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雁
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著名女作家之一，朱淑真虽然不如同代的李清照那么大名鼎鼎、震烁古今，却也以其清丽浅切、真率明白富于女性特色的诗词创作吸引着较多研究者关注和探寻的目光。自20世纪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以来，在妇女创作日益为社会所承认和注目的同时，古代妇女作家的研究领域里，朱淑真亦成为继李清照之后第二研究热点；举凡朱淑真之生平事迹、创作特点及作品归属等问题无不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辨争。下文即拟对这百年来的朱淑真研究作一回顾。

一、朱淑真的身世解谜

大多数古代妇女作家的身世在长久以来传统社会文化的忽略和轻视下都会变得扑朔迷离，云笼雾罩，即便是与李清照同为宋代才女且其创作被允为最富女性特色的朱淑真也不例外。关于朱淑真的身世之谜，前人早已有所论述。南宋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断肠集序》是现存记载有朱淑真生平事迹的最早文献。据魏序所言，朱淑真乃浙江钱塘人，其夫为一市井之徒，淑真另有所欢，最后赴水而死，其诗稿也被父母焚毁；明田艺蘅《断肠集·纪略》则云朱淑真是“浙中海宁人，文公侄女”，定淑真为南宋中后期人；而沈际飞、况周颐等人因见朱淑真诗中有“魏夫人”之句，遂推断朱淑真与北宋神宗年间宰相曾布妻魏夫人有交，故为北宋人。陈漱琴《朱淑真〈生查子〉词辨诬》（《妇女杂志》17卷7号）同意况说，以淑真为北宋人，“与曾布妻为友”，且不可能下嫁庸夫，魏序是“臆测之谈”；郭清寰《从《断肠集》中所窥见的朱淑真的身世及其行为》（《清华周刊》41卷1期）通过详细地分析朱淑真的诗词作品，考辨其中所隐藏的诗人思想感情和身世线索，重申前人有关朱淑真所嫁并非市井细民，而是官宦人家的说法，纠正魏仲恭《断肠集序》的旧说；并指出：“朱淑真是朱文公的侄女，这话虽未必可靠，但照时代考起来，他二人是同时的人却是可信的。”据此，郭氏以为朱淑真生卒年当在1130—1200年之间。圣旦《朱淑真的恋爱事迹及其诗词》（《文艺月刊》8卷3期）和此间所出现的一批文学史著作均将朱淑真划定为南宋词家①。季工《关于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认为不论是据朱淑真诗歌中的“魏夫人”还是据清王士禛《池北偶谈·朱淑真璇玑图记》中“绍定三年春二月”的题记来判定朱淑真的生活年代都是不可靠的，提出：“朱淑真从事创作活动，大致是在十二世纪中叶，即在南宋高宗绍兴至孝宗乾道年间。”

80年代以来，随着有关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完善，研究者对朱淑真的生活年代的考辨更趋细致。翼勤《试谈朱淑真和她生活的年代》（《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朱淑真生活在北宋神宗元丰二三年（1079—1080）至南宋高宗绍兴初年（1131—1133）间，因为其诗词中找不到一丝干戈之乱的风烟；孔凡礼《朱淑真佚诗辑存及其它》（《文史》第12辑）、张璋《朱淑真的思想情操及其性格》（《光明日报》1984年4月10日）、《朱淑真词二首赏析》（《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金性尧《朱淑真评传》和缪钺《朱淑真生活年代考辨》、《朱淑真生卒年再考》（《文献》1991年第2、6期）、《论朱淑真的生活年代及其〈断肠词〉》（《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则认定朱淑真为北宋末南宋初期人，朱淑真诗中所提到的“魏夫人”与北宋曾布之妻魏夫人无涉；缪钺提出了关于朱淑真生卒年的两种假设：①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至孝宗乾道八年（1172）②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至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香港学者黄嫣梨《朱淑真事迹索隐》（《文史哲》1992年第6期）通过细致地辨认分析朱淑真作品中化用宋徽宗、张孝祥词句的明显例证，认为其诗词中无干戈之气正好反映了南宋中后期的偏安局面；以朱淑真诗词所表现出来的心境和死后父母尚在的情况来推测，朱氏死时当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再结合张孝祥的卒年（1169）和魏仲恭作序年代（1182）来看，朱淑真的生卒年当在1135—1180年前后。邓红梅《朱淑真事迹新考》（《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更辟新说，根据朱淑真《月台》诗中提到的“月台”乃建于嘉定十四年（1221）至绍定元年（1228）之间的史实，认为朱淑真乃南宋中后期光宗、宁宗、理宗时人；恰与王士禛《池北偶谈》所记相符。
关于朱淑真的籍贯，大部分研究者持钱塘说；黄爱华《朱淑贞籍贯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根据况周颐所藏朱淑贞手书拓本后“古歙朱淑贞”的题记，认为朱淑真祖籍安徽徽州（安徽歙县），占籍浙江海宁（浙江钱塘）；香港学者黄嫣梨《朱淑真事迹索隐》、邓红梅《朱淑真事迹新考》等皆同意黄说，强调浙江海宁是元代以后的称呼，宋人所言海宁实即今安徽徽州。黄嫣梨并指出朱淑真与出生于安徽徽州婺源的朱熹确系同乡，而两人之间是否如明田艺蘅《断肠集·纪略》所言有亲戚关系，则湮不可考了②。

