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庆信先生是我素所钦敬的学者。近年来，他由沙汀研究转向红学领域，以一本《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巴蜀书社1995年5月出版）令红学圈子内外的学人瞩目，也使我对他更为钦敬，

当庆信先生将他那一叶学海扁舟驶入红学领域之际，他面对两个大海：红楼之海与红学之海。“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一作“纵读诗书也枉然”）。当日流行京都的这两句竹枝词，正道出了读不尽的《红楼梦》与说不完的《红楼梦》这两个事实。佛家语曰：“一花一世界”。试问：《红楼梦》里有多少花，又有多少世界？一部《红楼梦》，浑然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偌大一个世界，又要多少人来评说？庆信先生作为后来者，或他自称的“门外人”，勇敢地下“海”一游，从那个大世界中带回来一卷27万言的“下海者言”，岂不令人兴奋！上自乾隆，下至当今，岁月流逝，红楼之海与红学之海似乎已经渐变成了红楼之雾与红学之雾。雾里看花，多少饱学之士为之抛尽心力，以至皤然两鬓。然而，红楼之雾与红学之雾，依然未能尽散。当此时也，庆信先生在人生经验、理论修养和文字功力均已臻成熟的中年，重读红楼，再探红学，历经五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郑重捧出一卷一家之言，岂不令人兴奋！

二

《红楼梦》是一部超前的小说。

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不能不具有超前意识。当年，吴宓先生在《红楼梦新谈》中称，作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先生所说“西国小说”，即诞生于十八世纪，发展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诸流派的小说，即现代小说。指出《红楼梦》较许多欧洲现代小说更有成就这一事实，一则说明了《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一则见出吴宓先生的超前眼光。

时至今日，吸引住庆信先生目光的，依然是《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他将这部大著作放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长河中加以估量，强烈地感觉到，“《红楼梦》不只是一个划时代的高峰，也是一座跨时代的桥梁：一方面它总结过去，堪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集大成之作；一方面它又沟通未来，其小说形态、小说艺术上的某些重大突破，已经超越了时代，与十九世纪以来的中西近现代小说不无相通之处。”沟通时代，超越未来，这正是《红楼梦》的一个突出成就，又恰是红学界尚未展开充分探讨的学术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以下简称《跨》著）乃是庆信先生从《红楼梦》的超前意识这一特定角度对它进行的一次再认识。

说到对《红楼梦》的超前意识的发现，不能不提到吴宓先生，海外的普实克、夏志清先生，以及作家端木蕻良先生等。尤其是夏志清先生，他从叙事形态或小说本体的角度，肯定了《红楼梦》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基本上符合小说现代定义的杰作。不能否认上述学者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庆信先生探索的启示。然而，上述学者却没有能够象庆言先生这样对《红楼梦》的超前意识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认真思索一下这一现象，是饶有意味的。在吴宓先生那里，发现了《红楼梦》的某种超前性，但没有能够找到探讨这个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他引用美国学者马格纳特儿关于小说杰构必具“六长”的理论作为批评的武器，结论泛泛平平，未能窥见《红楼梦》通往现代小说的那条“隧道”）。在夏志清先生那里，则已经探到了《红楼梦》连接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精神通道却未能深入进去对之进行全面周到的考究（他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沿袭传统的新红学研究方式，专章论述《红楼梦》，但新见不多。唯在此书“导论”部分，从叙事形式角度肯定了《红楼梦》的现代性，可惜未及申论）。

准确地找到了《红楼梦》中通向现代小说的精神通道―小说本体及叙事方式，并深入进去展开了系统、全面研究的，是李庆信和他的这本红学专著。这本身，就是超前意识的体现，是以超前的眼光剖析《红楼梦》和辨析新、旧红学的结果。

三

治学犹如登山，需要一个高起点。治学恰似观海，需要一个广视角。对中国传统美学与古代小说理论的熟谙，为庆信先生提供了这样一个起点。

对西方现代美学和批评理论的了解，为庆信先生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

比较充足的理论准备，使这位晚近跃入“红”海洋的学人获得了相对宽阔的理论视野和相对锐敏的学术目光。面对同样庞杂又均可借鉴的中外批评理论，他采取了择善而取的“兼用法”。一方面，以西方的现代小说叙事学为基本参照，借鉴了其他西方现代美学和批评理论（用以阐释《红楼梦》在叙事方式上与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借助于中国传统艺术、小说美学理论中的一些范畴和概念（用以分析《红楼梦》在叙事方式的个性上与中国美学精神的内在联系）。《跨》著上编第二、三、四、五、六章及下编第七章在运用现代小说叙事学理论方面的纯熟和见解的新颖、精辟，给人留下很深印象。可以这样说，上述诸章在《跨》著内部形成了一个以现代小说叙事学阐释《红楼梦》叙事艺术的内在支撑体系。著者以对《红楼梦》叙事艺术观念的更新的探讨为起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红楼梦》全书叙事艺术的显性表现，隐性表现，《红楼梦》叙事艺术的个性特征，以及《红楼梦》叙事艺术在中国小说叙事艺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超越前贤的系统的新结论。我以为，这是全书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

