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大姐在《红楼梦》的众多人物形象中，可以说是次而又次者．她只不过是贾母房内的粗使丫头，相貌既不佳，且又傻里傻气．不要说贵族小姐她难望其项背，就是在丫环仆女当中，她也只能入于下而又下者之列：她在全书中只有两次出场，描写她的文字总共只有一千五百来字。然而，她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在她身上同样体现了作者苦心经营的匠心；她的形象同样闪烁着灼灼的艺术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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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七十三回写了傻大姐的第一次出场，情节是既平常又简单的．说她没事儿到大观园中玩耍，在山石背后捉促织，无意中拾了个花红柳绿的绣香囊。那绣香囊“一面绣着两个人，赤条条地抱着，一面是几个字”。她并不知道这是“春意儿”，还以为是“两个妖精打架”呢．她“左右猜解不来，正要拿去给贾母看”，却不料遇到了也来园内走走的邢夫人。邢夫人一看大惊失色，吓唬她说，要叫别人知道了就要打死她，吓得她脸顿时蜡黄，呆呆而去。傻大姐哪里知道，这小小的绣香囊给大观园惹下了祸端

大观园本是贾府为元妃省亲所建的。它不仅是贾府“烈火烹油”般荣华富贵鼎盛的重要标志，也是作者为其讴歌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以及其他仙姝般闺阁女子们特设的人间仙境。这儿奇花异草、水榭阁台、小桥流水、山石洞府、通幽曲径等等诸景俱备，景色极其宜人，环境极其幽美。贾宝玉、林黛玉等人居住其间，尽管不少时候也有烦恼，也有矛盾纠葛，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则可以纵情地说，驰骋地想，开怀地笑，痛快地哭；可以观花赏月，赋诗作画；可以不受世俗浊气的熏染；可以隔离那些“须眉浊物”的纠缠。他们在这儿欢度着青春期最美好的时光，舒展着各自独有的性情。他们赋予了大观园以灵性秀气，使之充满盎然生机，大观园也成了他们得以保持纯情、圣洁的一片乐土。但是，大观园毕竟不是建在超凡入圣的天上，而是建在冷酷现实的地上。贾府的主子们本是奉元妃之命，才让他们居住其中的，只准他们遵守封建礼法，岂让他们任性所为！因此，当他们的行为在贾府主子们看来有“越轨”苗头的时候，他们的人权被践踏、人性被摧残的厄运就不可避免了．傻大姐拾绣香囊的事件就是促使他们这种厄运来临的直接诱因。《红楼梦》在第74回中写王夫人“惑奸谗抄检大观园”就是以此为借口的。

傻大姐拾到的绣香囊，不过是少男少女之间欢爱的私藏物。这东西对于未婚的少男少女来说固然不雅，但它既非大观园内纯情少女们所为，且又是丢在常人罕至的山石背后，拾到它藏起来或者毁掉它也就可完事了，大可不必为此而兴师动众去抄检。然而，这只反映人之自然本性的物件，让贾府的主子们从中嗅到了对封建纲常名教叛逆的味来，因而视若洪水猛兽，便借此而对大观园大张挞伐了。

王夫人抄检大观园，不仅把大观园搅得神鬼不宁、乌烟瘴气，而且使贾宝玉、林黛玉以及其他少女们蒙受了冤枉，性情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从此以后，大观园再没有以前那样盎然生机了，不仅再没了“争联即诗”的欢活，而且这里的主人们也都先后一个一个地走向了自己悲剧命运的归宿，以至于最后它成了满目萧索的废园。由此看来，抄检大观园是《红楼梦》故事的重大转折，也是其悲剧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而这一大转、高潮则是由傻大姐直接推动的。

不仅如此，傻大姐又推动了《红楼梦》第二个更大的高潮的出现。在《红楼梦》第96回中，傻大姐于无意间又做了一件傻事。原来贾宝玉失玉之后，神志昏馈，为了给他“冲喜”，便准备给他完婚；又为了在贾政赴外任前了结此事，凤姐就和贾母、王夫人等密谋，设了“掉包计”，瞒着宝玉和黛玉，要将薛宝钗嫁给宝玉。这“掉包计”本是严令，“外头一概不许提起”的，却不料被傻大姐走漏了消息。因她说了句“咱们明儿更热闹了，又是宝姑娘，又是宝二奶奶，这可怎么叫呢”，就挨了珍珠姐姐一嘴巴。她十分委屈，就来到沁芳桥边山石背后哭泣。不料恰巧碰上了走出潇湘馆的林黛玉，她便在诉说委屈中泄露了“掉包计”的机关，致使此时林黛玉“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倒在一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来了”。傻大姐无意间泄露了机关，等于给林黛玉送来了催命符，使她从此后一病不起，以至于香消玉殒，“魂归离恨天”。

