趋平实，如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里面说他“并未能超出封建主义的框框”。就是最近发表的几篇论文，虽然有的强调“叛逆性”或“资本主义萌芽”，但也认为和曹雪芹一样“找不到出路”。

龚自珍晚于曹雪芹约八十年，他已经初步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真正处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夕。因此，他的诗、文、政论中所表现的反封建的思想，比之曹雪芹更为激烈、更为直接、也更为明确。但评论家为什么仍说他“并未能超出封建主义的框框”，或者认为和曹雪芹一样“找不到出路”呢?这个问题非本文所能回答，也不是本人的能力回答得了的，自然要留待史学专家去研究。但从这里可以得到启发：要论证龚自珍的思想是代表新兴力量的，尚且如此困难，要论证曹雪芹代表“新兴的市民”自然要更困难得多了。

无论是曹雪芹也好，龚自珍也好，认为他们都找不到出路，看不见光明的说法似乎是一致，或是可以取得一致的。那末，问题的分歧就应该出在对“资本主义萌芽”或“新兴的市民”作如何的解释上面了。

二

上文曾提到：何其芳同志就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不同于西方，作了一定的解释，也就是针对市民的不同涵义来说的。但因为马、恩大师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作过系统的论述，要彻底地解释清楚，就有待于继续研究。

最近我读到顾准同志的一篇遗稿《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内容很多，为了行文方便，这里有必要先作一个极简单的介绍：顾准同志这篇论文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接着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的，中国的情况显然有所不同，不可能从内部臊?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然后在这一论证的基础上，对中国停滞的原因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用顾准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于此可见：这篇论文涉及范围的广泛及其意义的重要。也正因为如此，才能附带地把我们在《红楼梦》讨论上存在的重点疑难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确，更加彻底。因为我们要“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固然必须把中国是如何走过来的历史规律探讨个清楚明白；而我们要论证《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自然更不能脱离历史规律的本来面目去寻求解释，这是不言而喻的。原文比较长，但通过上文的介绍，总的精神不难掌握。在这里我只再摘引一些对我们用来论证问题最有关联的语句：城邦国家，商业城邦，这都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其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这是西方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
中国从不缺少商业，……但是，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严格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不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这是中国传统和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

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更和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

“摆脱私人关系和私人服役制度的自治市‘地方自治体’兴起了，结果形成准备加入政界的新阶级”(作者引自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和刑是联在一起的，法绝对不和权联在一起。可是，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是和权联在一起。正因为城市具有特别的法权，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十九世纪中期，穆勒的书中，十分强调一切营业性事物都绝不宜由政府来办，这其实是十七至二十世纪三个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度。以此与中国汉代开始的盐铁国营，及其后连绵不绝直到清代的食盐官卖，广州十三行是皇商的传统相比，可以更加突出地看出它的特点。

尽管摘引的词句很难构成完整的系统，但作者通过中西文化发展的具体对比，切实而明确地使我们了解到：《红楼梦》时代的中国市民，决不可能和西欧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相提并论，它们中间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清初乃至鸦片战争以前还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有力论据，不仅可以解决《红楼梦》作者的思想性质问题；而且推而至于龚自珍的思想性质问题，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由于顾准同志的论文关系到中国现实建设的重要性，自然有待于有关方面的专家来作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的讨论；但就本文所摘引的部分来论证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原已作了许多探讨的基础上，可以说大大推进了一步，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红楼梦》代表“新兴的市民”或“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据王昆仑、王金陵同志写的《严格的要求，热情的爱护——回忆周总理对昆剧〈晴雯〉的一次讲话》一文中转述周总理的话：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期的中国，既无新兴的资产阶级，更没有无产阶级。康熙时，封建制度虽然已经衰落，处在崩溃前夕，但海禁未开，外国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无从传播，社会思想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因此，曹雪芹虽然有进步思想，但最后仍是没有出路，只好让宝玉出家当了和尚——这当犄?是高鹗所续，但他看过曹雪芹原来的目录嘛。｜又说：托尔斯泰比曹雪芹要晚一百年，尚且没有出路，何况曹雪芹呢?他反对科举，反对压迫妇女，但他无能为力，不能改变现状，他只能是个“半革命派”。周总理的话，自然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长期观察分析的结果，基本上也是和我们的论证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