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岗
【内容提要】

“小说”作为一个重在文学的类别名称始于《汉书•艺文志》，对《汉志》“小说”之义的探讨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本文主要运用拆词为字的语义分析方法，依据《汉志》本身的语言材料，切入作者用字造句的语言习惯和《汉志》语境，对“小”、“说”与“小说”之义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同时搜集《汉志》中“说”的一批近义字以及与“小说”甚有关联的“记”、“传”两字的使用情况，作了比较说明。

《汉书·艺文志》秉承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从汉代几次收集和整理所得的大量图书中，把其中一类相近的图书拣选出来并归集为一起，称之为“小说”。《诸子略·小说》著录了小说十五部，一千三百八十篇 ① ，并在小序中对“小说家”的有关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治小说史者均已熟知，“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外物》，指的是异己言论，与“大达”即“大道”相对立。在《汉志》出现以前，作为词语的“小说”除此一见外，不见任何典籍重复使用 ② 。同义词另有《荀子·正名》中的“小家珍说”，亦泛指任何异己的言说，表明“小说”在此阶段尚未成为专名术语。“小说”一词经历了较长的术语化过程以后，在《汉志》中才得以独自立目著录并被予以评价。它虽借用自《庄子》，却被赋予了重在文学兼含学术的内涵，并且由一般的名词，转化为特定的术语。这一术语的出现，标志着自先秦以来一直在民间层次发展着的小说活动，得到了正史在名目上的追认和在理论上的总结;并同时表明，小说开始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据了应有的一席之地。

欲究“小说”之名在《汉志》中的内涵，方法有这样几条:一是依据所著录的小说篇目的佚文来提取其共同性;二是根据《诸子略·小说序》和作品注言来进行分析;三是参稽作者前代和同代人关于“小说”的解说;四是对“小说”作拆词为字的语义分析。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选择第四条方法。

以拆词为字的方法对“小说”进行语义分析，近人和时人均有运用成篇的前例，此点评述详后。总体上我们认为，依据字典如最早的《说文解字》所设的相应条目来析解字义，可能不失为一条便捷有效的途径，但鉴于“小说”作为文学中一个类名的确立始自于《汉志》，故而分析“小”、“说”与“小说”之义最可靠的语言材料就是《汉志》本身。依据这类材料，并通过切入作者用字造句的语言习惯和《汉志》其时的语境，就可能把握到“小说”的真义和始义。

一 “说”义上: “说”字用于篇名与非篇名情况

“小说”是偏正词语，词义重心在“说”字。“说”字的使用，《汉志》中有两类情况:一类是用作篇名，另一类是用于篇名之外的表述。对此两类及其相关内容，我们以表格形式分别进行统计。

表一:“说”字用于篇名情况

（注言部分包括《汉志》自注、颜师古注和应劭注。师古注来源甚古，唐时仍存的《别录》和《七略》也在其参考之列，应劭注则更出其前，因而值得重视）

《汉志》“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从上表可知，“说”字明确用于篇名，计三略十一种，二十九家（《说苑》、《世说》计一家）。结合统计情况与表格所选录的《汉志》作者自注、东汉应劭和唐颜师古注言，我们初步得出结论如下:

l、以“说”命篇的现象截止西汉末已经产生，并已有一定数量;

2、“说”篇主要出现于六艺略和诸子略。较之其它几略，这两略所辖的作品，其内容客观上更需

要解释和发挥; 3、“说”篇二十九家，在《论语》、《孝经》和“小说”三种出现得较为集中，分别为五、六、五家。《汉志》中，《论语》十二家，《孝经》十一家，小说十五家，出现“说”篇的比例分别是42%、55%、33%。相对而言，“说”篇在“小说”中，比例并非最高，即使把《说苑》和《世说》作为一家移入“小说”，情况也同样如此。这样，以“小说”作为类别名称，并非因为在此类别中较为集中地出现以“说”命篇的现象。在目前的小说史研究中，那种认为“小说”得名源于“说”篇之出现的观念，是经不起分析的;

