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有无与“借事明义”——兼论索隐派
作者:王宪明
《红楼梦》开卷之“作者自云”明确告诉读者, 他已将“真事隐去”, 故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假语村言) 之名。全书将真假有无, 始终对勘。太虚幻境“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对联, 最为人乐道。
很多人把“真”“有”理解为故事原型、历史事实, 并大搞其索隐。这种做法虽未可全非, 但显然有舍本逐末之嫌。我们认为, 要真正理解真假有无的关系, 首先应当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借事明义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 作俑于《春秋》。
今天, 我们把《春秋》当作鲁国的编年史、甚至当作山东最早的方志看待。但当年孔子修此书, 却不以编史为意, 而以立法定制为心。历史著作要求据事直书, 登“真”“有”而黜“假”“无”, 征信考实,不虚美, 不隐善; 而孔子之作《春秋》, 则行笔削之微权, 隐括使就绳墨, 加以褒贬是非, 以见微言大义。
《春秋》不但对历史事实的真假有无、传闻异辞、矛盾癥牾不予关注, 甚至有意改变史实的本来面目, 以示予夺。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以霸主召周天子与诸侯会盟,《春秋》却书曰“天子狩于河阳”; 吴越之主皆自立为王, 而《春秋》却称之曰“子”。诸如此类, 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称之为“义本假借, 与事不相比附”。但皮氏同时又说:“然则《春秋》作伪欤? 不知为假借, 而疑作伪。”①
毫无疑问,“借事明义”是反历史的作法。这种方法与文学创作更接近一些。可惜后世史学家, 误会孔子之意, 自觉不自觉摹仿《春秋》笔法, 出现了郑樵所说的情况:“凡秉史笔者, 皆准《春秋》, 专事褒贬。”②有人说中国无信史, 与此不无关系。
古代有的史学家, 甚至取传奇小说所载之事, 录入史册。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有杨贵妃为安禄山请“洗儿钱”之事。此事两《唐书》所不见,《通典》、《会要》所不载, 仅见之《天宝遗事》这类无聊小说, 司马光采之, 绝非以纪实征信为心, 显然以资治、儆戒为目的。与《红楼梦》第五回“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异曲同工。冠冕堂皇的经史, 其所述之事, 尚非全是实录, 必真必有, 更何况稗官小说! 张竹坡云:“稗官者, 寓言也。其假捏一人, 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 亦必依山点石, 借海扬波。”③这是《春秋》借事明义在小说中的发展。《红楼梦》七十八回贾宝玉作《芙蓉诔》之前, 想到了《春秋左传》“潢 行潦, 蘩蕴藻, 可以羞王公, 荐鬼神”, 已见作者以小喻大, 以微见显之意。又云:“况且古人多有微词, 非自我今作俑也”。更见作者师法之所在。清代评点《红楼梦》者, 尤其是作者的知音脂砚斋, 一再说书中有“春秋笔法”、“春秋字法”,“史笔”,自是真知灼见。《春秋》是编年史体, 以文运事, 受诸多限制,《红楼梦》是传奇小说, 以文生事, 剪裁布置, 抑扬渲染, 皆随作者之意,“或用实典, 或设譬寓, 随意所之, 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 悲则以志言痛。辞达意尽为止, 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④所以我们读《红楼梦》, 关键在于把握作者善善恶恶, 予夺褒贬的立场,体会作者满纸荒唐言后的万难心事、无限沉痛, 探索其中反映的历史规律和时代精神。若忽视这些内容, 将小说中的情节、形象与历史事件、人物相比附, 对号入座, 不仅舍本逐末, 而且必然出现大量的牵强附会, 还会导致读者对小说片面、狭隘的理解, 变开张天岸马为局促辕下驹。什么明珠家事说、和糰家事说、张勇家事说、傅恒家事说、董小苑说、雍正夺嫡说, 曹雪芹自传说⋯⋯把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视为一家一人的阴私秘史, 这对《红楼梦》是何等的贬低。
《红楼梦》是一部诗化的小说, 我们可以以诗与历史的关系相喻。清代诗人中, 吴梅村最善咏史, 但因用典不切, 屡屡遭人讥议。连对他推崇倍至的赵翼也指摘其诗“与题不称, 而强为牵合”,“随手阑入, 不加检点”。⑤近人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序引黄宗羲“当以诗证史, 不当以史证诗”为之解, 最为合理。某些索隐派著作之所以可笑, 正是由于他们“以史证诗”。
