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初以来，唐、宋诗之争纷纭复杂。至乾嘉，朴学之风盛行，诗坛宗宋渐趋兴盛，道咸年间，形成流派。陈衍说：“道光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寓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硐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倔（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虽然道成宋诗派有大体一致的主张，但其内部诗学取径并不完全一致，陈衍认为：“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约略可见曾氏在宋诗派中之独特性。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其为人，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认为读书之要在于格物致知，讲求穷究事理，修己立诚，躬身立行。中年作《五箴》分“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方面，既诱导诸弟也为自己的座右铭。后来事功，封侯晋爵，显隆于时。然文正一生功业，并不仅止于此，“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于桐城衰微之时，曾以雄奇跌宕之文，振桐城嗣响，力矫懦缓之弊，异军突起，别为湘乡派。诗学理论与创作虽逊于文，并非毫无成就，钱基博云：“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曾国藩，后称张之洞。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创之功。”其诗学地位可见一斑。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显臣名宦，他们以地位之要、影响之巨，于某一文学思潮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曾氏也是如此，他的诗歌宗趣影响一时，应者云集，对扩大宋诗派阵营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
曾氏宋诗宗趣，与其学术渊源和时代风尚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是其学术渊源，钱穆谓“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而起者”。姚鼐（1731—1815），桐城文派和桐城诗派最主要的理论家和作家，受业于苏州同里方泽和伯父姚范，于学术崇尚宋学而排斥汉学，于诗歌推崇黄庭坚，对明七子并不完全拒斥，而是有所取舍，唐宋兼宗。论文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论诗排斥“凡俗”，主张“道与艺合”，强调学力深厚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对曾氏有深远的影响。其次是诗风流向。曾氏最早感受到当时诗风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入京应试之时。其时京师诗坛，弥漫着宋诗风气。汉学家程恩泽、祈寯藻、何绍基，既是著名的学者，又身居高位，把持坛坫。他们作诗注重学问修养，崇尚个性。并且，作为文坛正宗的桐城派姚门弟子如方东树、梅曾亮等虽主治散文，也为诗歌，以文为诗，其诗学倾向在宗宋。曾氏与何、梅结识，并日相过从，诗酒唱和，成终身好友。自然，在这样的环境中，宋诗习气濡染曾氏在所难免。

而最直接原因是理学家唐鉴的指引。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曾之同乡，“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唐让曾氏研习程朱之学，给予曾教化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中，义理为首，义理通则文章通，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记》云：“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诗歌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听之，昭然若发蒙也。”据此可见唐鉴义理观、文道观对其影响之深，且唐氏之学与桐城甚为相通，曾氏正是从唐氏那里直接接受了桐城派的文章理论，宗宋也势在必然。然而曾氏作为湖湘人’士，“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导言），于学“一宗宋儒，不废汉学”，融合百家，兼采汉宋，有云：“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诘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断断焉而有己。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又可屏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于诗学理论虽也瓣香姚氏，但主宗宋诗，与姚鼐不可同日而语，对姚氏有取于明七子不加理会。由于曾氏无系统诗学理论，其论诗主张只是零星体现在他的日记、家书及各种题跋中，从现存资料来看，并未论及宗唐派别及思潮，当然也无批评抨击之词、党同伐异之见。在近代纷纷扬扬的唐宋诗之争中，近乎独处一隅，不沾是非，这缘于其严谨的人格操守和居官戎马生涯，但其宋诗宗趣是鲜明的。

