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时分的异域火种：翻译作为文化行动

1909年的东京，当鲁迅与周作人将两册靛青色封面、印有“域外小说集”篆字的薄本交予东京群益书社和上海广兴隆绸庄寄售时，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隐秘源头就此点燃。彼时的鲁迅尚未以小说家闻名，还是那个在日本弃医从文、苦闷求索的“戛剑生”。《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既非纯粹的商业行为，也非单纯的文学兴趣，而是一场自觉的文化移植手术——在晚清“林译小说”风靡、翻译多为消遣或教化的语境中，鲁迅兄弟选择了一条迥异的路径。

这部仅售出四十余册的译作在当时可谓彻底失败，却像一粒深埋的种子，在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破土而出。与林纾“耳受手追”的意译不同，鲁迅在《序言》中明确提出“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这“弗失文情”四字，标志着他将翻译从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