4、根据注言，“说”义及其要素包含有:（1）对经书的解释和发挥，在此义项上，沿袭《汉志》已用的文字，似与“故”、“诂”、“传”、“述”相接近;（2）诸子之间的论辩诘难;（3）依托古人;（4）语言可能是浅薄的，效果可能是迂诞而不当大雅的。在这四条中，符合其中一条，都有可能以“说”命篇。“说”的这几条义项和要素，均导向明显的主观性，大多与“说”者凭意恃心的内在行为有关系。这一初步结论，我们在稍后“说”与另外几个字的比较中还可见得更为明显一些。
从表二可以看到，《汉志》作者以名词或动词形式使用“说”字较为频繁，远胜于以“说”命篇的情况。“说”字的内涵，前面所得出的四条义项在此全部具备，可资进一步确证。除这些之外，尚有这样几条表现得较为明显和充分:

1、“说”字的背后总是负载着一定容量的言语内容，这种内容可以是言谈、学说，也可以是故事;

2、除了个别纯粹表示出声动作而呈现为无褒无贬的中性色彩之外，“说”字往往用于被轻视、指责和批评的语境之中，换言之，“说”字有贬义色彩。它所负载的内容，未必受人重视和让人信服，受到“咸非其本义”之讥;

3、不为所信甚至遭到讥评指责的内容，被认为由于大多含有杜撰、任意发挥、来源不可靠、无稽之想象的成分而远离事实，如“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便辞巧说”、“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等例句就存在着这种意味，此与前面所指出的“说”义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有关系;

表二:“说”字用于非篇名情况

4、“说”的作用也遭到怀疑。《六艺略·小学序》中师古所引孔子之言表明:当典籍有所阙疑时，“不说”比“说”要好;如果阙而犹说，反而是对典籍的“任意改作”。这种意思，别的例句也可互证。

二 “说”义下:“说”与一批近义字的比较

在《汉志》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批“说”的近义字，它们是:言、语、述、称、辞、词、曰、云。当“说”宇的义项单指名词或动词性质的出声动作时，这批字与“说”字构成基本同义的关系;而当“说”字具有了前面两表所陈列的其它义项时，它们就与“说”字构成近义关系，而感情色彩则存在着差别，甚至有较大差别。在这批字中，其中“言”字出现次数最多，几乎不下于“说”字，并且大多被用于正经堂皇的语境之中而与“说”字在感情色彩上形成明显的反差，构成反义关系。

为了在比较中进一步凸显“说”字的义项及其感情色彩，笔者不避烦琐，把这批字细心地整理出来，分类陈列于下，其中“言”字以表格的形式最后出现。

1、语:

（1）《论语》、《孔子家语》（《六艺略·〈论语〉》）;

（2）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六艺略·〈论语〉》，师古对《孔子三朝》的注言）;（3）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六艺略·〈论语〉序》）;（4）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诸子略·儒》，作者对《高祖传》的注言）;

（5）其语浅薄（《诸子略·小说》，作者对《伊尹说》的注言）;

（6）非古语（《诸子略·小说》，作者对《务成子》的注言）。

2、述:

（1）似河间献王所述也（《诸子略·儒》，作者对《河间周制》的注言）;

（2）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诸子略·儒》，作者对《高祖传》的注言）;

（3）祖述尧舜（《诸子略·儒序》）。

3、称:

（1）圣上喟然而称曰（《总序》）;

（2）《论语》载孔子称殷汤伐桀告天辞也（《诸 子略·农序》，师古对“所重民食”的注言）;（3）称诗以谕其志（《诗赋略序》）。
4、辞:

（1）《论语》载孔子称殷汤伐桀靠天辞也（《诸子略·农序》，师古对“所重民食”的注言）;（2）辞人之赋丽以淫（《诗赋略序》）。

5、词:

竟为侈丽宏衍之词（《诗赋略序》）。

6、曰、云:

此两字在《汉志》中出现较多，不及征引，概述如下:（1）“曰”字出现在正文和注文中，典型句式如:“《论语》曰”、“师古曰”，前者导出直接引语，后者纯指出声动作;（2）“云”字均出现在注文中，导出间接引语即转引，典型句式如:“刘向云”、“《新论》云”;（3）感情色彩均为中性。

7、言: 见表三。

表三:“言”字出现情况

以下对各字义项略作分析，并借此总结“说”义。

“语”字有与人对答谈论（论难）、语言、辞句的意思，其中表示“辞句”之意（如“述古语”）时，似乎负载着一定的内容，而且多用口语形式，这就与“说”义相接近，但其内容被视为较可信。西晋有托名东方朔的志异小说集《琐语》（已佚，嵇含《南方草木状》存其“抱香履”一条，乃为介子推的传说）、东晋裴启的小说集《语林》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表明“语”有与“说”相通之义，亦可用来命名小说。

“述”与“称”在义项上较为一致。“述”在《仪礼·士丧礼》中被注释为“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但除此之外，尚有传承、强调、陈述之意。“称”则另有举言、举例之意。两者的一致之处主要在于施语者的身份较为高贵，不外是帝圣、王公和君子一类;施语对象亦甚有地位，如“古语”、“尧舜”和“殷汤”之语、《诗经》等。相较而言，“说”在施语者和施语对象上则很平常。但在最基本的表示出声动作的义项上，则“述”、“称”又与“说”相通。南朝齐和梁各有一部署名为《述异记》的志怪集，作者分别为祖冲之和任，其“述”字用的就是基本义。

“辞”与“词”作为名词都有言辞、文辞之意，与“说”也有相通之义;但它们各为韵文文体之一种，与“说”的分界又较为鲜明。

“言”的意思并不复杂，但与“语”和“说”均有所牵涉。这三字所在的句子比照着来看，可知“言”与“语”之间，发端曰言，答述曰语;自语为言，与人谈话为语。至于“语”字所含之文句、辞句的意思，则“言”也具备，后代取此义项也有拿来作为小说篇名的，如《型世言》。“言”与“说”的联系，在于“言”也表示出语动作，如“白首而后能言”、“其言非殷时”等。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言”的内容较为可靠（如“孔子之言”），并且真实地表达出心意（如“不学诗，无以言”），因此被“左史”、“君子”和“儒家者流”所认真对待和采纳。简言之，“言”的意思基本上朝向正面，而“说”义则反是，其间自有一褒一贬之分野。后世以“言”命名小说者非常稀少，但“说”则极多。综合起来看，“说”的义项大概有这样几条:

1、解释发挥，论辩诘难，自承学说或故事。这与后来作为历史小说之专称的“演义体”的“演”字或近义字“衍”的意思，非常接近 ③ 。“说”的这一基本义项，有利于小说日后开拓出各种题材类型;

2、撰作“说”时，撰作心理是否纯正，撰作态度是否认真，撰作内容是否信实可据和不离圣贤之意，这些基本上都被从反面加以肯定;

3、“说”的效果无法让人信服和采用，读后令人不悦;

4、因其难以为人所重，故“说”须假托前贤往哲;

5、在感情色彩上，“说”被认定带有贬义色彩。

在这些义项上，“说”无法以“言”、“语”、“称”、“述”、“辞”、“词”来进行同义替换。也就是说，这些字虽均有出语为声的基本义项，但在别 的层面上，与“说”则有差异和区别，在与这些字的比较互考中，更能见出“说”义。上述分析和表达，碍于笔者眼力，可能不一定准确和全面，但例句材料已基本收集完备，治小说史者自可从中得出己见。