从诗理上看，曾氏宋诗宗尚最鲜明地体现在他“艺通于道”的诗文观。曾氏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温弟沅弟》的家信中云：“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认为两者具有统一性，主张由艺人道，因文证道。这一观点源于桐城派和宋诗派共同认可的“道与艺合”、“道艺合一”之论。据曾氏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载：“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子贞真能自树立者也。余通言多夸诞。”其中赞赏何于“艺通于道”的诗文观“甚知要”，是“能自树立者”，无异于说明曾氏从好友何绍基那里得到宋诗派同仁的论诗“真谛”。姚鼐亦云：“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其实，“道与艺合”无非是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文以载道，以道显文。曾氏又曾对“艺通于道”做了详细阐发，他说：“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故窃谓今日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研究文字为要务”，在曾氏看来，文字通则道义通，道与文彼此不能分离，道因文彰，文因道显，道艺并举，道艺一也。由此可见“艺通于道”与“道与艺合”是相通的，两者都将道艺置于同一意识层面，实际上就是强调学问与诗文创作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认为以学入诗不仅是一种与诗人之诗并行的审美模式，而且身处“衰世”的士人理应自觉地用诗歌作为载体承担起弘扬儒家道义精神的责任，以挽救世风，重振民族精神。

基于上述诗学观，一向以修齐平治为己任的曾氏不仅平日特别讲究修身养性，而且于诗文创作强调积理养气功夫，认为“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诗歌固然是“末技”、“余事”，然非多读书穷理不能办，读书积理是诗歌创作的关键因素，这显然得益于唐鉴“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日记》曰：“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对孟子“养气”说敬服备至。正因为如此，曾氏对“文章之事”特别强调“气”的作用，把“行气”看做是文章的精髓。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谕纪泽》的家书中云：“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如果说上述言论还只是体现在理论主张上，曾氏还从自身创作实践中真正体会到积理养气的作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记》云：“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虽胸有真情，若无读书积理工夫，也不能一吐为快。这种典型的宣扬“学人之诗”的论调自然与传统的“缘情”论大相径庭。他所主张的“学”，并非仅仅指经史考据，而且主要指宋儒的性理之学，他对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的理解是，“必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这和他融合汉宋的为学态度是一致的，而与程恩泽、祁寯藻偏重以考据为诗有所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曾氏对诗人之诗完全加以排斥，相反，对诗人之诗也能予以欣赏。他称赞何廉舫的才人之诗云：“何廉舫信附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笔，人人叹之不置”；同治七年四月初十《日记》又云：“观李眉生诗，爱其俊拔而有情韵，将来必为诗人”，认为凡作诗文，必须“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赞同真挚、纯正的感情表达。尤其是他标举的“机神”说，在中国诗学史上应占据一定地位，钱仲联先生评价说：“王渔洋论诗标神韵，张广雅易以神味。余谓皆不如曾求阙机神之说也。”所谓“机神”，曾氏解释说：“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机神”说重视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突出作用，要求诗歌天才兴发，富有韵味，意境缥缈，“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实际就是倡导天才踔厉的诗人之诗，将性情看作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尤为可贵的是，“机神”说泯灭唐宋诗人为划分的界限，对唐宋诸大家予以同等审美观照，曰：“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黎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有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功错，径路绝而风云通”，体现了理性务实的精神，客观上对当时诗坛的祧唐宗宋门户之见起到了平衡作用。

因此，曾氏并不忽视才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事实上，他既注重天性机趣又讲求后天历练，力图使学问与才力相济，把侧重思想的“言志”与侧重“缘情”加以对接，表现出对传统诗学资源的整合态势，以纠正专宗盛唐产生的肤廓之弊，初步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为宋诗派与同光体之间架一座桥梁。

桐城诗派和宋诗派把学问、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求三者的统一和兼长，达到既调和汉宋之争，又写出至美文章的目的。曾氏此外还加入“经济”，将诗文的内容由日常学问扩大到社会民生，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经国济世，这就把传统的“经国之大业”的诗文观从乾嘉朴学的故纸堆中解放出来，为现实政治服务。从社会现实出发，他赞同“人与文一”的命题，认同人品之于诗品的决定意义，但同时也认为人之“器识”、见识关乎诗歌风格与水准高下，“器与识及之矣，而施诸事业有不逮，君子不深讥焉。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末矣”。曾氏此论，实发展了桐城派与宋诗派的现实认识，也是其“经世致用”论在诗学领域的具体表现。