贾宝玉、林黛玉的“自由恋爱”，两心相许，本来是大悖于封建礼法的，凤姐巧设的“掉包计”终究是要真相大白的，这就决定了宝黛爱情的悲剧迟早都会发生的。但是，傻大姐泄机关促使了形势的急转直下。设若没有傻大姐向林黛玉泄机关，林黛玉就可能会多活几天，就不可能恰恰在宝玉、宝钗进洞房时死去。而正是傻大姐才促成了这一“喜”、一悲的事件同时发生，构成了鬼使神策的巧合，从而把宝黛爱情的悲剧推向了高潮的顶峰，产生了撼人肺腑的力量。

傻大姐两次出场．都在《红楼梦》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外，她对《红楼梦》悲剧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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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大姐之所以能对《红楼梦》悲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她的2“傻”。假若她不傻，就会猜解出绣香囊的意思，就不会将它交给邢夫人，王夫，抄检大观园也就没了借口；假若她不傻，她就不会“混说”，也就挨不了嘴巴，受不了委屈，来不到沁芳桥边山石背后哭泣，遇不到林黛玉，从而也不会泄露机关，使林黛玉那么快地死去，使“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和“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这一“喜”一“悲”的事件巧合在一起，构成《红楼梦》悲剧发展最撼动人心的高潮。

傻大姐之所以能对《红楼梦》悲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她的年龄不大，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她才十四岁，童心未泯。她又被安排在贾母处做粗活，手脚又麻利，且因“心性愚顽，一无知识”，出言可以发笑，所以赢得贾母的欢心，即使有什么错处，也不责怪他。有了这样不大的年龄，这样特殊的身份、地位，她才得以“没事时”可以到大观园内去玩耍，才有可能到常人罕至的山石背后捉促织，从而拾到绣香囊。又由于她在贾母处，才得以听到“掉包计”的密谋。可见，这个次而又次的角色，下而又下的人物，作者对她的描写和叙述，看似是那么不经意的。在第七十三回中，作者写道：



“邢夫人在王夫人处坐了一回，也要到园内走走。刚至园门前，只见贾母房内的小丫头子，名唤傻大姐的．笑嘻嘻地走来，手里拿了个花红柳绿的东西，低头瞧着只管走，不防迎头撞见邢夫友，抬头看见，方才站住。”

傻大姐的出场是那么自然。邢夫人只是“要到园内走走”，无意间发现了傻大姐。而傻大姐也是无意间拾到了绣香囊，无意间碰上了邢夫人，而就在这无意之间却掀起了后来故事发展的波澜。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和叙述．构成了《红楼梦》情节构思的浑然天成的艺术美。《红楼梦》描述傻大姐第二次出场是在第九十六回。世人多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原著，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书。而高鹗这后四十回续书多遭一些人的贬斥。但是，就傻大姐形象的塑造上来看，续书作者还是秉承原书作者构思的意向的，不仅使傻大姐泄机关的情节与拾绣香囊的情节一脉相通，而且使傻大姐的形象更富有立体感．并且保持了原作浑然天成的艺术美。且看对傻大姐在这一回中的描写：

“一日，黛玉早饭后，带着紫鹤到贾母这边来，一则请安，二刘也为自己散闷。出了潇湘馆，走了几步，忽然怨起忘了手绢子来，因叫紫鹃回去取来，自己却慢慢的走着等他。刚走到沁芳桥那边山石背后当日同宝玉葬花之处，忽听一个人鸣呜咽咽在那里哭……及到了跟前，却见一个浓眉大眼的丫头在那里哭呢。”