三 “小”义之解及关于 “小说”的常见释义

至于“小说”之“小”义，《汉志》本身显在的材料较少，可重视者有这样五条:（1）《诸子略·道》:师古对《周训》的注言有“刘向《别录》云:‘人间小书，其言俗薄。’”（2）《诸子略·小说序》:“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3）《诸子略·小说序》:“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4）前已引之“仲尼没而微言绝”。（5）前已引之“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互照着来看，可知“说”在篇幅尺制上也可多达“二三万言”，并不算短小;“小书”之所以被刘向称为“小”，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内容和形式表达上的“俗薄”，这是就其价值层面上而作的界定;孔子的言论之被称为“微言”，亦并非就其篇幅尺制而言，是说孔子的身份为士而非王公显爵，故为“微”，也含着不为春秋诸国所重的意思;所谓“小道”，当与“大道”对举，是从价值、作用的层面而言的;所谓“闾里小知者”，当与“士”或“君子”对举（《诸子略·小说序》:“是以君子不为也”），不仅着眼于文化水平，更着眼于身份地位。因此，总结其义，在《汉志》的语境和作者使用语言的习惯里，“小”不指形式、体制之小，而是指价值之小和身份之低，着眼于精神方面。东汉桓谭《新论》以“短书”指称小说，王充《论衡·骨相》沿用此词以指称除经传以外的其它著作，后人遂以为小说在汉代是用短于二尺四寸规格的竹简书写的，内容和形式两见其小。但覆之以我们所揭橥的“小”义，这一论断大有可商略之处，并且得不到来自于出土简帛的实证支持。李学勤先生说:“在文献学方面，简帛书籍的出现，使我们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例如战国至汉初，经子诸书简帛，并不因内容性质而有质地尺寸的等级差异。再如好多书籍，因为抄写不易，材料难得，每每只是摘抄，或以篇章单行，出土的只能是整部书的一部分。若干单篇作品，常被编入不同书籍。诸如此类，对认识古书的形成过程很有价值。” ④ 这里所说的出土“诸书”原貌，或可延及到当时历史状态下的小说。出土诸书多有“摘抄”现象而很少完整地流传，或可解释后人从篇幅、尺制等形式方面错认小说之“小”的历史原因。

推及到“小说”，则“小”义已完全涵纳于“说”义之中。“小说”的语义主要是由“说”义来承担的，故前人和后人称小说时，并不一概出于“小说”之全称，而有径直以“说”来指代的，如“《说林》”、“《说苑》”、“《说郛》”、“说部”、“说库”等等。《汉志》作者之所以选用“小说”的全称而不是沿用诸子略中的“儒”、“道”、“法”、“名”、“墨”、“杂”、“农”等习称而径标“说”（虽然这也不是不可以），其原因据笔者臆测，盖在鉴于“说”义纷纷而凸显“说”义之“小”。

“小说”一词，首现于《庄子·外物》，在刘、班撰志之前未见重复使用。而在《汉志》中，两次出现“小说”之词:“右小说……”和“小说家者流……”，这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小说”在《汉志》中，诸子思想学术的成分消退但被赋予了倾向性较强的文学意味，成为文学中的某个类称，这是刘、班诸人的首创。自此以后，“小说”就逐渐成为文学世界中的一个类别名称。

近现代主要有三位学者从文字本身的角度来推敲“小说”的含义。胡怀琛先生在1934年说:“‘小’就是不重要的意思，‘说’字在那时候和‘悦’字是不分的”，因此，“凡是一切不重要、不庄重、供人娱乐、给人消遣的话称为小说。” ⑤ 杨义先生在1995年说:“‘小’字有双重意义:一种属于文化品位，它所蕴涵的是‘小道’;一种属于文体形式，它的表现形式是‘丛残小语’。”“说”有三个层面的语义:“首先是文体形态层面，有说故事或叙述之义”;“其次的语义属于表现形态，‘说’有解说而趋于浅白通俗之义”;“其三的语义属于功能形态，‘说’与‘悦’相通，有喜悦或娱乐之义。” ⑥ 杜贵晨先生在2000年发表的文章中说:“说”有三层意思，一是“指故事”;二是“有解释之义，也就是讲道理”;三是“‘说’通‘悦’。”他没有明 确解释“小”义，但从行文可感觉到，主要是指“小道”之“小” ⑦ 。

