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楼梦》产生于曹雪芹对人世的彻悟

《红楼梦》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文学和美学的颠峰。为什么这个殊荣落到了曹雪芹头上？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不过，纷乱的现象后面似乎又可以理出一条缆索，它就是曹雪芹对人世的某种彻悟。

历代贫寒的家庭很难产生大文豪，贫门寒户忙于生计，没有大文豪成长所必须的文学、艺术、美学的积淀与熏陶；一辈子锦衣纨绔、饮甘餍肥的豪门子弟也很难成为大文豪，所谓“文章憎命达”，且不说这类家庭少有书卷气，就有，也极易被烈火烹油般的繁华所淹没。于是，经过选择、淘汰，再选择、再淘汰……历史只有把文学和美学的颠峰的事业托付给一些特殊而又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最好是生于富贵之家，身经过繁华绮丽的生活，有机会看见上流社会的某些腐朽与罪恶；这富贵人家最好又有文化氛围，使我们需要的特殊人物有可能带有文学的遗传或感染到美学的气息；这种人又必得是从繁华而落魄，经历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接触了、感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有可能完成对世态和人际关系的大彻大悟；这种人还必须虽坠人贫苦之境而不失其志，保持文化良知、健全人格、矢志不移地进行创作，“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在这么苛刻的条件下，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历史终于选中了曹雪芹。

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重要条件之一便是出身于豪门显贵之家，其本人经历过‘鲜花著锦之盛”的豪华生活。‘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颙和曹頫，祖孙三代四人，前后任‘江宁织造”达六十余年。“江宁织造”是为皇帝和宫廷在江南采购织物用品的官员，兼充皇帝的耳目，监视地方宫，说起级别来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官。但其地位之富贵炫赫，又非一般大官可比。衰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说，曹寅‘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出门要用八匹骏马，百姓见到要起立致敬，可见地位之显赫。而文中可瞥见曹寅还并非耀武扬威的角色，借书遮目，内心不安，算安份的。此公曾做过康熙皇帝的伴读，同皇上算有同窗之谊的，加上其母孙氏当过康熙的奶妈，那么同皇上又有同乳之缘，当然更是“亲上加亲”了。因为有这么几层关系，康熙皇帝南巡五次，有四次由曹寅主持接驾大典，织造署就是皇上的行宫！种种缘故，使曹家当年贵而又阔，阔而又豪，难怪曹雪芹的好友敦敏送他的诗里有“秦淮旧梦忆繁华”的句子。

富贵的家庭也许不算难得，然而富贵之家有文学艺术修养、有美学环境则十分难得了。

曹家自玺、寅以来，就讲文化有素养。他家家传爱藏书刻书、搜集字画、出版诗画集乃至研究饮食文化。据《扬州画舫录》卷二介绍，曹寅“工诗词，善书，著有《栋亭诗集》”，另外还刊印过《梅苑》、《声画集》、《法书考》、《琴史》、《墨经》、《砚笺》、《干家诗》、《禁扁》、《钓矶立谈》、《都城纪胜》、《糖霜谱》、《录鬼薄》等十二种书藉。难怪曹雪芹的涉猎面如此之广：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纸墨笔砚、古董陶瓷、风筝钓垂、卜卦算命、中医草药、闺房玩意、宫廷秘方、三教九流……内容之渊之博令人咋舌。祖宗的影响不可小觑也！

照胡适的看法，曹家似乎还不象贪官污吏。曹家的衰败根子在亏空，亏空的根子在挥霍。讲吃喝、讲场面，收精本书，刻精本书，玩女人，玩戏子，交结贵族大官、文人名士乃至招待皇帝，不肯节省又不会理财，挥霍、亏空、破产以至抄家。真可谓坐吃山空了。“树倒糊孙散”有个过程，于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掩盖着内囊子里的衰败萧索，表面上的礼义廉耻、父慈子孝掩盖着骨子里的卑污苟贱、无恶不作，表面上的谦和慈祥掩盖着背地里的交通官府、包揽词讼、仗势欺人、虐害百姓、迎合勋戚、冤枉平民……此家不败，更待何时！

曹雪芹幼年即随其祖父寅到织造之任，自小生长在富贵炫赫而又文化氛围甚浓的贵族家庭，受到的教育与熏陶是不言而喻的。他生于金陵，稍长又到扬州，终老于北京。可以说，他笔下的大观园乃是综合南北园林楼阁亭台山水的芳韶风物的畅想园。曹家被抄后，举家北迁，家境日益败落，甚至跌到饥一顿、饱一顿，“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曹雪芹看到过、享受过锦衣纨绔、饮甘餍肥的豪奢，也忍受过“残杯冷炙有德色”的难堪的穷困；他生长于朱门玉户、繁华闹市，病死在满目蓬篙的荒郊僻村；他相交过安富尊荣的老爷、小姐，也接触到含辛茹苦的山野乡民。从人间少有的豪华落到衣食不周的贫困，生活经历的丰富，生活落差的巨大，使曹雪芹对社会，对人生、对世态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他创作《红楼梦》的思想和生活基础。

