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兆新
1951年邓拓同志提出，《红楼梦》是“代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作品”，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这就是所谓“市民说”的起源。30多年以来，上述基本论点流传甚广，并得到了许多同志的补充和发展。其实，如果把“市民说”称作“资本主义萌芽说”，也许更恰当。因为邓拓等同志所用的“市民”一词，专指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市民，而不是泛指其它城市居民。“市民说”的内容很丰富，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怎样认识明代至清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二，怎样认识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性质。第三，怎样认识《红楼梦》与社会背景的联系。本文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对“市民说”提出质疑。
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即明代万历年间，我国苏州、杭州和广东佛山的个别手工业部门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萌芽在明清之际遭到破坏，清中叶又恢复和发展起来。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大作坊和手工工场比明代有所增加，而且分布在较多的地区和行业之中；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现象开始出现；农村中产生了少数经营地主和佃富农，他们所使用的雇工，具有自由劳动者的身分。然而直到18世纪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手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微弱。从国民经济的整体上看，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旧居于支配地位。城镇独立的手工业中，官营手工业和封建性的手工作坊，也占压倒优势。封建经济犹如参天古木，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稀疏的幼苗，它的成长过程异常迟缓和曲折，甚至有时中断。
但是持“市民说”的同志，对于明代至清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往往估计过高。例如刘梦溪同志在《红楼梦新论》(以下简称《新论》)一书中说：大量可靠史料表明，早在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间，即公元15、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产生了，至万历年间有较大的发展。当时城市经济日趋活跃，出现了许多规模宏大的手工工场，有的城市仅织染工人就有近万人，大都是从农村逃离出来的，这正是资本形成的第一阶段，即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在农村市镇中的分离。另一方面，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私有化和商业化程度有所提高……同时，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国内外贸易额迅速增加……尽管这些生产关系中新的因素当时还比较弱小，且发展之初便受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重重束缚，但它对封建经济毕竟有一定分解的作用，从发展看，它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这段话中有些论点值得商榷。

第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可靠的史料，表明正德、嘉靖年间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也没有发现任何可靠的史料，表明资本主义萌芽“至万历年间有较大的发展”。万历年间规模宏大的手工工场，主要是官办手工工场，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万历年间苏州的染工和织工各有数千人，他们大部分受雇于小业主，而非受雇于资本家。因此，不能依据这类工人的数量，推测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

第二，《新论》说“资本形成的第一阶段”是“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在农村市镇中的分离”，这不符合事实。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一般要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在农村市镇中的分离，不能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它贯穿于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两个阶段之中，到大机器工业阶段才最后完成。明代万历年间，并没有宊?现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在农村市镇中的分离。

第三，“土地的私有化和商业化”，不宜算作“生产关系中的新的因素”。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就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明代后期土地私有化的程度有所提高，但这种提高，没有改变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土地商业化”这一术语的含义不太明确，可能指土地自由买卖。明代后期，土地自由买卖没有对地主制经济造成危害，恰恰相反，它成了保证地主制经济顺利运转的一个重要杠杆。

第四，封建时代的商业资本，乃是自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只有当商业资本直接控制手工业生产，并把个体手工业者变成雇佣工人的时候，它才转化为产业资本。然而万历年间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因此，万历年间的商业资本，不属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范畴，也不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由上可见，《新论》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描述，背离了历史上的真实情况。

冯其庸同志认为，清代官办的江宁织造局，“也实行着雇佣劳动和货币工资，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刘梦溪同志则在《新论》一书中大量征引有关苏州织造局的史料，然后说：我们较详细地征引上述资料，是为了说明曹雪芹童年和少年生活过的南京、苏州一带，到康、雍、乾统治时期，纺织业已经相当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又有了新的发展……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颙和曹岪，祖孙三代四人前后任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而苏州织造李煦则是曹寅的内兄。这种联姻的关系，把南京和苏州的纺织业联结在一起互相照应，荣损与俱。

