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进先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著名的老专家。从一九二二年作《红楼梦辨》到一九六四年所写的《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批语》，俞平伯先生从事《红楼梦》研究前后就有四十多年，所写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著作有三、四十万言，此外，还做了大量的《红楼梦》版本校勘与资料辑录工作。俞平伯先生数十年的《红楼梦》研究应当如何评价，本文想从红学史的角度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

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是前期；一九五四年以后，是后期。前期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解放前，第二段是解放初期(到一九五四年十月)。

前期第一段的主要著作是《红楼梦辨》。俞先生在《红楼梦辨》的“引论”中说：“欧游归来的明年——一九二一——我返北京，其时胡适之正发布《红楼梦考证》，我友顾颉刚先生亦努力于《红楼梦》研究，于是研究的意兴方才感染到我。”许多人据此把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说成是受胡适个人影响的结果，这是片面的。俞先生在这里谈的是他做《红楼梦辨》的具体契机。如同不能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仅仅视为他个人“历史癖”与“考据癖”的发作，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也不应该仅仅看作是受胡适个人影响的结果。以胡适和俞平伯先生为代表的“新红学”的产生，有其时代和历史原因。^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以深刻影响并使之出现新的面貌。这方面，当时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随着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以白话为文学正宗”⑴的口号的提出，使《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一向不受重视的古代白话小说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一些学者重视探索和讨论白话文学的进步性，努力恢复被封建文人歪曲的古代优秀作品的本来面目。在这种进步的风气下，《红楼梦》当然要受到重视。例如钱玄同就说：“《红楼梦》断非诲淫，实是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纨裤公子耳。”⑵胡适从提倡白话文的角度，说“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曹诸人实地证明”⑶。胡适和俞平伯先生以治经籍的郑重态度研究《红楼梦》，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

从红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到了“五四”时期，旧红学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潮的传播，随着资产阶级文学观念的传播，旧红学“抉微”与“索隐”的荒诞可笑已经日益显露，扫荡旧红学的种种梦呓的时机已经成熟。胡适和俞平伯先生致力于《红楼梦》著者、时代与版本的考证，固然与胡适的形式主义的文学观相联系，但是，索隐派种种捕风捉影和牵强附会借以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红楼梦》的著者时代历来模糊不清，给各种游谈无根的谬说以极大便利。早在一九○四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说：“《红楼梦》自是我国美术史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作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一题目。”⑷王国维从文艺的特征和文学典型化的角度批判了索隐派的荒唐，但是他也没有去做他所强调的这一考证题目，所以也没有挖掉索隐派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后，索隐派不但没有销声敛迹，反而在“五四”以前出现了新的声势，《红楼梦索隐》、《石头记索隐》、《红楼梦释真》先后出版，而且都是洋洋洒洒，有的长达数十万言⑸。新红学从考证著者、时代、版本方面除旧布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抓住了旧红学的一个要害。

胡适广泛阅读清人笔记、志书与专著，钩稽了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一些史料，经过细心的发掘、爬梳和比勘，去伪订讹，对《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作了虽然疏阔但基本正确的结论。俞平伯先生《红楼梦》所辨的大致也在这个范围之内，但他主要“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高鹗的续书”⑹，细致深入地进行“斥伪返本”的工作，力图恢复曹雪芹原作的面目。《红楼梦考证》与《红楼梦辨》作为新红学的两部代表作，互相发明、补充与阐释，沉重地打击了充满神秘玄虚气氛的旧红学，扫荡了索隐派散布的种种迷雾，使《红楼梦》呈现了它的自然面目，使《红楼梦》研究从随意驰骋主观想象开始转到“知人论世”的平实状态上来，这是红学史上的一大转变。新红学关于《红楼梦》著者、时代、版本的考证成果，给《红楼梦》研究打下了一个初步的材料基础，为后来的《红楼梦》研究者所承认和利用，这是新红学的主要的历史功绩。^新红学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但也不能不涉及思想内容。新红学关于《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基本观点是“自传说”。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缩小和贬低为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大家庭‘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是一部“平谈无奇的自然主义杰作”⑺。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也由“自传说”出发去探索《红楼梦》的作意与主题，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自己身世”、“情场忏悔”，作者写自己的事体，自然无所谓“贬斥讪谤”，它的风格是“怨而不怒”的，其价值不过是“破闷醒目”、“避世消愁”的“不得进入近代文学之林”的“闲书”。俞平伯先生的这些看法，抹煞了《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古典小说反封建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

