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凤是《红楼梦》里塑造的一个令人难忘的不朽的艺术形象。她那以“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英姿，所显示出的“洒爽风流、典则俊雅”的美丽与“裙衩一二可齐家”“男人万人不及一”的才华，以及她愈奋力抗急愈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都是十分引人入胜的。“凡鸟偏从未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曹雪芹的这段叛词一开始就预示了凤姐未来之不幸，而其中一个“哭”字，则更为风姐命运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调，

凤姐身为贾府的管家少奶奶、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地位不能不使她陷入那长辈、平辈、小辈、本家，亲戚和男女奴仆之间的种种纠葛、层层矛盾冲突的旋涡中心，若不具备独到的心计权术机变，一个孙媳妇辈的年轻女子，随时都会被吞噬、被卷没而粉身碎骨．面对这一切，凤姐这位目光四射、手腕灵活的少妇，竟能见风驶船、多方应付，处处闪现她的才智的锋芒。然而，尽管如此，她仍避免不了“冰山之雌凤”终无立锥之地的惨运。她原该有更好一些的命运，而在特定的关系制约下，终于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

尤其是在“尤二姐事件”中，作者极生动地刻画出这个聪明、漂亮、能干的“凤辣子”赋予她以吸引读者的极大魔力，同时也渗透着凤姐性格中深隐着的悲剧色彩．

有人说凤姐爱笑，我觉得这只是看在现象的表面，若透视这“笑”，我们会发现它多是饱含悲辛的苦笑，以凤姐那笑得假而哭得切的泪水中我们看到：她既是贾府的“二奶奶”，又是“唯知以淫乐娱己”的贾琏的“妻子”；既是贾府的“管家”，又是“好弄左性”的邢氏的“儿媳”；既是家族统治阶层中一名“强人”，又是整个封建专制社会下一个“女性”，前者是治人者，后者是被治者，治人者可以制造悲剧，被治人者却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凤姐这个套着三重枷锁的弱女子，面对强大的封建礼教、封建夫权及封建族权的重压，越要反抗就越被指斥为大逆不道的“妒”及不“贤”，从而更加深了自己的不幸。

“大闹宁府”一回，凤姐在荣府持家操尽心力，为宁府秦氏理丧竭诚帮衬，却换来淫滥成性的珍蓉父子和贾琏相勾结，合谋瞒旨背亲、弃国孝家孝于不顾，“倚财仗势、强迫退亲”，偷娶二姐为二房奶奶，以软骗强压的卑鄙行为作为对凤姐的报答．这不能不使凤姐气愤填膺，她不能不向这些忘恩负义者控拆分证明白，这场大撒泼看似闹剧，实则隐伏着悲剧的潜流。珍琏一伙倚仗男子在家庭中的优越地位和在社会上具有封建贵族权势的优势，利用妇女不能与男子平等的被压迫处境，诱胁家仆与社会上的帮闲小人结成一张保护其犯法丑行、封禁住内外耳目的严密之网．先是引尤娘为形同私媚的“外宅”，以满足他们聚魔行淫欲望，进而通过哄编狡赖的手段，以促使他们算定一向保护多妻制的贾母、贾赦接受这“生米做成熟饭”的既成事实，再用上层家主不可抗拒的力量，压迫凤姐饮恨就范。这事发之突和压力之强大，必然引起凤姐内心纷乱痛楚，急恼交加。更严重的打击是“停妻再娶”，比凤姐还俊的尤二姐甘居二房，又有了身孕，这对“无子”而又“妒”名扬出的凤姐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一种生存竞争和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本能，促使她不得不竭力抗争。她的矛头是直指珍琏一伙淫恶之徒。凭着自己过人的心计和理财治下的权力，“讯家童”弄清眉目以取对策，赚尤娘进大观园隔绝对方的串通合谋以回报对方对自己的封锁孤立，又教助张华告状及买通都察院委曲尽力以为外援，展慑贾珍，警诚贾母、珍琏等以协同理丧对她瞒骗，她则以突转贤良麻痹对方；对方以“生米做成熟饭”使贾母、贾赦为体面接受既成事实，她则设出“不曾圆房”的套局，使贾母要领出尤娘时不伤体面．封建家长从上层踢妾以加重对她的压迫，她即用对方压迫自己的这种手段破坏一夫多妻制对自己的压迫．这都充分显示了她“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脂粉队里的英雄”的夺目光彩。

然而，这种多妻制与封建贵族的特权财富结合在一起，在社会范围内，远非凤姐这样的抗急所能动摇的，而站在封建礼教及其夫权一边的对方对她的打击则是直接而又正面的．使这个“脂粉队里的英雄”的才干、智慧和美丽，最终受摧残、被毁灭于绝情的丈夫、猥琐的婆婆及凌驾于贾府之上的外部邪恶势力的内外挟制、迫害，从而体现出深刻的悲剧意义。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曹雪芹笔下具体细腻地表现的凤姐的“小才”，“微善”之美，一旦被毁灭就会产生更高的美学上的价值―悲剧性。

“借刀杀人”一回，多数人重视了王熙凤“坏”及狠毒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中深隐着的凤姐的悲剧潜流。如果说尤二姐之死和凤姐有关，这只能是贾琏淫恶的所作所为和整个现实的压迫通着凤姐孤注一掷的，而贾琏的始乱终弃、喜新厌旧的所作所为又是天经地义的，这才是促成“借刀杀人”之计得以实现，迫二姐断然走上轻生之路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尤二姐的悲剧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下一个贫弱女子被贵族公子玩弄、被贵族家庭抛弃的悲剧，而王熙凤则是一个触犯了封建礼教的贵族妇女的悲剧―她的“妒”和“无子”，是必然成为她日后被休的重要原因的。

王国维认为悲剧有三种：第一种由极恶之人造成，第二种由盲目命运驱使，第三种则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他认为后者“其感人甚于前二者远甚。”因为它不是来自于偶然性―恶人或意外变故，而是提示了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内在必然性，王熙凤的悲剧命运正是来自她所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的必然性．尤二姐之死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维护住凤姐的地位，反而加速了她必然被休的失败。可见妻子再“泼”媳妇再‘强”，也无法改变由丈夫、婆婆及封建礼教决定的“妻子”和“媳妇”的既定命运，极为自尊又争强好胜的凤姐，所得到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的结局，难道不比尤二姐之事更富悲剧色彩吗！

席勒说：“悲剧题材动人的先决条件是激起观众的同情心……”．当我们从一定的角度着眼，客观地对凤姐在“尤娘事件”中的行为的动机及其内心苦衷作一下深入的思考，就会产生一种理解的同情，并能深切地体会出凤姐的“一场欢喜忽悲辛”、“回首无怪惨痛之态”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