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寅宾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元代以后，宋儒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成为钦定的正宗哲学，元明清三朝的文化，包括文学，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它的影响。《红楼梦》第二回，通过贾雨村与冷子兴的谈话，曾提到“程、朱”，可见曹雪芹是接触过程朱理学的。二程朱熹曾将人的本性分为“人欲”与“天理”两个部分。文学是人学，《红楼梦》在揭示人物的本性的时候，自然不可避免地也会接触到程朱所说的“理”与“欲”。

一、《红楼梦》对“人欲”的描写

“人欲”“天理”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宋儒首次提出来的。《礼记•乐记》中就有“灭天理而穷人欲”的话，《礼记•札运》还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话成为了宋儒理欲学说的滥觞。从汉儒到宋儒，他们所说的人欲，主要是指的食欲与情欲。^中国的古人，提倡诗言志、文以载道，因此，传统诗文对人的情欲的描写是不大充分的。宋元以来，白话小说兴起。白话小说的内容是以描写客观的人物为主，因此，它对人的情欲的描写，较之传统诗文更为充分。在《红楼梦》以前，元明白话小说对情欲的描写，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为代表。这两部小说在塑造正面英雄形象时，很少描写他们的情欲，甚至用不近女色的情节来表现他们的英雄性格。例如，《三国志演义》写关羽的秉烛达旦、赵云的拒绝赵范说媒，《水浒传》写武松斥嫂、鲁智深教训周通等，均是如此。另一类以《金瓶梅》全书和《三言》《二拍》的部分篇章为代表。这三部作品对男女的大欲，都有露骨的描写。

在对待情欲问题上，《红楼梦》继承的显然不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所提倡的不近女色的传统。《红楼梦》并不主张禁欲。这具体表现在它对贾敬、妙玉两个形象的塑造上。贾敬“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别事一概不管。”(第二回)对于这样一个摒除情欲、“一心想作神仙”的人物，作者并没有歌颂他。第五回“十二支曲”说“箕裘颓堕皆从敬”，还把他列为“败家”的罪魁祸首之一。妙玉遁入空门，辜负了红粉春色，作者也没有称赞她。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题词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之语，作者对这个禁不住情欲的女尼，显然是采取嘲讽态度的。汉代以后，在中国广泛流行的佛教与道教，其教义都是主张禁欲的。佛教道教教规中均有“五戒”，其中有一戒均是“不邪淫”(分别见佛教《大乘义章》卷十二、道教《初真戒》)。从《红楼梦》所塑造的贾敬、妙玉这两个学道、学佛的艺术形象来看，作者显然不赞成佛教道教中的禁欲主义。

在对待情欲问题上，《红楼梦》继承的是《金瓶梅》、《三言》《二拍》的传统。这一点，近代苏曼殊已经谈到了。他说：“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也。”(转引自阿英《小说闲谈金瓶梅辨》)但是，这种继承是批判的继承，《红楼梦》对《金瓶梅》表现情欲的艺术经验是经过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工夫的。这表现在：《金瓶梅》宣扬纵欲，而《红楼梦》反对纵欲。在前八十回中，作品也写了几个反面人物纵欲的场面，但都是以警戒的态度或以批判的态度来写的。首先是十一、十二回的“见熙凤贾瑞起淫心。”这个场面显然表现了作者的两点创作意图：第一点是为了表现王熙凤的狠毒性格，如同十二回脂评所说，是为了表现“凤姐之毒”；第二点是为“风月宝鉴”提供一个实例，“戒妄动风月之情”(脂评第一回“凡例”语)。贾瑞是一个“欲根未断”(脂评语)的人物，他拿起“ 风月宝鉴来”，正照见一个美丽的凤姐，反照则“只见一个骷髅儿”。作者创造“风月宝鉴”的用意十分明显，这是具体说明纵俗会招来亡身的后果。另一个场面是二十一回写贾琏与多姑娘的淫乱。与《金瓶梅》对西门庆的荒淫生活采取欣赏态度不同，《红楼梦》对贾琏的纵欲是采取严肃的否定态度的。正文写贾琏是“丑态毕露”，这个词语，表现了作者严肃的审美判断，作者是把贾琏的纵欲当作丑恶的行为来描写的。小说为什么要描写这个场面呢?脂评深入地分析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一〉、这是为“阿凤生日泼醋回”作“伏线千里之笔”，即为后文四十四回描写王熙凤这个“夜叉星”形象远远埋下伏笔。〈二〉、这是描写反面人物贾琏形象的需要。贾琏的特点是“不喜务正”(第二回冷子兴语)，是个“浪荡子”(六十四回回目)，纯洁的正经场面是显露不出这个人物的浪荡性格的。这回的脂评说得中肯：“一部书中只有此一般丑极太露之文，写于贾琏身上，恰极当极。”这就说明，这段文字虽是《红楼梦》中描写两性关系最“丑”最“露”之文，但作者写这段文字，不是出于低级趣味，而是出于表现反面人物荒淫腐朽本质的艺术需要。^《红楼梦》的情欲观，主要体现在它所塑造的正面主人公贾宝玉的艺术形象中。小说写贾宝玉作为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人，他也是具有古人所说的男女大欲的，这具体见于第六回开头写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的情节中。《红楼梦》对贾宝玉的性爱描写，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它只是在五、六回写贾宝玉“渐省人事”时有生理本能的流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用理性控制住了这种本能，此后再未犯过。从他与林黛玉的关系来看，虽然他从小与黛玉“熟惯”“亲密”(第五回)，但他从未亵渎过黛玉，甚至从未去注意黛玉的肉体美。他对黛玉只是保持一种“深敬”的纯洁感情(三十六回)。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不涉淫滥”，不用“淫秽污臭”的“风月笔墨”(第一回语)，这正是《红楼梦》比《金瓶梅》健康之处。
《红楼梦》情欲观的新因素，主要体现在它所提出的“意淫”说。脂评说意淫“二字新雅”。新雅者，新颖而高雅也。什么叫“意淫”?《红楼梦》第五回借警幻仙姑之口，有一个简明的解释，即“痴情”。脂评又说：“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综合作品本身与脂砚斋的说法，《红楼梦》中所说的“意淫”，即是一种男方对女方非常体贴的痴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真挚的爱情。《红楼梦》中的“意淫”，也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意淫者”与“云雨无时”的“皮肤滥淫之蠢物”有根本的区别。这也就是说，这种“意淫”完全不同于兽欲，它已超越了生理本能，而是指男女间精神上互相爱恋的感情。第二点，这种意淫，已不单指人的生物属性或自然属性，还带有社会属性。这种社会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感情对于“闺阁”女子来说，“可为良友”，也就是说，这是对女子的一种善良的真诚的友谊。另一方面，这种感情，对于封建社会的世道，构成了叛逆，即书中警幻仙姑所说“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这就是说，这种感情受到封建社会卫道士们的诽谤与仇视。由此可见，这种感情已带有反封建的社会属性。

