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人物形象的画廊里，林黛玉是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也是作者倾注感情最多的一个人物。对林黛玉，新旧红学家们早有种种肯定或否定的评说，红学发展到今天，否定林黛玉的论者已经很少见了，任情率性，清高孤傲，单纯坦诚，执著地追求自主的人格和美好的人生理想，是当代红学研究者们对林黛玉形象的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在有些人的限中，林黛玉却是不可爱的。作家刘绍棠在《十读红楼》一文中就提到当年他们同宿舍的人从婚姻的角度来谈《红楼梦》中的女性，有喜欢王熙凤的，有喜欢薛宝钗的，却没有一个人想要林黛玉型的终身伴侣。原来，不管林黛玉才有多高，貌有多美．但是小心眼儿病身子；……”，看起来，“小心眼儿”确实是许多人不喜欢林黛玉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林黛玉为什么会“小心眼儿”，她的思想性格有怎样的特点？林黛玉形象的悲剧意义又在哪里？本文试从这个角度进行探讨，以期尽可能准确地把握曹雪芹所塑造的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

小性儿和刻薄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最动人的悲剧形象，她的不幸的身世遭遇，她的执著而纯洁的人生追求赢得了二百多年来许多读者评家的同情和喜爱。但是，即使是最爱林妹妹的贾宝玉也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儿”[1]。小性儿和刻薄无疑是林黛玉性格中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而这一点，在《红楼梦》的许多情节中是得到反复表现的。比如第7回写周瑞家的送官花，本来是顺路去送．恰巧最后送到黛玉那里，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宁”周瑞家的回答后，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么组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第17回写宝玉在大观园题对额显露了才华，

贾政也难得的高兴，因此宝玉被小厮们解去了身上的所佩之物。黛玉听说，过来一看，果然一件没有，便向宝玉道：“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里”说毕，生气回房，将前日宝玉嘱她做的香袋拿起剪子来就铰。等看到宝玉原是很珍重地把她做的荷包带在里面时，才自悔莽撞了。第29回写道士们送宝玉的东西中有件金麒麟，贾母看着眼熟，却想不起来，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宝玉奇怪自己怎么没看见，探春说：“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他才是留心呢”．第31回写史湘云来，长篇大论地说起自己把戒指带回来的好处，宝玉笑道：“还是这么会说话，不让人”。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说话，就配带‘金麒麟’了”，而且一面说着，便起身走了。由此可见，黛玉的确是有些小性儿和刻薄，而且黛玉的刻薄人又几乎是不看场合的。难怪史湘云要说她“再不放人一点儿，专会挑人”，用宝玉的乳母李姥姥的话说则是，“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厉害”。

那么，天性真率，坦城有着纯洁美好的人生追求的林黛玉为什么在有些场合会如此的小性儿，尖刻呢？琪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的特殊的身世遭遇。父母的先后去世使本来被父母爱如掌上明珠的林黛玉孤苦无依，不得不寄居在外祖母家里，这种寄人篱下的现实处境就成为清高孤傲的林黛玉的一根最敏感，最碰不得的神经，哪怕是生活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强烈地刺激她引出她的身世之叹。比如一次黛玉去怡红院叫门，恰好晴雯和碧痕拌嘴，正没好气，便使性子说：“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这本来是一个误会，但黛玉想到的却是“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于是这天晚上，她两手抱膝，眼里含泪，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下。宝玉挨打后，贾母、王夫人、凤姐等人去看望，黛玉看见了，想到的也是“有父母的好处”，于是“早又泪珠满面”子。所以周瑞家的送来宫花，黛玉所关心的就不是宫花本身而是它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林黛玉的小性儿，那么，黛玉的言语虽然刻薄，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身世处境不同的人在生活中得到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探春理家时，赵姨娘因赵国基之事和探春闹起来，探春哭道：“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看来，庶出正是探春的一块心病。如果说孤苦无依，寄人篱下使林黛玉的心态发生了扭曲，时常表现出过分的敏感和尖刻，那么，庶出的现实使探春的心态也发生了扭曲，这就是她对赵姨娘过分轻视的内在原因之一。