落魄后的曹雪芹仍有两气：一日豪气。“步兵白眼向人斜”，“燕市狂歌悲遇合”，他依然是孤高傲岸的，豪爽放达的，好饮健读的。经常酒渴如狂，饮后悲歌，表现出一个落魄文人悲壮豪迈而又无可奈何的心境。二日才气。诗笔有奇气，诗胆昔如铁，“直追昌谷披篱樊。”人又会作诗，又长绘画，才气横溢，不肯低头，据说皇家画苑曾聘他作画，居然被没饭吃的傲岸文人拒绝了！

曹雪芹的遭遇，使他不可能对他的家庭、他生活的社会唱赞歌，但他也不愿意为他的家庭、他生活的社会唱葬歌。他在揭露鞭挞，捶胸痛恨的同时，又是伤悼追怀的，恨铁不成钢的。因此，他的作品是暴露的，又是掩饰的，有真的，也有假的，细心的读者才能领悟到；明显表达的往往为假，含而不露的恰恰是真。他看到了封建伦常、君权亲权冷酷残暴的一面，但他没有理论、没有武器、没有勇气去否定封建伦常和君权亲权，只能眼看它继续肆虐。因此，《红楼梦》只能是一曲悲歌，一曲挽歌。

文学才华勾连着曹雪芹繁华与落魄的生活经历，使之凝聚而成为彻悟，成为彻悟的文学表现《红楼梦》。从这个意义上说，繁华与落魄，都是走向文学高峰的阶梯―没有繁华与落魄，就没有对人生的真正的彻悟。大彻大悟的思想家，才有可能成为大文豪！

二、《红楼梦》的暴露、掩饰的主旨是“补天”

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戚寥生，在《序＜石头记＞钞本》里有一段精采的论述：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犊，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类，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犊；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石头记》一书，嘻，异矣……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月送而手挥，似请而正，以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盖声止一声，年止一年，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持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类！

这是戚蓼生对《红楼梦》既暴露、又掩饰，貌似美丽繁华、实则腥臭丑恶的写法的评价。不少人同戚萝生一样，对曹氏善于草蛇灰线、伏笔千里深感钦佩，认为这是高妙的艺术笔法―作家不为外象的美丽繁华所迷，又不愿把丑恶表面化，于是常常语中带意，文中伏线，曲笔朦胧，让读者有更大的想象与审美的空间。

龙较典型的例子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该节本写秦氏与公公贾珍私通，被奴脾撞见，羞愤自组。然而，后来这段文字被作者改得面目全非，回目也变成了“秦可卿死封龙禁尉”。改是改了，作者又不甘心秦可卿死得体面，更不甘心让贾珍“爬灰”后无事，因而又透露出贾珍“杖期夫”的丑态来。秦可卿的灵疏、经榜、铭旌上都写的是“恭人”，这不是五品龙禁尉贾蓉夫人的品级，倒应是三品威烈将军贾珍夫人的品级了―暗指贾珍在为他的“如夫人”办丧事呢！贾珍为一个儿媳的死，哭天踊地，要尽其所有为之办丧事，当然是怪而又怪的事。更有甚者，他托人买的棺木，竟是“义忠亲王老千岁”曾要用的樯木棺，‘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叮当如金玉。”这样的棺材，连贾政都说“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太过份了！贾珍偷儿媳这一段文字，不管怎么说，曹雪芹都是笔下留情，作了掩饰的。

另外，秦氏与贾宝玉的暧昧情事，如直笔写来，宝玉的男女云雨之事是秦可卿教的，但是作者只用秦氏室中陈设，借宝玉梦中呼名隐隐点破，以至粗心的读者往往被瞒过。同样，贾宝玉有很丢人的“龙阳之好”，“断袖之癖”（即今谓之“同性恋”），书中也是以隐含之笔模糊写去。再如六十九回说胡庸医用药打胎致死尤二姐，实则凤姐所害，都是掩饰之例。对这种写法，脂砚斋的看法是“多作心传神会之文，不必道明；一道明白，便入庸俗之套。”