朱淑真的爱情生活同样也颇受争议，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朱淑真与其丈夫及情人关系的确定和探讨上。尽管大多数细心的研究者都从朱淑真的创作中敏感地觉察到了魏序关于朱淑真嫁于“市井子弟”的谬误，但《断肠集》中触目皆是的凄苦之调都在明白地昭示着女诗人感情生活的惨淡。左梅村《朱淑真及其诗词》（《妇女杂志》15卷4号）愤激于朱淑真这样的不幸：“一个女诗人嫁给一个孳孳为利为功名的臭男子，那是何等的不幸！她说到银样的月光，而他就想起大锭的银子；她说起在头上掠过的寒鸦，而他却想起乌纱帽。”李丹《朱淑真及其诗词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也认为“她嫁给了一个只知奔波仕途，毫无共同趣味的庸碌之辈”；季工《关于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同意陈漱琴《朱淑真〈生查子〉词辩诬》（《妇女杂志》17卷7号）关于朱淑真“嫁的丈夫功名官阶都不坏，往来的朋友也都是大人物”的判断；而翟钟秀《为朱淑真伸冤》（《中央日报》1947年12月22日）则认为朱淑真的丈夫是一个忙于经纶事务的官员，故《断肠集》不过是淑真伤于独处的叹怨；尽管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未能令人完全满意地证明出朱淑真丈夫的具体身份与品格，但可以肯定的是朱淑真对婚姻生活的不满。而缘此不满乃至不幸，朱淑真词中所描写到的“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谒金门·恼烟撩露》）的另一主角就被确定为她的情人③。邓红梅《朱淑真事迹新考》（《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更结合朱淑真的诗词和史料传记考证朱父即临安知府朱晞颜，其夫乃绍兴知府汪纲；朱淑真在父母死后晚年寄居尼庵；当然，以上说法的最终成立还需得到更多的确证。

自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提出《生查子》乃朱淑真作品而《四库提要》予以反驳之后，《生查子》似乎就成为了探测朱淑真感情生活的窥视孔，其归属问题也因此而成了众矢之的；民国时期有关的争论尤为激烈，仿佛它的归属将直接决定著作者的人格及艺术成就之高下。孙约翰《欧阳修与朱淑真之〈生查子〉案》（《申报》1946年10月16日）认为该词的语气、情境均与朱淑真诗词风格相合，显系朱作；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等皆表同意。陈漱琴《朱淑真〈生查子〉词辩诬》（《妇女杂志》17卷7号）、吴志远《〈为朱淑真伸冤〉的商榷》（《中央日报》1948年3月15日）则以欧集之编订早于朱集，朱词不可能混入欧集，故《生查子》乃欧作无疑；吴文并批评翟钟秀《为朱淑真伸冤》（《中央日报》1947年12月22日）文学及道德观念的狭隘，“何必像翟先生那样一把捉住了‘丈夫’两个字，建筑起道德的基础”，强调：“《生查子》即是淫词，也无损于朱淑真的评价。”④ 
二、朱淑真诗词的艺术分析