上述三家说法，如果从小说在后代发展的情况来看，其解释大多可以成立。然而，如果以刘、班撰作《汉志》时所确定的“小说”之义和“小”、“说”二字在他们心目中的义项来衡量，则上述三家说法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待商榷之处。胡先生和杜先生对“小”字之义的定位甚为准确，主要是指价值之小，而杨先生则增以形式上的“丛残小语”，不能算准确。衡以汉前和汉时留下的小说（如《穆天子传》、《燕丹子》，残存于它书中的片断不能作数，因几乎无一完篇的）、或小说集（如《汉志》所载小说集《百家》已佚，但刘向叙录仍在;又如同出于刘向的《列仙传》、《说苑》、《新序》、《列女传》;再如《汉志》所标的小说集），篇数极为浩繁，其形式和篇幅都不能称其为“小”，若不能称为其时的巨制，那么，不让于诸子书中的篇章和结集则是肯定的。若衡以后出之小说，则形式和篇幅更为可观，在文学各文体中，即便是小说中的短章，亦胜于其它各体。

再来看三家之“说”义。胡先生以“悦”释“说”，杨、杜两先生也如此，这是搬用《说文》段注中的义项，远离《汉志》“小说”之“说”义。《汉志》有两处用到音悦之“悦”（见表一），但专指武帝时一个臣子的名字，不用于普通语境中的正常表述。在《汉志》以前，固然有象杨、杜两先生所举证《诗经·小雅》和《吕氏春秋·慎行》中的例句，但“说”通“悦”的解释能否泛推至《汉志》的“小说”之义，就很可怀疑了。在刘、班看来，“小说”虽有“一言可采”，但或有“任意改作”，或感到“未知孰是”，读后只能让人恼火或须加以辨析，根本谈不上接受之愉悦。至于撰作“小说”者，其撰作心理是否开心喜悦，《汉志》及注者不涉片言。至于杨、杜两位先生所持之“解释”、“故事”之义，笔者完全赞同，尽管以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知识阶层对“小说”及其“说”字的内涵规定要远为丰富和深刻得多。

四 “小说”与“记”、 “传”的关系

“小说”在《汉志》中，是一个重在文学兼含学术的类别名称。作为一个完整的“小说”名称，其内涵与“记”和“传”有哪些关系呢?由于在后代以单篇行世的小说尤其是唐传奇作品，多有以“记”或“传”命篇的现象，因此，对这一关系不

得不辨。《汉志》有许多“记”、“传”二字出现的篇名和例句，虽然这两字在后代或有语义上的变迁，但鉴于我们所考析的“小说”出自于《汉志》，故而相应地出自于《汉志》中的“记”、“传”是可以作为平行比较的语言材料来使用的。“记”、“传”二字出现在《汉志》中的情况如表四、表五:

表四:“记”字在（汉志》中的出现情况

表四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六艺略·〈春秋〉》中出现“记”字的篇章和文句数量最多，故而“记”与历史的关系最为密切，其记事功能与记事效果的客观性起码在《汉志》作者那里是得到了承认的。这两个特征，在表中别的篇名和文句中也可约略感觉出来。“记”是对偏于事实的经书的解释和发挥，虽然“说”的义项中也有解释发挥之义，但在《汉志》作者这里，该用“记”字的地方绝不用“说”，反之亦然。尽管都从“解释发挥”之义中发展出来，但“记”的载事功能要强于“说”，尽管“说”也有可能负载着一定的故事内容，但并不全然是故事。而且，“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得到了承认（《汉志》没有对“记”加以贬斥讥评的文句或词语如“小记”，对“说”则多有如“小说”），但“说”则被视为多出于主观发挥和臆造而受到排斥。