这样一来，曹寅和李煦等封建官僚，就成了南京和苏州的纺织业的代表，同时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早在20多年以前，彭泽益同志即已指出：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织造局，生产资料属于封建国家所有，由政府官员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其产品绝大部分不是商品，而是缴纳给朝廷的贡品。明代征发工匠到局中服役，清代使用招募的工匠，但这种招募仍带有强迫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的雇佣方式不同。工匠所得的工价银，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货币工资。因此，织造局与资本主义萌芽毫不沾边。清代的江宁织造局和苏州织造局，都代表不了当地的整个丝织业或纺织业。恰恰相反，它们的存在，对于民间丝织业的发展，起到了压抑和破坏的作用。冯、刘两同志没弄清织造局的性质，结果把封建主义经济因素算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

二、关于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性质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速度很慢，直到18世纪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它在农业中仍然微不足道，在手工业中也只占很小的比重。因此，它没能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没发生很大的影响。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没有进入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然而，持“市民说”的同志，对于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性质，作出了另外一种判断。例如李希凡同志和蓝翎同志说：明末清初商品经济遭到破坏后，到了乾隆时代又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商业资本的发展更是惊人……这时和外国商品接触的频繁也是空前的……可见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具备了资本主义原始蓄积期的一些特点。

《红楼梦》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即将崩溃时期的本质……从这画幅里同时也能看到国内外的工商业资本怎样动摇着封建统治者的经济基础，怎样把它导向崩溃的道路上去。乾隆年间商业资本确实很活跃，某些富商巨贾的财产，可折合银子数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但这种商业赊?本的积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具有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乃是以暴力剥夺为主要手段，强迫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并把大量货币财富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的过程。中国18世纪没出现这样的过程。另外，雍正、乾隆年间实行闭关禁海政策，进口商品数量较少，很难对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什么影响。从《红楼梦》中可以看出，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助长了贾家的奢靡之风，使贾家在经济上入不敷出，以致陷于破产。但一部分贵族、官僚、地主可以没落，另一部分贵族、官僚、地主可以上升。《红楼梦》中的孙绍祖家和桂花夏家，就是正在上升的官僚或地主家庭。因此，贾家的没落，丝毫不能证明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动摇，或者被导向崩溃的道路。确凿的统计资料告诉我们：邪片战争以后的五口通商时期，中国原有的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对于外国商品的侵入，尚且发挥出顽强的抵抗能力。18世纪国内和国外商业资本对于封建主义经济基础所起的分解作用，就更加微不足道了。

李希凡、蓝翎同志认为18世纪正处于“封建社会崩溃前夕”。刘梦溪同志则更进一步，认为清代封建社会已开始解体。他说：我们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朝已经到了末期，它的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孕育和发展，是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并进入末期的最根本的标志。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最初都很微弱，很不明显，整个社会几乎觉察不到它的存在。它不可能成为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并进入末期的根本标志。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追溯到公元14世纪，当时还处于中世纪中期，封建社会并没有开始解体。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解体和资本主义要素得到解放，指的是15世纪末和16、17世纪西欧的情况，而不是14世纪西欧的情况。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只是以“蜗牛爬行的进度”缓慢发展。15世纪末，由于开辟了通往美洲和通往印度的新航线，欧洲商品的市场一下子扩大了几十倍，这就促使资本主义因素迅速成长。然而中国直到18世纪，也不具备导致资本主义因素迅速成长的历史条件，所以旧生产方式没受到新生产方式持续和强有力的冲击。小农业与家庭棉纺织业相结合，构成了清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主要内容。18世纪棉纺织业基本上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可见自然经济链条中的决定性环节没有破裂⑹。当时地主制仍很牢固，地主的数量和地主阶级占有田地的数量还在增加。直到曹雪芹逝世100年之后，即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廉价的洋纱洋布和其它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侵略者直接控制中国海关，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也只是局部解体，在广大农村中基本上没有解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⑴。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才真正解体和崩溃。这时距曹雪芹逝世已将近两个世纪。

综上所述，应避免夸大明清两朝资本主义萌芽所起的作用，否则对于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性质，就可能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