当年鲁迅先生发表《阿Q 正传》时, 很多人以为作者在骂自己。先生作小说, 有时也的确顺便调侃、揶揄某些人。但阿Q 这个形象, 实集中了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某些劣根性, 直到今天,仍有无量众生会从阿Q 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与此同理,《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 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阀阅大家盛衰荣辱的共同特点, 人们自然可以从《红楼梦》产生前后的许多权贵之家的历史,看到荣宁二府的影子。索隐派找出的“本事”越多, 越证明作者塑造形象的典型性, 而对某一具体的索隐派, 也是最有力的驳斥。“索隐”二字, 在红学界某些人的眼里, 已经成了牵强附会的代名词。但这两个字, 本来还有些体面。《易·系辞上》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之语, 足见古人不废。致远必自迩, 索隐必自显, 所以《易》卦取象, 多日用平常之物。唐代司马贞撰《史记索隐》, 重在正音释义, 是一部平实周详的训诂之作。较之古人, 红学索隐派未免好奇过甚, 所以往往捷径窘步, 小禅自误。《红楼梦》七十八回贾宝玉感慨“微词”之绪不传,“尚古之风一洗皆尽”, 我们于红学索隐派, 实有同感。
平心而论, 索隐派在红学史上产生并层出不穷, 并非偶然。它与史学在古代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有关, 也与清代嘉庆以前文网森严致使文人记事委曲避讳不无关系, 更由《红楼梦》属辞比事有意大量设谜、若符若谶所造成。有些迷谶, 如第五回十二钗判词, 第五十一回薛宝琴怀古十谜, 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要破解这些谜谶, 索隐派使用的一些方法, 诸如拆字、射覆等等, 仍有用武之地。但毫无疑问, 这些方法不会也不应该成为研究《红楼梦》的主要方法。甚至可以说, 即使不破解这些谜谶, 也无妨于我们对《红楼梦》思想、风格的把握。正如我们读宋遗民郑思肖的《太极祭炼》、《锦钱余笑》、《心史》, 即使不理会“大无工十空”、“本穴世界”这些个笨谜和大量若符、若 、若誓、若偈、若铭、若谶的晦涩文字, 仍能体会到作者对赵宋王朝万折不回、昭之天日的丹心赤诚。
最后, 在反思索隐派的同时, 我们当然不要将它的外延扩大,把凡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作者生平家世进行研究者, 一概视为索隐派, 一概予以牵强附会之谥。知人论世的原则永不会过时, 对于《红楼梦》这部具有浓厚时代色彩和个性特征的作品, 尤不可偏废。
注 释:
① 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② 郑樵《通志·总序》。
③ 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
④ 《红楼梦》庚辰本第七十八回。
⑤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
《红楼梦》开卷之“作者自云”明确告诉读者, 他已将“真事隐去”, 故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假语村言) 之名。全书将真假有无, 始终对勘。太虚幻境“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对联, 最为人乐道。
很多人把“真”“有”理解为故事原型、历史事实, 并大搞其索隐。这种做法虽未可全非, 但显然有舍本逐末之嫌。我们认为, 要真正理解真假有无的关系, 首先应当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借事明义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 作俑于《春秋》。
今天, 我们把《春秋》当作鲁国的编年史、甚至当作山东最早的方志看待。但当年孔子修此书, 却不以编史为意, 而以立法定制为心。历史著作要求据事直书, 登“真”“有”而黜“假”“无”, 征信考实,不虚美, 不隐善; 而孔子之作《春秋》, 则行笔削之微权, 隐括使就绳墨, 加以褒贬是非, 以见微言大义。
《春秋》不但对历史事实的真假有无、传闻异辞、矛盾癥牾不予关注, 甚至有意改变史实的本来面目, 以示予夺。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以霸主召周天子与诸侯会盟,《春秋》却书曰“天子狩于河阳”; 吴越之主皆自立为王, 而《春秋》却称之曰“子”。诸如此类, 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称之为“义本假借, 与事不相比附”。但皮氏同时又说:“然则《春秋》作伪欤? 不知为假借, 而疑作伪。”①
毫无疑问,“借事明义”是反历史的作法。这种方法与文学创作更接近一些。可惜后世史学家, 误会孔子之意, 自觉不自觉摹仿《春秋》笔法, 出现了郑樵所说的情况:“凡秉史笔者, 皆准《春秋》, 专事褒贬。”②有人说中国无信史, 与此不无关系。