然而，光用“艺术笔法”说来解释，又似乎不通。有人认为，隐隐晦晦，曲曲折折，主要还是怕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的文字狱确实是可怕的，象“维民为止”这样的作文命题，都被上纲为想杀雍正的头，可见一斑了。甲戌本凡例上颤颤惊惊的说：“此书不敢干涉朝廷。”“非伤时骂世之言。”再三申明此书“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略一解颐，略一叹世，盖非有意讥刺仕途，实亦出人之闲文耳。”不过，越是反复剖白洗刷，越令人感到“此地无银三百两”，越令人觉得作者有意曲笔讥讽时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曹雪芹的鞭挞封建官场，胆子是不小的。如写贾雨村跑官要官，后门开到贾政处，贾政“蝎力内中协助”，“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又如写门子教导贾雨村的“护官符”，若触犯了贾、史、薛、王，“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再如贾雨村为讨好贾赦，硬诬石呆子拖欠官银，把石呆子珍藏的扇子抄没送来孝敬赦老爷，石呆子因而致死。由此观之，要说这部书是出于怕涉及官场朝廷，而有意用掩饰之笔，也似乎说不过去。

笔者以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暴露、有掩饰、有明快、有隐晦。他的文学处理方法，来源于、取决于他的写作动机。《红楼梦》第一回作者就倾心吐胆地说：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在第一句“补苍天”之下，脂砚斋批道：“此书本旨！"

原来主旨在此！在曹雪芹看来，读书人应“达则兼济天下”，为宫作宦，辅佐皇上。但现实遭遇粉碎了他的抱负和美梦，又不甘心“贫则独善其身”，于是通过写小说来实现‘补苍天的理想。”

首先，“苍天”总体上是要维护的，不能换天，要补天。因此，曹雪芹对皇上，对朝廷，主要是“烦圣”．这个例证，书中比比皆是：“当今隆恩盛德”，“今上崇尚诗礼”，“主上深仁厚泽。”连贾宝玉对芳官谈话，也要颂圣：“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基于这个立足点，曹雪芹从根本上说，要维护这个“天”，要顾全它的面子，想设法改良它，弥补它的缺陷。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学家，曹雪芹又是看到了这个“天”的漏洞、缺隐和不少丑恶的。因此，他也暴露，也鞭挞，但目的是要补，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因而，他的暴露是有分寸的。既要让读者知道天已非补不可，情况已很严重，同时又不让读者对天完全失望，认为是有希望补好的。这就是《红楼梦》中暴露与掩饰的统一，颂圣赞德与鞭挞官场的统一。

曹雪芹的暴露起码把握了三个分寸：第一，涉及皇上及朝廷命官的不暴露；第二，涉及贵族女性性丑闻的只用隐射法不用直揭法，留有面子；第三，涉及贵族与地方宫勾结草菅人命、欺压百姓的一般只揭系属与下级官吏，不直接把王公达官或贵族之户牵进去。

曹雪芹“补苍天”的写作主旨，决定了他多处使用曲笔、隐笔，而这种笔法，就美学上来说，恰恰符合审美规律，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和审美的空间。改良的主旨引出了美学的成功，也许是连曹雪芹都始料不及的。

三、《红楼梦》赞赏“逸士高人”、“情痴情种”

《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滔滔不绝地说了二番天人感应、格物致知的大道理：“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他认为，正、邪二气，生出仁、恶之人：“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正邪两不相下，两者结合的呢？更有惊人之见：

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必为奇优名倡，亦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

这篇说词，与其说是贾雨村的观点，不如说是曹雪芹的写作宣言：《石头记》不写修治天下的大仁人，也不写扰乱天下的大恶人，写的是秉正、邪两气所生的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娼。在文人被朝廷所冷落，治天下无望，乱天下又不敢的情势下，走逸士高人的路子，过诗酒风月的日子，无疑是一种憧憬，一种希冀，一个逃离现实的法门。而《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就寄寓了作者的这种向往。

“情痴情种”当然首推贾宝玉，但也不独是贾宝玉。诸如黛玉、晴雯、尤三姐、司棋乃至冯渊，又何尝不是“情痴情种”？贾宝玉这个情痴，特点是意淫，是泛爱。他当然爱林妹妹，但又何尝不爱薛宝钗、史湘云？外昵秦钟、蒋玉苗；内昵袭人、晴雯、平儿、紫鹃、金钏儿等等。鲁迅先生笑他“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中国小说史略》）真是不错的。