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前期第二段的著作主要是一九五四年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简论》。这一时期，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认识有了进步。《红楼梦简论》中说：“本书虽亦牵涉种族政治社会的一些问题，但主要的对象还是家庭，行将崩溃的封建地主家庭。”作者“对这个家庭，或这样这类的家庭抱什么态度呢?拥护赞美，还是批判暴露?”“细比较去，否定的成分多于肯定的”。俞平伯先生称赞《红楼梦》“综合了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小说的特长，加上作者独特的才华，创辟的见解，发为沈博绝丽的文章”，“它出现于文坛，如光芒万丈的的彗星一般”。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从感叹个人身世扩大到描写行将崩溃的地主家庭，从认为作者无所谓“贬斥讪谤”到承认作者对封建地主家庭有所否定，从认为《红楼梦》是“破闷醒目、避世消愁”的“闲书”到称之为“沈博绝丽的文章”和文坛的“彗星”，这是一个进步。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上的进步，当然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是这位老知识分子解放初期思想改造的进步在学术研究上的初步体现。^但是，抛弃旧的学术思想毕竟不是一件很轻易的事。虽然俞平伯先生抱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分析批判”《红楼梦》和“对广大的人民负责”的良好愿望，但是把这种愿望变成《红楼梦》研究的具体实践，并不是可以一蹴即就的。俞平伯先生由承认《红楼梦》的批判性转而去探求这种批判性的表现时，他不是从《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分析去阐述这种批判性，而是从字里行间探求“微言大义”，以《春秋》经传来比《红楼梦》，说什么“以《春秋》来比，则回目似经，本文似传”；俞平伯先生担心《红楼梦》描写的风月繁华会在读者中产生消极影响，又夸大了《红楼梦》的消极因素进而提出“风月宝鉴宜看反面”，全书都“必须反看”。此外，《红楼梦辨》中的“情场忏悔”说、“钗黛合一”说、“怨而不怒”说，在《红楼梦研究》中仍然沿袭下来。^俞平伯先生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红楼梦》研究中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是用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观点方法去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离开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这一基本事实，孤立地研究作品；在研究作品时又离开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去推断作者的主观意图，然后根据他所推断出来的作者的主观意图去评价整个作品。他不了解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作品，在阶级社会里必然反映不同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不了解文学作品是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这一不同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点。这种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和方法，使他必然不能正确评价这部现实主义巨著的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巨大的社会意义。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上暴露出来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上的错误，是从“五四”到解放初期三十年中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带有普遍性的错误。在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转折时期，在无产阶级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占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中，这种资产阶级唯心论理所当然的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在一九五四年开展的全国性的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中，俞平伯先生从批判的主流中，从那些认真对《红楼梦》和俞平伯先生的研究著作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而写出的细致说理的文章中，汲取正确的意见，对自己三十年《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⑻。此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一九五八年，俞平伯先生完成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校订整理工作。在校本《序言》中，他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认识，指出曹雪芹“从封建社会的核心去动摇种种腐朽的上层建筑而加以深刻的描写和抨弹。他用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青年的恋爱问题作为题材来反映那个特定时代的真实。我们读了《红楼梦》，仿佛看到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缩影。同时，也感到它深刻地批判了这个社会制度”。
从一九二二年的《红楼梦辨》，中经一九五四年的《红楼梦简论》，到一九五八年《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认识和评价，经历了一个由错误到正确、由肤浅到比较深刻的过程。