古代有的史学家, 甚至取传奇小说所载之事, 录入史册。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有杨贵妃为安禄山请“洗儿钱”之事。此事两《唐书》所不见,《通典》、《会要》所不载, 仅见之《天宝遗事》这类无聊小说, 司马光采之, 绝非以纪实征信为心, 显然以资治、儆戒为目的。与《红楼梦》第五回“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异曲同工。冠冕堂皇的经史, 其所述之事, 尚非全是实录, 必真必有, 更何况稗官小说! 张竹坡云:“稗官者, 寓言也。其假捏一人, 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 亦必依山点石, 借海扬波。”③这是《春秋》借事明义在小说中的发展。《红楼梦》七十八回贾宝玉作《芙蓉诔》之前, 想到了《春秋左传》“潢 行潦, 蘩蕴藻, 可以羞王公, 荐鬼神”, 已见作者以小喻大, 以微见显之意。又云:“况且古人多有微词, 非自我今作俑也”。更见作者师法之所在。清代评点《红楼梦》者, 尤其是作者的知音脂砚斋, 一再说书中有“春秋笔法”、“春秋字法”,“史笔”,自是真知灼见。《春秋》是编年史体, 以文运事, 受诸多限制,《红楼梦》是传奇小说, 以文生事, 剪裁布置, 抑扬渲染, 皆随作者之意,“或用实典, 或设譬寓, 随意所之, 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 悲则以志言痛。辞达意尽为止, 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④所以我们读《红楼梦》, 关键在于把握作者善善恶恶, 予夺褒贬的立场,体会作者满纸荒唐言后的万难心事、无限沉痛, 探索其中反映的历史规律和时代精神。若忽视这些内容, 将小说中的情节、形象与历史事件、人物相比附, 对号入座, 不仅舍本逐末, 而且必然出现大量的牵强附会, 还会导致读者对小说片面、狭隘的理解, 变开张天岸马为局促辕下驹。什么明珠家事说、和糰家事说、张勇家事说、傅恒家事说、董小苑说、雍正夺嫡说, 曹雪芹自传说⋯⋯把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视为一家一人的阴私秘史, 这对《红楼梦》是何等的贬低。
《红楼梦》是一部诗化的小说, 我们可以以诗与历史的关系相喻。清代诗人中, 吴梅村最善咏史, 但因用典不切, 屡屡遭人讥议。连对他推崇倍至的赵翼也指摘其诗“与题不称, 而强为牵合”,“随手阑入, 不加检点”。⑤近人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序引黄宗羲“当以诗证史, 不当以史证诗”为之解, 最为合理。某些索隐派著作之所以可笑, 正是由于他们“以史证诗”。
当年鲁迅先生发表《阿Q 正传》时, 很多人以为作者在骂自己。先生作小说, 有时也的确顺便调侃、揶揄某些人。但阿Q 这个形象, 实集中了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某些劣根性, 直到今天,仍有无量众生会从阿Q 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与此同理,《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 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阀阅大家盛衰荣辱的共同特点, 人们自然可以从《红楼梦》产生前后的许多权贵之家的历史,看到荣宁二府的影子。索隐派找出的“本事”越多, 越证明作者塑造形象的典型性, 而对某一具体的索隐派, 也是最有力的驳斥。“索隐”二字, 在红学界某些人的眼里, 已经成了牵强附会的代名词。但这两个字, 本来还有些体面。《易·系辞上》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之语, 足见古人不废。致远必自迩, 索隐必自显, 所以《易》卦取象, 多日用平常之物。唐代司马贞撰《史记索隐》, 重在正音释义, 是一部平实周详的训诂之作。较之古人, 红学索隐派未免好奇过甚, 所以往往捷径窘步, 小禅自误。《红楼梦》七十八回贾宝玉感慨“微词”之绪不传,“尚古之风一洗皆尽”, 我们于红学索隐派, 实有同感。
平心而论, 索隐派在红学史上产生并层出不穷, 并非偶然。它与史学在古代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有关, 也与清代嘉庆以前文网森严致使文人记事委曲避讳不无关系, 更由《红楼梦》属辞比事有意大量设谜、若符若谶所造成。有些迷谶, 如第五回十二钗判词, 第五十一回薛宝琴怀古十谜, 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要破解这些谜谶, 索隐派使用的一些方法, 诸如拆字、射覆等等, 仍有用武之地。但毫无疑问, 这些方法不会也不应该成为研究《红楼梦》的主要方法。甚至可以说, 即使不破解这些谜谶, 也无妨于我们对《红楼梦》思想、风格的把握。正如我们读宋遗民郑思肖的《太极祭炼》、《锦钱余笑》、《心史》, 即使不理会“大无工十空”、“本穴世界”这些个笨谜和大量若符、若 、若誓、若偈、若铭、若谶的晦涩文字, 仍能体会到作者对赵宋王朝万折不回、昭之天日的丹心赤诚。
最后, 在反思索隐派的同时, 我们当然不要将它的外延扩大,把凡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作者生平家世进行研究者, 一概视为索隐派, 一概予以牵强附会之谥。知人论世的原则永不会过时, 对于《红楼梦》这部具有浓厚时代色彩和个性特征的作品, 尤不可偏废。
注 释:
① 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② 郑樵《通志·总序》。
③ 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
④ 《红楼梦》庚辰本第七十八回。
⑤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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