造成林黛玉小性儿，刻薄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金玉之论”对宝黛爱情的严重威胁。对孤苦无依的林黛玉来说，她和宝玉之间纯洁真诚的爱情，是她孤独心灵的最大慰藉。但是这份感情却既痛苦又沉重。封建的礼教，“金玉良缘”的潜在优势，宝玉“爱博而心劳”的行止，封建家长的最后决择等等，黛玉所面对的压力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她所能够做的只有对宝玉真情的一次次痛苦而又折磨人的试探，对宝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的讽刺挖苦。“我说呢？亏了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我没这么大福气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那‘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罢了”，“你白认得我了吗？我哪里能够象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的呢”．一直到她真切地听到了宝玉对湘云说：“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就和他生他分了”的肺腑之言并且确信宝钗“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往日竟是自己错了之后，才结束了这种痛苦的试探。这之后，我们便很少看到尖刻小性儿的黛玉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痛苦而又执著的灵魂。因为林黛玉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小性儿，一方面反映出她性格中的任清率性，同时也反映出她对纯洁爱情的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也许这就是林黛玉虽然在一些场合表现得“好弄小性儿”“嘴里又爱刻薄人”，但仍然威得了历代读者评家喜爱的重要原因。

有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问题，就是黛玉对刘姥姥的刻薄和嘲讽，因为黛玉这一次的刻薄，似乎与她的身世，爱情都没关系。有的研究者指出，黛玉之样做，“起码是不够沉实厚道的”[2]，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林黛玉毕竟是一个贵族小姐，在她的思想意识中，贵族阶级的优越感是很鲜明的。更何况以黛玉的经历，她无从了解也不可能理解刘姥姥的辛酸。因此，她对刘姥姥的刻薄既有贵族小姐的优越感也有不可否认的孩子气．母蝗虫“虽然是从黛玉口中说出，但宝钗也说：“这‘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画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很显然，对黛玉的比喻，宝钗是有共鸣的，虽然她没有说出来，换一个角度看，刘姥姥被凤姐、鸳鸯捉弄，逗贾母开心取乐虽然是极可悲的事，这其中自然包含着人生的苦味，但是刘姥姥也是自愿去凑趣，这也反映了刘姥姥对贾府的巴结和对自我人格的作贱。对粗俗作态的刘姥姥，“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林黛玉是非常那视的，所以黛玉才如此地刻薄。应该看到，对自尊自重的人，黛玉是能够以诚相待，平等相处的。



率直和真纯

如果说小性儿、刻薄是林黛玉性格外在表现形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它根源于黛玉不幸的身世遭遇，那么率直和真纯则是林黛玉性格中内在的本质方面的特征。而这些特点又恰好和薛宝钗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象俞平伯先生说的：“黛玉直而宝钗曲，黛玉刚而宝钗柔，黛玉热而宝钗冷，黛玉尖锐而宝钗圆浑，黛玉天真而宝钗世故”．[3]

黛玉是率直的，心里想到的，眼中看到的，常常就直率地说了出来，没有丝毫的虚伪和巧饰。她任情而为，经常是不考虑场合，甚至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她挖苦宝钗在人带的东西上留心，似乎就根本没有想过，在场的贾母等人会有什么感想。行酒令时，急切之中，便把一切都忘在脑后，甚至说出《牡丹亭》和《西厢记》中的句子。任性地和宝玉闹起来，却又常常是她自己错了。黛玉又是真纯的，做事一任自己的真情，而不会功利地去考虑现实的需要。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贾府并不是“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地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但是她从来没有利用贾母对她的疼爱去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利益。她的爱情生活也是如此。在爱情的开始阶段里，她虽然不断地和宝玉发生口角，并且用她“比刀子还厉害”的嘴去刻薄宝钗等人，但是她对宝玉的这份感情却是纯洁的，没有任何功利的动机。可以说，真和纯是林黛玉性格中最动人的地方。明代的思想家李贽认为，人的初心本来是纯洁美好的，由于世俗的污染，才使人变得虚伪矫情。因此“绝假纯真”的“童心”是极其可贵的。林黛玉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童心”的“真人”.