曾氏论诗也注重奇崛和不俗，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谕纪泽》中认为：“于奇崛中进出声光”的诗文才是好诗文，“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这主要针对“可意模古”者而言，求新求变，不落俗套乃是其“奇崛和不俗”之旨归，诗文之“声响”、“光芒”还不过是其追求的语言层面效果，这一点类似陈衍在诗歌中追求的“响”字，其目的是想让诗歌产生“雄奇矫变”的艺术魅力，以求脱出庸常，克服桐城诗派式的“雅洁清润”的单面诗风，益之以“奇矫之致”。
总之，曾氏论诗着眼于桐城派诗文相通的原则，以宋诗趣味为主导，很多观点具有独特性和创造性，也讲求才情、性情，标举“机神”，初步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成为“后来同光体之导源”。

二

曾氏在诗学实践上，主要强调读写。读，首先涉及诗家的选择、诗风的选择问题。面对古代丰富的诗歌资源，尤其是唐宋两大诗学审美典范的选择，不仅体现出选家的审美眼光，也体现出选家的诗学宗向。曾氏无疑以宋诗为写作楷模。曾氏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后为指导诸弟的学业，自编文钞、诗钞，为初学者示范，自己也写作古、近体各类诗歌。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温弟沅弟》云：“余近来读书无所得，酬应之繁，日不暇给，实实可厌。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自负之气显而易见，亦可知其所作以宋诗为范本，而且主要规范于杜、韩、苏、黄。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致诸弟》自报学诗门径：“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曾氏律诗之所以学义山，乃是因为“山谷外近昌黎而内实玉溪”，他深知这一点。《读李义山诗集》云：“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也就是说，曾氏诗学李商隐，是由于黄李诗具有相一致的内在特质。汪国垣也说：“涪翁原本玉溪诗”。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诸弟书》云：“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这种师法韩、苏、黄诗的相当自信的论调，是有深刻的宗宋意味的。他曾说自己长于古体而短于律诗，这与他的师承及个人兴趣有莫大的关系。

他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姚鼐把文章风格分为阳刚、阴柔两种，对二者兼倡，尤其推崇合两者为一的审美范式，“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嘲’，曾氏则于二者中偏重阳刚之美，崇尚雄奇之道。又细分阳刚之美为“雄、直、怪、丽”四字，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直：“黄河千曲，其体乃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从语言、体式、趣味、色泽总结诗歌的阳刚之美，较姚氏之论更为细化具体。《圣哲画像记》中云：“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所选十九家诗中，李、杜、苏、黄四家古体诗皆以雄奇之致、阳刚之气为突出特征，为曾氏所“嗜好”。但其最推崇的，莫过于黄庭坚。

清人学宋，主要以苏轼为榜样，桐城诗派虽推崇黄庭坚，但并未真正付诸实践。施山《姜露庵杂记》云：“黄山谷诗历宋元明，褒讥不一。至国朝，王新城、姚惜抱又极力推重，然二公实未尝学黄，人亦未肯即信。今曾涤生相国学韩而嗜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直十金。”钱仲联先生认为“自姚姬传喜为山谷诗，而曾求阙祖其说，遂开清末西江一派。”又认为曾氏“于山谷尤有深契，诗字多宗之”。钱基博所言“于近时诗学有开创之功”大概就是指此。曾氏《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其二云：“大雅沦正声，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肿蛮。造意追无垠，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催为枉。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响”，对黄诗的审美追求加以赞美，也流露出对自己影响时尚的得意之态。黄庭坚，赖有曾国藩的倡导，才成为诗坛新风尚，为宋诗派开一大门洞。钱仲联先生说：“曾涤生诗，七古全步趋山谷，以此为天下倡，遂开道光以后崇尚江西诗派之风气。”《石遗室诗话》云：“坡诗盛行于南宋、金、元，至有清几于户诵。山谷则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一直到出现“黄诗价重，部直十金”的局面。这其中也有名人效应的成分。