西方的神话一原型批评、文学心理学以及接受美学等现代理论成果，也帮助庆信先生在红学领域取得新进展。《跨》著关于《红楼梦》前五回中的亚神话叙事建构及其艺术表现功能的讨论，关于《红楼梦》叙事本文中的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的探索，均因此而得出不同于他人的看法与结论。理论开拓思路，在新思路的导引下，《跨》著对《红楼梦》前五回的分析，可谓新见迭出。如，指出前五回中的三段虚幻叙事，只能是神话的一种亚型或摹仿，是一种本质上属于艺术虚构、艺术创造范畴的亚神话建构；又如，指出太虚幻境中实际隐含着一个仪典原型―即成年仪式原型的框架；再如，指出太虚幻境中的“兼美”作为心理原型，只是宝玉心中“美女”原型的一个模糊投影，即一个投射于钗黛身上的主观化的“复合人”幻影，等等。

比较起来，《跨》著运用中国传统艺术，小说美学若干范畴、概念（如真假、大小、虚实、意境、笔法等）对《红楼梦》叙事艺术的讨论，虽然也不容忽视，甚至个别地方也不乏新意，但在系统性和深刻性方面，终究显得整体上弱于对于西方小说叙事学以及现代美学和批评理论的借鉴。

四

理论的广视角，源于思维的广视角。理论的高起点，源于思维的高起点。科学的思辨哲学，使庆信先生在获得理论的托举时，也获得了思维的上升。

从《红楼梦》的现代意义着眼，从方法论的改进入手，选取特定角度，通过突破关节点―叙事方法，以达到对《红楼梦》的现代意识的整体把握。把握过程中，既不沉湎于繁琐的非本文考证，又不偏执于孤立的本文研究，既不空泛地进行纯理论探讨，又不狭隘地排斥理论思维。这种思路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思维的表现。

翻开《跨》著，你见到一种能潜沉下去又能升腾起来的本文研究。著者在分析《红楼梦》中从说书人叙事到叙事人叙事的转化、人物叙事与人物视点，以及隐含作者回忆与自叙的石头叙事等专题时，对本文把握之深与阐释之细，令人叹服。然而，这种把握，不胶柱鼓瑟，不钻牛角尖。这种阐释，不脱离理论的驾驭与提升。翻开《跨》著，你会感受到全书各章节之间的内部有机联系形成的某种理论张力。在整体透视《红楼梦》的叙事艺术时，上编六章的讨论对象（除第一章外），主要是《红楼梦》叙事方式的外在层面；下编六章的分析对象，则主要是《红楼梦》叙事方式的内在层面。尽管就整体而言，这一理论构架尚不够严密、完整，但仍然可以认为它基本上自成体系。上述特色，与著者在思维方式上对辩证思维的追求不无关系。庆信先生在《跨》著第九章论述《红楼梦》一声两歌、一手二犊的特征时，提出一个概念即所谓“两面运思法”。我以为，以此描述《跨》著的思维方式，亦颇为适当。

庆信先生对“两面运思法”的自觉不自觉的追求，多少给予了我们一些启示。无庸讳言，时至今日，在理论界、古典文学研究界（包括红学界），主观的、片面的、僵化的、扣案扪烛式的思维方式，依然有着不同程度的、或隐或显的影响。轻视理论者，只重校勘、考证，以为非校与考不为学问，以至滑向宗教式的繁琐和学院式的迂阔，回到王梦阮、沈瓶庵式的索隐。轻视本文者，只重生平、家世、族谱，视小说为野史，视红学为曹学。片面求新者，弃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不顾，将东抄西摘、东拼西凑的中外智者贤人语录，强加于研究对象，把自己的意想说成是研究对象的思想，故作高深，借以唬人。从思维方式上说，上述现象均属“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文心雕龙·知音》）。对于那些在思维方式上走进误区的人来说，钱钟书先生对于《中庸》的哲学命题（“执其两端用其中”）的阐释是应当记取的：“执其两端，而得乎中，思辩之道，因所不废，歌德谈艺，即以此教人也。”（《管锥编》第350页）

五

对于研究者来说，学术研究似乎没有终点。对于探讨者来说，理论探讨应当追求蜕变。从《沙汀小说艺术探微》到《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这是庆信先生学术道路上的一次自我超越，一次蜕变。蜕变之物，难免在今日的机体中遗留昨日的胎记或痕迹。恰如《跨》著第六章论及《红楼梦》对章回体制的突破时指出的，它对旧体制变革还有其折衷的一面，还留有章回体的痕迹。

我在《跨》著中，也见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蜕变留下的痕迹。纵观《跨》著全书，第一章《具有跨世纪意义的东方性格小说典范》，似未能从方法论上起到应起的提携全书、照应全书或统率全书的作用。就该章内容而论，称得上系统、全面，且不无新意。然而，如果将此章置于全书的体系中细加辨析，就会感到，由于它基本上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论为理论武器，将重点放在讨论小说人物性格描写方面的突破，以至与以后各章在理论视角与方法论的选择上不尽一致。我将这一现象视为今日机体中的昨日痕迹。这不能不说是《跨》著留下的一点遗憾。好在这点遗憾并不影响庆信先生向前看的红学眼光，并不影响《跨》著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