贾宝玉既是情种，又向往高人的诗酒风月生活。“逸士高人”的第一要义是不做官。你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一直到秦少游、唐伯……都是逸士高人，追逐风雅，清高、退隐，不当官。即使当了一阵，也会幡然醒悟，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做官，当然就不必熬更守夜地读书、做八股文章。《红楼梦》以赞赏的笔调写贾宝玉的所作所为，有人说这是写宝玉的“叛逆”，笔者不敢苟同。宝玉学的、行的恰恰是逸士高人，喜欢的是诗酒风月。他不干“治国安邦、经济仕途”，固然使贾家失望，但他决不会也不敢造反，仍然是忠君孝父，对皇上不会有什么威胁与不利，谈不上背叛。这个形象，是曹雪芹在功名仕途无望之后对生活的另一种希冀与向往的反映。宝玉若实在不得意、不耐烦，还有当隐士甚至“悬崖撒手”当和尚的退路。

贾宝玉的是非好恶标准，就是以是否与召逸士高人”、“诗酒风月”沾边来区分的。“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是素来敬而远之的老子贾政组织的，贾宝玉仍表现得才气横溢，神采飘逸。为什么？因为这项活动与“诗酒风月”沾边，是雅事。史湘云、薛宝钗，平日叫姊姊妹妹，亲昵惯了的，但提的、谈的只要是“仕途经济”，宝玉也会沉下脸来下逐客令。为什么？因为这些言谈俗气，非逸人高士之所为。

有人说，贾宝玉对下人有平等观念，对身边的丫头、戏子都亲热，很民主的。此言差矣！请问，他对其他下人如焦大、老嬷嬷、轿夫，会如同对袭人、晴雯、蒋玉苗、柳湘莲一样待遇、一种态度吗？根本原因在于丫头、戏子们同诗酒风月沾边，其他人不沾边。

贾宝玉自己不想做官，但他也不是一概地鄙薄做官。他不愿同贾雨村一类跑官要官的俗人交往，而对雅人当官，态度仍是很好的：

那宝玉素闻北静王的贤德，且才貌具全，风流跌宕，不为官俗国体所缚，每思相会，只是父亲拘束，不克如愿，今见反来叫他自是喜欢。

可见，只要“才貌具全，风流跌宕”，同诗酒风月沾了边，宝玉就愿结交，甚至还把所赠鹡鸰香念珠当．成珍品，转赠黛玉！

至于“奇优名娼”，关键是有貌有才。奇优如蒋玉菡、柳湘莲；名娼在书中很少涉笔，但有貌有才的女子，那怕不属名门闺秀，书中一律以赞词的多，如尤三姐、晴雯、麝月、香菱等等。在曹雪芹的心目中，人分三类。第一类，正气所生的圣、贤，用“颂圣”笔词，谈谈带过；第二类，邪气所生的贼臣，当然鄙斥之，也疏用笔墨。只有第三类，正邪两气所生的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则用浓笔重墨描写之，赞赏之，羡慕之，向往之。这第三类人，对皇上的统治无甚关碍，写起来比较安全，同时，与落魄文人的心境又容易相通，感情上也十分合拍，以其为主就成了自然之势。

逸士高人站在圣君与贼臣之间，但就其思想倾向而言，总是偏向圣君的多。逸士高人对君王，抱尊崇而不触性的态度；对贼臣时有咒语恰又与己无关，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离开政治漩涡，站得远远的去忧君，去斥贼，同曹雪芹“补苍天”的创作主旨是十分吻合的。孔夫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文人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受到挫折时，往往向往和赞赏曾哲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诗酒风月生活，或者淡泊隐游，或者醉生梦死，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般归宿了。

四、《红楼梦》网式结构中的三根主线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六回中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有个头绪可作纲领。”千丝万缕、纵横交错的情节、矛盾和内容，决定了作者采用网式结构。这个网式结构中，有三条纲即三根主线。

第一根主线，以贾家的兴衰史为纲。

《红楼梦》描写了贾家由盛而衰的过程，有不少评论家认为，作者写贾家衰败，象征或预示着封建大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一一这个结论，笔者以为是不恰当地拔高了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与创作实践。就如同假设有作家写一本曾国藩、左宗棠的发迹小说不能证明封建时代有强盛趋势一样，曹雪芹看到的仅仅是家族的盛衰，还不可能在康、雍相对兴盛的时代看到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事情。“沉舟侧畔千帆过”，在贾府被皇上冷落的同时，必有“李府”、“王府”被皇上青睐．我们都不能以某一家族的盛衰去预示一种社会的盛衰。
有人说，贾家的吃喝缥睹、包揽词讼、亏空挥霍已表现了封建阶级没落时期的特征一一然而其实，这是封建阶级与生俱来的特征。在汉、唐鼎盛时期都是如此，所谓‘脏唐臭汉”是也。所以，愚以为曹雪芹想补社会弊病的“天”，也哀叹贾家的败落，而始终没有想也不敢想皇上的“天”有某一日会垮掉。这才符合历史事实。