二

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范围主要是著者与版本的考证。在这方面，俞平伯先生做出了很多贡献。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斥伪返本”，恢复曹雪芹原作的本来面目。这项“斥伪返本”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辨伪，二是探佚，三是校勘。^《红楼梦》自从程高百二十回排印本流行以后，人们一直把它作为出自同一作者手笔的一部著作来接受。其间只有个别人怀疑和指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差异，例如裕瑞在清代嘉庆年间就说：“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墨，其为补著无疑。”说后四十回“诚所谓一善俱无，诸恶俱备之物”⑼。但是并没有人理睬这一看法。护花主人王雪香《新评绣象红楼梦全传》对后四十回同样一捧到底，而太平闲人张新之则对裕瑞的说法加以反驳：“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中结构，如常山蛇銦?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全身动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全无差别”⑽。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根据俞樾《小浮梅闲话》记载，指出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续，同时，又根据《郎潜纪闻二笔》《进士题名碑》《八旗文经》钩稽考证了高鹗的生平。但胡适主要是列出旁证证明后四十回出自高鹗续笔，而对续书与原作的差别的认识却很空泛与浮浅，并不足以彻底打破百二十回通行一百多年所造成的传统印象。俞平伯先生认为对后四十回不作“严切的指斥”，则“不足能打破因袭的笼统空气”，并非过甚其辞。全面、细致、深入地辨析续书与原作的差别，是俞平伯先生的劳绩。^俞平伯先生对续书的审辨与批评，主要是《高鹗续书底依据》和《后四十回底批评》两篇文章。前一篇从续书要“有所依据”即符合作者原意和“文情优美”这两项标准，分二十大项，辨析续书与原作那些地方相违背，那些地方虽然相合但“文情不佳”。俞平伯先生采取的方法是由后推前，按图索骥，在前八十回中找出高鹗续书的一百零八条依据，然后辨析那些依据确实属于曹雪芹对八十回后情节发展与人物结局的暗示与伏笔，因而高鹗从这些依据出发的续作部分大致合乎曹雪芹的原意；那些依据属于高鹗对前八十回只言片语的误解或曲解，因而从这些误解或曲解的所谓“依据”出发的续作部分便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烂熟于心，在辨析中目光犀利，抉剔入微，条剖缕析，论旨详明，确实是非常深入、令人信服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从思想艺术上对后四十回作了“严切的指斥”。^俞平伯先生对后四十回的批评，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在重要情节和人物的结局上违背曹雪芹的原意。续书写了贾家的“沐皇恩”，“延世泽”，“兰桂齐芳，家道复初”；写贾宝玉中举人，出家仙去，肉体成圣，封“文妙真人”，“全然不脱那些小说团圆迷的窠臼，大谬于作者的本意”。

(二)续书神怪灵异的情节层出不穷，“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这类弄鬼装妖的空气布满于四十回中间，令人不能卒读”，“文拙思俗”，与前八十回洁净的笔墨迥不相侔。

(三)一些重要人物的结局(如探春、香菱、凤姐等)不符原意，一些人物(如黛玉)思想言行前后矛盾，此外还有情节上的纰漏，人物下落不明(如小红)和年龄忽大忽小(如巧姐)等等。

(四)在内容结局上，后四十回的一半篇幅写了宝黛爱情悲剧与贾宝玉中举及出家，其他诸人的结局，则零碎而草率，是“精细的账簿”。曹雪芹前八十回丰富复杂的生活场景在后四十回中变得单调狭窄，庞大和谐的艺术结构被扭曲了。^俞平伯先生的结论是续作与原著“面目虽似，神情全非”。这八个字，可谓之确评。后四十回之所以如此，俞平伯先生认为主要在于高鹗思想性格的庸俗：^他(指高鹗)所信仰的，归纳起来有这三点：(1)功名富贵的偶象，所以写“中举人”，“复世职”，“发还家产”，“后嗣昌盛”。(2)神鬼仙佛的偶象，所以后四十回布满了这妖气。(3)名教的偶象，所以宝玉临行时必哭拜王夫人，既出家后，必在雪地拜贾政。

俞平伯先生指出高鹗思想的庸俗，“一方面羡慕白日飞升，一方面羡慕金章紫绶”，因而使续书从根本上说违背原意，这是正确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俞平伯先生反封建的进步的民主思想在学术研究中的反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其(指高鹗)补《红楼梦》在乾隆辛亥时，未中进士，“闲且惫矣”，故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⑾