与黛玉的率直、真纯相比，薛宝钗却是做作、世故的。她很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即使黛玉在众人面前那么尖刻地挖苦她，她也只是“回头装没听见”。然而这正是宝钗的过人之处，正是宝钗知进退的地方。因为倘若宝钗为此认真地计较起来，首先这是一件无法说清楚的事，况且如果把“金锁”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以后自己在贾府岂不尴尬？其次，黛玉是贾母疼爱的外孙女，争执起来谁的面上好看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没听见”。宝钗是善于克制的，即使偶尔发作一回，也不会像黛玉那样地任性而为，不留余地。

刘敬圻在《薛宝钗一面观及五种困惑》一文中指出：“在人际关系中，任情、率性、清标，是一种美，美在能较多地保存‘自我’。”林黛玉的确是较多地保存了自我，但是任情有时便要超出常规，便要和环境发生种种冲突，这实在是一种既“可敬”又“可悲”的美。

林黛玉悲剧的必然性

作为封建时代的贵族小组，林黛玉的思想意识中却很少封建的色彩。与薛宝钗相比，黛玉的许多言行都超出了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规范。在人际关系上，封建文化要求人们要宽和、中庸、克制，而林黛玉却“孤高自许，目下无法”，做事一任自己的真情；在对女性的设计上，封建文化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的本份就是留心于“针线纺绩”与相夫教子，而林黛玉对此却不感兴趣，她既不把功名富贵放在眼里，也不热心针线纺绩，而是以诗书为伴，读起《西厢记》来爱不释手；在爱情婚姻上，封建礼教要求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不允许有自由的恋爱。而林黛玉又是一任自己的真情，执著地追求着纯洁而全新的爱情。

总之，林黛玉的思想行为与她的生活的环境，与她所属的阶级都有些格格不入。而这种格格不入本身就决定了林黛玉的悲剧。因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就具有内在的强大的向心力，中国的封建文化也是一种强调集体性的文化，个体对集体必须是绝对的服从，如果个体要摆脱这种文化的要求，甚至和文化本身产生抵触、冲突，那么，必然要发生悲剧。林黛玉做为一种个体的存在，却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封建文化的规范，因此她的悲剧命运就是一种必然。中国的封建文化又是一种重男轻女的文化，女人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地位．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男人的事业，女人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场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林黛玉也必然要受到种种的限制。虽然她聪明灵秀，不同流俗，但是她人生追求的极点也仅仅是爱情。林黛玉没有也不可能在叛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她无力去碰撞封建礼教保护下的婚姻的铜墙铁壁，因此在与宝玉的感情达到了理解与默契之后，林黛玉的伤感情绪却愈益浓重，她哀叹父母早逝，无人为自己作主，她把希望寄托在贾母身上，甚至行酒令时抽的一根签，她也非常在乎。这种无法渲泄的痛苦更加深沉，也使林黛玉更加地压抑。“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清高孤傲，任情率性的林黛玉痛苦地咀嚼着自己悲剧的人生，那么安分随和，恪守着封建礼教的薛宝钗又得到了什么呢？可见，封建的社会，封建的礼教，早已孕育着女性的悲剧因素。《红楼梦》写了几十个才情不凡的女性，她们虽然性格各异，但结局却是相同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并不是曹雪芹的悲观，而是曹雪芹的伟大，因为他写出了不合理的社会中大的存在的悲剧，写出了生活的本质和真实。

对《红楼梦》的价值，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4]鲁迅先生的论述是精辟的，写出了“真的人物”正是《红楼梦》最成功的地方。对林黛玉．人们同情她的不幸，喜欢她的率直和真纯，对她的小性尖刻却不无遗憾：对薛宝钗，人们欣赏她的豁达、大度，却很难接受她的世故和冷漠。于是有人提出了“钗黛合一”，但是，假如真的如此，那么“真的人物”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小性儿也好，刻薄也好，对林黛玉这个艺术形象来说并不是什么憾事，因为它们和真纯、坦诚、清标共同构成了林黛玉鲜明的个性特征，使林黛玉成为中国几至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典型。

①本文中的《红楼梦》引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②薛瑞生《捧心西子玉为魂》，《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

③俞平伯《〈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文学评论》1963年第4期。

④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