二、《红楼梦》对“天理”的揭示

宋儒所说的人性中的“天理”，是指人性中天赋的道德。朱熹曾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朱文公集》卷四十《答何叔京》)仁义礼智信，是汉代儒家所鼓吹的“五常”，即五项常行不变的道德伦理。后来，宋儒把汉儒所说的纲常伦理，说成是人所禀赋的天理。宋儒所说的天理，虽然包括“仁义礼智”几种道德观念，但“礼”是其中的一项主要的道德观念。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曾说：“礼，即理之节文也。”(见《论语为政》集注)他又说：“今复礼，便是天理”，“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朱子语类》卷四十二)战国时，荀子就主张用“礼”来节制人的情欲，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荀子•修身》)《礼记•乐记》已经包含有天理与人欲对立的思想，后来，宋儒就是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了倡天理遏人欲的理论。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反映在中国文学史上，便是礼与情的关系。

《红楼梦》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待情与礼的关系问题上，显然可分为以下二类：一类是歌颂情与礼的统一。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便是汉人所作的《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种理论，承认情感是人的本性，但必须接受礼义(即宋儒所说的“理”)的限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是《琵琶记》。该剧第一出说：“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又说：“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这些话表明，在该剧中，爱情和礼教是统一的。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是《好逑传》。该书的男主角铁中玉，坚守纲常，遇事以礼教自持。女主角水冰心，也是一个“讲道学的奇女子。”二人之间“一举一动，有情有礼。”后来，双方家长同意他们结婚，他二人“奉父母之命，两番花烛，而犹然不肯失身，欲以保全名节，以表名教。”所以，在这本小说中，情与礼也是统一的。^另一类是反映情与礼的矛盾。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汤显祖所说的“师讲性，某讲情”(转引自《王季重批点牡丹亭题词》)。这里的性指性理，即天理。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元杂剧《西厢记》与明传奇《牡丹亭》。《孟子滕文公》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窬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是承认男女之欲的，但是他认为男女的婚姻必须在礼(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范下进行。而《西厢记》与《牡丹亭》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是与《孟子》所规定的礼教相违背的。^《红楼梦》在情与礼的问题上，没有继承《琵琶记》、《好逑传》代表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而是继承了《西厢记》、《牡丹亭》所代表的情与礼对立的传统。该书二十三回回目是：“《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这个回目便清楚地表明了《红楼梦》在情礼方面的倾向性。

《红楼梦》全书贯穿了情与礼的矛盾，亦即人欲与天理的矛盾。为此，它塑造了对待理欲态度不同的两个典型人物。

一是贾宝玉。二十一回脂评说他“重情不重礼”，这句话是准确地概括了他思想性格的主要特点的。贾宝玉是重情的。第五回“十二支曲”开头二句“开辟鸿蒙，谁为情种”，脂评说这个“情种”既是指“作者”，又是指“石头”(宝玉)。宝玉正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情种”。贾宝玉的轻礼，是多方面的。封建社会的礼，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三十六回写他不赞成“忠烈”“名节”，这就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礼中的最高道德规范。封建社会的礼，同时又是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三十六回写“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这就是说，他變?厌遵守当时上层社会诸男人的行为规范，即礼仪、礼节。封建社会的礼，还包括等级制度。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曾说：“礼，谓制度品节也。”(《论语•为政》集注)六十六回写贾府的家童兴儿对尤二姐说：“(宝玉)也没个刚气儿，有一遭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责备。”这些地方说明他轻视“贵贱有别”的等级制度。他的重情轻礼，也就是重人欲轻天理。

二是薛宝钗。二十二回脂评说她“天性从礼”，这句话也是准确地概括了她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特点的。她身上兼备着《周礼》所要求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她既维护孔孟之道，又维护程朱理学，这见于五十六回她与探春的辩论。她对程朱的倡天理遏人欲的教条是身体力行的。她一方面恪守天理，另一方面对人欲十分冷谈。她是一位冷美人，四十回写她的住房“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这说明她的人欲较之其他女孩子远为淡泊。第七回写她吃的是“冷香丸”，脂评说她不仅“香可冷”，而且“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这些话说明，她能对一切人欲淡然处之。所以，她是一个倡天理遏人欲的典型。

《红楼梦》围绕这两个典型人物对人欲与天理的矛盾作了多方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