表五中，显示出“传”字语义较为复杂。1、对经义的解说，此与“训诂”相通，如“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和所举之表中篇名;2、转授、宣扬，如“传者不绝”、“传至外孙之子杜林”、“自谓子夏所传”等;3、再次是流布、传播，如“传言师旷后”、“《燕传说》”等，这里的“传”有与“说”和“言”相近的倾向;4、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传”的记载功能。“传”所记载的，从表格中可知，有三方面内容:一是事件，如“故论本事而作传”、“其事实皆形于传”;二是人物，如“《列女传颂图》”、“刘向《别录》云传天下忠臣”等;三是语言和文字材料，如作者对《高祖传》和《孝文传》所作的自注中可知，记载的是“古语”、“所称”和“诏策”。

以上，“传”字的最后一个义项有与“记”相通的地方，但其所载内容要比“记”广泛得多，似与“说”相接近（如语言文字材料与事件等），但“说”在负载人物内容方面，功能似弱于“传”，这一点，我们从刘向对自己整理和创作的几部小说集的命篇中也可得到印证。偏于人物的用“传”，如《列子传》、《列仙传》;偏于事件和言谈材料的用“说”，如《说苑》。但是，“传”尽管在“记载”的功能上与“说”较为一致，所得到的评价却要高于“说”。这一点的说明材料在于两方面:一是从几个篇名如《高祖传》、《孝文传》、《列女传颂图》和《天下忠臣》中所昭示出来的对“传”体的褒扬和肯定之意;二是我们所收集整理到的有“传”字的文句或上下句中，没有一处对“传”的批评和讥刺，更没有被冠以如“小传”的名号。这是“说”远为不及的，尽管在后代，“小说”或“说”体包含了“记”与“传”的两种不同创作手法。

从“说”与“记”、“传”的语义比较中，我们发现，在《汉志》成稿前后，即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理论总结的时期，“说”或“小说”作为一个较有倾向性的类别名称，虽已负载着一定的解说和记载功能，但其解说和负载的内容却是含混不清的，如它既与“记”又与“传”有着相通的一面。相比之下，“记”的从历史叙事中发展出来的载事功能，“传”的记录人物言行和状写人物形象的功能，都较为鲜明。“小说”在后代的发展，确实有赖于从历史纪传体和各类叙事载事文体中吸取营养，或者说，正是因为“记”与 “传”进入到“小说”，“小说”才不再是一个内涵较为空洞和模糊的类别名称，从而成为一个故事性文体的专称。当然，要跨越到这一步，“小说”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期，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它却始终没有摆脱“小”义和“说”义所带来的遭人轻忽的眼光，故而作者佚名或假托他人的现象才会代代不绝。

注释

①按篇数总计，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多出十篇。

②桓谭《新论》虽有“若其小说家”云云，然其晚于刘向，与刘歆同辈。一般小说史论著，将桓谭所论置于《汉志》之前，抹煞了《汉志》确立小说类别之名的首创之功，这实出于不知《汉志》为刘、班诸人的集体所成而致。

③关于“演义体”所指究何，近来小说史研究界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较有代表性的如:谭帆《“演义”考》，《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黄霖、杨绪容《“演义”辨略》，《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虽然对明清以来一般人通识中的“演义体”是指通俗小说还是历史小说，两文有着不同看法，但对“演义”及其“演”字的初始义，所持一致，黄文更进而探索到“古代‘演’与‘衍’字相通的问题”。我们据此检索《汉志》，在《数术略·蓍龟》中有《大筮衍易》的篇目，这里的“衍”义，等同于《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衍”义，即“演”。

④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对此的详细阐述，见其《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中的“通论”部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与我们的论题相映成趣的是，李先生多以“小书”指称自己的各种著作，这里的“小”义，并不指其著作形式上的大小厚薄，而是在于精神价值方面的自谦。

⑤胡怀琛《中国文学八论·中国小说概论》，中国书店1985年版（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胡著写于1934年），第3页。

⑥杨义《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论和文体发生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⑦杜贵晨《先秦“小说”释义》，《泰安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