与李清照相比，朱淑真在某个方面可称幸运；她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并不像魏仲恭序中所说的那样“百不一存”，诗词总数接近四百。有着如此丰富的文本基础，对朱淑真的创作进行艺术分析与美学把握似乎就会显得相对容易一些。大部分的研究者都看到了朱淑真清新自然、哀婉动人的创作风格，并试图结合着她个人生活的变化予以进一步的诠释；圣旦《朱淑真的恋爱事迹及其诗词》（《文艺月刊》8卷3期）将朱淑真文学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少女时期的作品洋溢着烂漫，但意境较为空虚；出嫁后渐而走向颓废；失恋后则只有别离情怀和孤寂。又如左梅村《朱淑真及其诗词》（《妇女杂志》15卷4号）亦分处女期、婚后期和悲怨期来总结朱氏的创作特点。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专辟一章讨论朱淑真的诗词创作，“今观其诗，虽时有翩翩之致，而少深思。由其怨怀多触，遣语容易也”。季工《关于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分析朱淑真“对景无时不断肠”的生活体验，指出其创作“一方面，不免涂抹着相当强烈的悲观厌世的色彩，另一方面，也刻画了绰约多姿的大地景色，表现了自然界的丰富多彩、变化无穷”。

80年代以来，在《断肠集》受到学者们的整理和校注的基础之上⑤，对朱淑真诗词作品的美学把握不断走向深入，研究焦点逐步转移到了对朱淑真的创作进行更深层次的情感和心理把握。

董淑瑞《朱淑真诗词中的自我形象》（《河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总结了《断肠集》中朱淑真的三种表现：①理想之爱的追求者；②封建婚姻的叛逆者；③“才也纵横，泪也纵横”的多情才女。并以“劲直忠臣节，孤高烈女心。四时同一色，霜雪不能侵”为朱淑真品格的写照。王义伟《论朱淑真和他的诗词》（《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则从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特点出发来凸现朱淑真的艺术成就，“中国女性文学作品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它的封闭性，即内容的单薄；二是它的感伤性，这是由于精神上的压抑而产生的一种哀怨的情绪”，而朱淑真“当她的婚姻陷入不幸时，她也没有像其他女性那样逆来顺受，而是进行反抗，大胆追求爱情，最后以死来表示对命运的抗争”，朱淑真并“以她清丽、婉约、率直、明畅的艺术特点，融入了她内心世界澎湃的感情洪涛，从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印有志《朱淑真浅论》（《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对朱淑真创作的美学把握较为精细，认为朱淑真的诗词意境幽深凄苦，情怀孤寂愁绝；诗画融为一体，笔触精巧细腻；语言和谐，音律优美，韵味浓郁，令人一唱三叹；缺点则在于视野较狭，过于悲观，用事太繁，化句太多，用语太白，重字较多，尚乏锤炼之工。缪钺《论朱淑真的生活年代及其〈断肠词〉》（《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也指出朱淑真“诗清婉自然，但意蕴平浅，且有稚嫩处”，词则“承晚唐五代遗风，受《花间集》沾溉尤深”。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邓红梅《女性词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文学史著作也都从美学角度肯定了朱淑真作品的独特艺术魅力。

王乙《试论朱淑真的孤独意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尝试着从心理层面去理解和把握断肠诗词的美学特征，该文寻绎朱氏创作的情感动力——孤独，指出：朱淑真的孤独，并不是消极遁世之法，而是积极恋世之道；她创作的结果，便是只身孤影的外在空间，孤冷漠然的内在空间，依靠寂寞无声的时光，外化为孤独的美；孤独即朱淑真创作的内驱力。近年来由于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朱淑真研究又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以前一直被讥为“浅弱”的朱淑真作品中强烈的女性意识及女性特征开始得到尊重关注和重新解读。胡元翎《论朱淑真诗词的女性特色》（《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针对《四库提要》关于朱淑真诗“浅弱不脱闺阁之习”的论断，指出：

这都是以男子的评价标准居高临下地品评女性作品的惯常用语。试想在女性被强力规范于闺阁之中的时代，怎么能要求她们写出气壮山河的诗篇？文学圣坛既离不开名山大川式的壮阔，也少不了小院方塘式的清幽。如果我们抛开男性垄断的文学标准，那么闺阁正是女性作家唯一生活的空间，真实地写出这一空间并展示出男性笔底所无的艺术特色，这也是女性文学价值之所在。朱淑真诗词恰恰在这一方面达到了极其深微的程度，展现出更加细腻的闺阁世界，塑造出一个更加真实的闺阁中人。

在对朱淑真诗词创作作出极为精细的评析和与更具男性文化特征的李清照诗词的比较之后，胡文强调了朱淑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的地位：