渐人老年的曾氏学诗宗趣有所拓展，诗学门径放宽。学习方法，主要是学其为人，拓展胸怀，培养气度。当然，也学习古人作诗法度。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谕纪泽》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此八家诗“《六经》外之巨制，文字中之尤物也”，主宋调而兼纳唐韵。从该年起编纂《十八家诗钞》，收录从魏晋到宋元代表诗人诗作6599首，供朝夕诵读。单从选目上看，突破了原来专读杜、韩、苏、黄、李五家诗的门径，新增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谢脁、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陆游、元好问十三家，但仍主要以宋诗趣味为主，他说：“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己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犹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脁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然老境侵寻亦只能长吟以自娱，不能抗手以入古矣。”每体“以一二家为主”，再以他家、他体“参观互证”，但毕竟学诗视野扩大了。同时，其审美趣味也由以前推崇阳刚雄奇一面而兼赏冲淡闲远诗风。咸丰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日记》曰：“日内于苏诗似有新得，领其冲淡之趣、洒落之机。”次日《日记》又云：“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后期学诗的变化，是与其经历与心境相关联的。初得科名之时，年轻有为，追求以文章报国，就自定日课，研习诗文，满腔热情。在统兵戎马之余，选诗吟咏不仅是为了提高诗艺、积理养性，也有娱乐消遣、“玩赏”的成分，于单调枯燥的军旅生活加点调味品。在剿灭太平军接近尾声之时，他胸次变得疏朗寡淡，常常通过咏吟鉴赏来陶冶性情，用陶渊明、苏轼、陆游的“闲适”诗来涤荡内心“忿”、“欲”，心境归于澹然恬适，挂记养生之道，谓“念养生家之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修身治学，也“当得一‘松’字诀”，盖与其年老体衰、洞明人生有关。

曾氏现存诗集四卷，300余首，绝大部分作于道成年间，是其宗宋理论的具体实践。章炳麟认为曾诗“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玟讥辞相等”，虽有讥意，情况大体属实。余云焕《味蔬诗话》云：“曾文正古体盘空硬语，魄力沉雄，而近体气韵磅礴，一扫凡艳”，从诗体上道出曾诗宗宋的特色。即以题材论，数量最多的赠（送）别诗、寄怀诗、题咏诗也是这样。如《寄弟三首》其一：“去年长已矣，来日尚云赊。身弱各相祝，家贫傥有涯。乡心无住著，望眼久昏花。寥落音书阔，多疑驿使差。”怀乡思亲之意于沉雄硬语中托出。长篇古体宋诗特色尤为突出，这些诗作奇崛诙诡，排算不训，缀以僻字奥典，使人读之不快，如《会合一首赠刘孟容郭伯琛》，余云焕谓“造语奇崛，神与古会，直登昌黎之堂而入其奥”。曾氏创作要逊于其诗学理论，更不及其散文成就，钱仲联先生谈曾晚年的论诗境界时认为“惜其自为诗未能臻此恬淡之境，大多壮观有余，凝练不足，此其于诗之造诣，所以尚不逮其文也”。由于他未能以主要精力致力于诗歌创作，因而他的成就不能与同时期宋诗派代表人物郑珍、何绍基、莫友之媲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其声望相应的诗坛地位。
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曾氏不是专门的诗论家，也未能形成自己系统的诗学理论，更多的是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之余的零星感悟。在其宗宋观念形成后，对唐诗学及其发展也基本没有探讨，因而也就缺失明确地表达对唐诗学及宗唐者见解的话语。他论诗兴趣虽然主要宗宋，但又不以专宗宋诗为囿，自有其合理之处。也应当看到，在现实要求广泛继承古代优秀诗学遗产、泯合唐宋诗之争的前提下，其论诗过分偏重于宋诗宗趣和宋诗技巧，固然有其时代原因，个人趣味的褊狭也是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