续作者同样是那么自然地推出了傻大姐。并且，傻大姐第一次出场是“笑嘻嘻”的，这次出场却是“呜呜咽咽”的，使这后者的“哭”和前者的“笑”互相映衬，使傻大姐显示出另一种姿态。且后面让傻大姐在诉说委屈中泄露“掉包计”的机关，岂不是也在无意间体现出无穷的巧妙来？再从黛玉方面来看，她忘了手绢子叫紫鹃回去取，自己慢慢走，听到傻大姐的哭泣声又恰恰是从“沁芳桥那边山石背后当日同宝玉葬花处”传来的，这才引起了她的注意。续书作者描写这些情节也显得那么从容不迫，显得那么细致周密，一丝儿不露，也似乎是随手拈来。这岂不和原著作者描写绣香囊事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傻大姐拾绣香囊的情节有着喜剧色彩，而她的泄机关的喜剧色彩更浓．前者的喜剧引来了抄检大观园的悲剧，后者的喜剧引来了“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更大悲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续作者不仅秉承了原作者的文脉，而且使傻大姐的“傻”气更加突出，使原著的悲剧更进一步深化．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续书与原书的艺术是统一的。最近，有人论证《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都是曹雪芹作的。从傻大姐形象的刻画上看，笔者以为这说法似乎不能说是无稽之谈。傻大姐不仅在《红楼梦》的情节发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其主题思想的表现上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历来争论不一，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就像作者在本书第一回借空空道人所称的那样，其“大旨不过谈情”而已。这情指的是什么？就是指反映人之本性的“真情”、“至情”。作者所讴歌的就是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真性”、“至情”，所揭露批判的就是以贾政等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们冠以“诗书礼簪”、“仁义道德”、“忠臣孝子”之类名目的“假性”、“矫情”，以及其对“真性”、“至情”的扭曲和扼杀。明朝著名思想家李贽在其《焚书·答邓石阳》中指出：“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为物各付物。”这里他针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理学思想，提出了要顺乎人性，使人人能够随心所欲的主张。与之相应的，他在创作上又提出了“童心说”。他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衬一念之本心。若失去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却真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童心说》）。李贽在其著作中极力抨击封建卫道者们殄灭人性的说教，提出了诸如上述振聋发聩的主张。他的主张被当时封建统治者认为是“异端之尤”荒唐之极的。然而他的思想对他以后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诸如汤显祖、冯梦龙、李渔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红楼梦》的作者正以其光辉的艺术，形象化地体现了李贽的思想。作者在《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之口称，“莫若我这石头所记”，“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这就是说，《红楼梦》的“其中三昧”就在一个“真”字上。书中所描写的贾宝玉，骂“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忠臣良将为“国贼禄蠢”，厌恶追求个人名利的“世途经济”．反对“代圣贤立言”，爱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反映“真性”、“至情”的书，尊重女性，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等等，都无不表现出他的“真情”、“至情”．但是，这种“真情”、“至情”在封建卫道者诸如贾政之流看来，都是“偏僻乖张”的，都是极为荒唐的．反视他们自己，三妻四妾，荒淫无耻，却还要标榜什么“诗书礼替”、“仁义道德”、“忠臣孝子”，岂不都是“假性”、“矫情”！不仅如此，他们还要以他们的“假性”、“矫情”去“匡正”他们称之为“偏僻乖张”的真性、至情，从而造出了扼杀真性、摧残至情的悲剧，岂不令人扼腕悲哀至极！笔者认为，这就是《红楼梦》悲剧意义的所在，这就是《红楼梦》无愧于“天下之至文”的原因所在“假作真时真也假。”我们从这句话中似乎听到了作者对扼杀真性、摧残至情的封建礼教的无限愤激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傻大姐在表现《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上的意义就十分明显了．傻大姐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她气合性愚顽，一无知识”，就在于她的“傻”上，亦即李贽所称道的“童心”上。因为她傻，不知道封建礼教为何物，所以就没有忌讳，没有偏邪，所以就可以“混说”，“出言可以发笑”，所以犯了禁忌，挨了嘴巴，还觉得十分委屈，泄了机关，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由此使人不由得想到了世界另一名作《皇帝的新衣》。在这篇名著中，就是一个毫无顾忌的小孩，说了句皇帝“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举国上下大家都想说而不敢说的真话，从而戳穿了“皇帝的新衣”的大骗局．傻大姐与《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她出于同样的童心，无意间戳穿了贾府主子们道貌岸然的假面具，戳穿了“掉包计”的鬼蜮伎俩。尽管她的傻和贾宝玉的“傻”大有层次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童心”，都体现了人的“真性”和“至情”。而正是她的“傻”的层次“最低”，其“童心”才没有丝毫孱假的成份，才最赤裸地揭露出封建卫道者们的“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