在曹雪芹看来，贾家败落的根本原因是宁府的乱伦，老天不容如此宿孽。第五回写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曲中有一曲《好事终》：

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败家的根本是贪情好色，从贾敬开始堕落，贾珍爬灰更不堪了．归根结底是“情”（秦），秦可卿成了罪魁祸首！

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崇家有三声：读书声、算盘声、婴儿啼哭声。贾家正好差这三声。后代子孙特别是宝玉不喜读书，更不思做官人仕，整个家族没有了希望，诺大个家寅吃卯粮，门面撑得大不会算计，个个都图安富尊荣，后代人丁萧条，宁府贾蓉之下未见有子孙，荣俞只有贾兰一根正出苗子。照一般规律，贾家就只有衰落了。因此，把它与整个社会制度的衰落勾连起来，总觉有点勉强。

第二根主线，以宝玉的泛爱史为纲。

宝玉是个泛爱主义者，他最爱林黛玉，也未尝不爱薛宝钗，甚至史湘云。贾政为宝玉娶妇，以黛玉羸弱，怕影响子息，才迎了宝钗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两段话，很精采：宝玉亦渐长，于外昵秦钟、蒋玉苗，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
宝玉聪明过人而绝爱异性；贾府中实亦多好女子，主从之外，亲戚也多。如黛玉宝钗等，皆来寄寓，史湘云亦常来。而宝玉与黛玉算最深。

《红楼梦》正是通过宝玉与黛、钗等许多女子的爱、情、昵的纠葛来展开故事反映生活的。因此，宝玉的这根线只能称为泛爱，他还称不上是专一的爱情。恩格斯认为，引起异性间的兴趣和性交的欲望，不外有“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因素．在宝玉周围的表姊妹（中国古老传统是允许成婚的）及侍女们，几乎都有美丽的体态，同宝玉的交往也都亲密。宝、黛自然是意气相投，旨趣十分融洽。但就其他诸女子而言，只要是玩的“诗酒风月”游戏，同宝玉也未尝不融洽；只有偶尔触及仕途经济，宝哥哥才会反感。宝玉有实行泛爱的小环境，加上他的特殊地位和身份，“男女之大防”在他那里有了缺口。

第三根主线，以科举的衰落史为纲。

自隋以后，开科取仕，使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有了进身之阶。这比起门阀制度来，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此举到清代康、雍，已大大变样了。

首先是世袭。世袭制古已有之，到清中叶，第四代、第五代的功臣名将后裔进人世袭贵族或凭祖宗福荫当官，大有不可收拾之势。贾家的官就是世袭的，宁府贾珍袭了三品威烈将军；荣府贾赦袭了荣国公；贾政也非正途出身，是代善临终遗本一上，皇上恤念功臣赐的官。《红楼梦》中写的“八公”，来为秦可卿送殡的就有六公：镇国公一等伯牛继宗，理国公一等子柳芳，齐国公三品威镇将军阴瑞文，治国公三品威远将军马尚，修国公一等子侯孝康，缪国公石光珠……都是世袭的子弟。再低一档的郡王、男爵更不可胜数。世袭罔替制，使八旗子弟不用修文习武，对科举制无疑是一大冲击。

其次是最黑暗卑鄙的卖官鬻爵，可以“捐官”，花笔钱便可换来顶戴花翎，何必灯下苦读？贾蓉的老子贾珍，为了儿媳出殡时风光些，托太监戴权开后门，花一千两银子为儿子买了一个五品龙禁尉的官。

三考“正途”出身官员的无能与下作，无疑也是科举日渐败落的原因。八股文本是一种文章作法，本身也并无是非可言。把一种文章作法当成写文章的全部学问，把写文章又当成人生、官场的全部学问，甚至超过对人品、才能的考察要求，便进人了谬误之区。贾敬是丙辰科进士，除了修道炼丹余无兴趣，贾雨村倒也是进士出身，忘恩负义，草营人命，贪赃枉法，跑官要官的本事倒不小。大批正途出身的官员不争气，使科举的名声狼狈，令读书人齿冷。也难怪宝玉始终与科举考试、八股文格格不入了。

《红楼梦》以这三根线为纲，又有多项横向事件的目作为穿插，纲举目张，反映了宏大的家庭与社会生活画面。错综复杂、纵横交织的故事情节，无一不与这三根线勾连。有纲有目的《红楼梦》网状结构，容纳了洋洋大观的风景、人物，显示出了这部巨著的恢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