俞平伯先生关于高鹗由于封建思想而使续书违背原作的看法，和鲁迅先生基本是一致的。^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斥伪返本”上另一项劳绩是“探佚”。他根据前八十回的伏笔、暗示和情节发展趋向，对八十回后原作的艺术构思作了推想。随着脂评本的陆续发现，他据脂评钩稽了八十回后的片断和情节凡十三项，概括说来主要包括：贾家彻底败落，子孙流散；曹家被抄没时，贾氏诸人被关进监牢，宝玉凤姐皆在内，小红茜雪有狱神庙慰宝玉之举；贾宝玉在贾家被抄没之后贫困潦倒，过着“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生活，后来才“悬崖撒手”，遁入空门；黛玉的结局是泪尽夭卒，情节亦与续书不同；湘云嫁卫若兰，凤姐的结局是被贾琏休弃，探春远嫁而无续书所写的归宁之事；惜春出家为尼，流落街头，“缁衣乞食”；袭人嫁蒋玉菡，夫妇曾供养过宝玉宝钗；巧姐被卖到娼寮，亏刘姥姥救出，等等。这些佚稿的情节，足可以证明曹雪芹原作全书结局与高鹗续书的思想倾向根本不同。在一九五四年的批判中，有人对俞平伯先生的这项成绩也完全加以否定，说这“只是新的索隐，新的猜谜”⑿，是毫无道理的。^解放后，俞平伯先生花费数年的功夫，进行《红楼梦》本文的校勘整理工作，对照已发现的各类版本，辨别异同，去伪订讹，整理出一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个校本，是《红楼梦》版本校勘的重要成果，同时，俞平伯先生还辑录了脂本评注，编成《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供研究者和读者参考。

在《红楼梦》的考证方面，俞平伯先生确有繁琐考证的倾向，例如《红楼梦研究》中考证“寿怡红群芳夜宴”的座次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在版本校勘上不放过枝节问题恰恰是认真细致的作风。一九五四年的批判中，有人批评俞平伯先生“竟然考证贾宝玉为什么净喝稀的”，查对一下事实，原来俞平伯先生《读红楼梦随笔》“贾宝玉为什么净喝稀的”这个小题目中，讲了个版本校勘上的问题：《红楼梦》第八回宝玉梨香院饮酒一段描写，通行本由于妄删文字和标点不当，结果这段文字变成宝玉一次居然喝了十几碗稀的，食量如牛。从恢复原作面目来说，或者使细节描写符合人物实际也好，把文字脱讹指出来加校改，这是应当的，这并不是什么繁琐考证问题。如果说这一个例子还只是俞平伯先生的细致的校勘使书中的文字恢复原貌，合情合理，那么，俞平伯先生所做的一些看去十分琐细的校勘，实际上关系到作品的思想内容问题。例如通行本《芙蓉诔》中有“直烈遭危，巾帼惨于雁塞”一句，俞平伯先生据庚辰本及脂评校为“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指出雪芹原作用的是《离骚》“鲧婞直以亡身，终然夭乎羽之野”两句的意思，“尝识婞直的鲧本是屈原的创见，作者翻‘婞直’为‘刚直’，仿佛更进了一步”。通行本改“羽野”为“雁塞”，以王昭君比晴雯，失掉了作者的意思”。类似这样重要的文字校勘，在八十回校本中是很多的。这种看来细若毫发的校勘整理工作，对恢复原作的面貌，深入研究《红楼梦》思想艺术价值，是一项做起来十分琐碎然而扎实有意义的工作。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辨伪、探佚和校勘上做出的成绩是十分可贵的。尽管这一工作还有不少缺点，还比较疏阔，但它的基本成果，达到了较好的恢复曹雪芹原作本来面目的目的，基本上从《红楼梦》抜?文抹掉了高鹗投下的封建主义的阴影。这一成果，多年来已被《红楼梦》研究者们所承认利用，作为探索曹雪芹世界观、创作意图、美学思想和研究《红楼梦》思想内容、社会意义由以出发的材料基础。如果没有这项辨伪存真的工作，象“旧红学”那样，原作与续作不分，真伪不分，囫囵吞枣地妄发议论，研究就会成为沙上筑室，缺乏可靠的基础。“新红学”包括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的材料基础方面的清理辨析工作，是不应当抹煞与贬低的。承认这一点，并在这一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科学的《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并不贬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的巨大理论威力，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一旦和翔实的材料相结合，就会显示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方法所不具备的科学性和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