（朱淑真）以“里巷中口口相传”般的生命力，冲破男权社会的种种藩篱，不须矫饰和扭曲自己的女性性灵即曝光于众，并凭藉其身世境遇的代表性、创作目的的纯粹性、作品优势的占有性三大优长，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其他女作家所能给予我们的更深微、深挚、深婉的女性世界，使沉寂了很久的女性文学重新跃起，使女性文学继《诗经》之后，在父系观念日趋强化的新的时代环境下又一次完成了内容与形式上较完美的融合。所以朱淑真虽然在社会参与意识及艺术的精严方面都有薄弱之处，但在女性文学的坐标系中却有着重要的极特殊的地位。

胡元翎《朱淑真与“空白”效应》（《学术交流》1998年第1期）另辟蹊径，探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不确定”和“空白”在朱淑真创作中的美学效果，指出“朱淑真之所以能吸引后人，除因其词具有很强的‘空白’效应外，朱淑真其人也具有很强的‘空白’效应”。

香港学者黄嫣梨《朱淑真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2）是近年来较为全面地反映朱淑真研究成果的一部力作。黄著在全面考订朱淑真身世，分析朱淑真诗词创作艺术和感情的基础上指出：朱淑真生于礼教森严，封建思想浓厚的社会，能大胆强烈地追求诚挚的爱情，她的思想在时代之先；她的行为则是对旧社会礼教压抑人性的一种有力讽刺；朱淑真诗词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词性灵活，富于诗情画意，声韵合谐，出语自然，浅近流畅；在内容上寓情于景、物我相通，打破了诗词的界限。黄著并对《断肠集》自古及今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进行了梳理。

任德魁《朱淑真〈断肠词〉版本考述与作品辨伪》（《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比较了戴冠的《和断肠词》和《断肠词》的《诗词杂俎》本、《汲古阁未刻词》本和《全宋词》所用《紫芝漫钞》本，指出通行《断肠词》中的《浣溪沙·玉体金钗一样娇》、《柳梢青·玉骨冰肌》等三首、《菩萨蛮·湿云不动溪桥冷》、《绛都春·寒阴渐晓》、《阿那曲·梦回酒醒春愁怯》和翼勤从《诗渊》中辑出的《酹江月·咏竹》皆当存疑；否定了邓红梅在《朱淑真事迹新考》（《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中依据《酹江月·咏竹》而作的关于朱淑真晚年寄居尼庵的结论。

回眸百年来的朱淑真研究，不论是在朱淑真身世的辩争还是有关其作品的审美把握艺术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留给我们思考和发掘的空白之处还很多。固然由于文献的限制，我们很难再对朱淑真的身世作出更进一步的确证；但就其作品的多重观照来看，我们可做的无疑还有很多。胡元翎《男性诗论与女性诗人的“隔”——朱淑真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求是学刊》1998年第2期）有感于当前朱淑真研究的现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无论是有意地漠视朱淑真作品中以“纤弱”为特征的女性气质还是故意地拔高其艺术创作的成就，都是一种在男性文化浸淫下生长起来的文学研究惯性；只有摆脱并超越这种审美惯性，换一种眼光来思考并评判这迥异于时的异质文化，或可打开朱淑真研究中的新局面。当然，胡文只谈到了性别角度这个研究的切入点，而对于我们来说，从文化、地域、传播、接受等各个角度去探寻朱淑真的独特魅力，进而发现她在整个中国妇女文学史、妇女生活史乃至妇女文化史中的历史价值与地位，也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情。

①如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开明书店1932）：“李清照之后数十年，钱塘有朱淑真。”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朱淑真，南宋之女词人也。”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北平著者书店1935）：“（朱淑真）是南宋唯一的女词家……大约较李清照后数十年。”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北新书局1936）：“朱淑真，南宋之女词人也。”

②羊仁《朱熹与朱淑真之关系》（《申报》1946年10月26日）认为两朱之间确有亲戚关系，但该文并未提出任何有力证据。

③一些词集编纂者本着“为贤者讳”的心理，将此词中的“和衣睡倒人怀”改为“随群暂遣愁怀”。

④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也认为：“不知凡有文艺作品，都是‘复合的超越’，举皆不可以用纯科学的历史的眼光去鉴赏他的。”

⑤辑补者如孔凡礼《朱淑真佚诗辑存及其它》，《文史》第12辑：翼勤《朱淑真佚作拾遗》，《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笺注者如郑元佐注、翼勤校点《朱淑真集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张璋、黄畲校注《朱淑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全集中共收朱淑真诗337首，词33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