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回应的中介——论玄学、佛学思维方式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作者:徐敏
曾有论者指出,虽然“无论是中国的先秦,还是西方的古希腊,都已经建立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提出了朴素的辩证逻辑原理,”但在中国,“得到了长期发展”的却仅仅是朴素的辩证逻辑。[4]事实上,在龙学研究的这种争论中,贯穿的依然是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对于吸收了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影响已远臻复杂的《文心雕龙》而言,未免大而无当,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憾。若仔细辨别,不难发现,在各论者含糊言之的“文学思想”中,实际上既包括文学观念,也包括思维方式,两者显然不能等同或互相替代。文学观念确实离不开思维方式,但二者又并非全然统一。如果说文学观念依门派不同而有明显区别,思维方式则在某种程度是可以为不同文学观念的人们所共享,因而在“文学思想”中,它可能是一个更接近本源的存在。因此,本文提出“思维方式”这一概念,并循此思路阐明刘勰《文心雕龙》主要文学观念虽确属儒家,但其思维方式却深受佛家、玄学影响,正是为了真正切近这一问题的本义并予廓清。同时,通过这种努力,我们也会发现,“区分本末、执一统众”这种形式逻辑高级阶段的产物,不仅对于一千多年前的刘勰,更对我们今天的龙学研究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史层面:刘勰接受佛学、玄学思维方式影响的历史可能性
刘勰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状况异常
在以评点感悟为主要方式的中国古代文评传统中,《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科条分明”无疑引人注目。对其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学界早有共识。王元化在指出“刘勰撰《文心雕龙》,基本上是站在儒学古文派的立场上”[1](p58)的同时,也注重说明“他对于作为当代时代思潮的释、道、玄诸家,也有融合吸收的一面。”[2]周振甫更明确指出:“刘勰的《文心雕龙》所以立论绵密,同他运用佛学的因明是分不开的。”[3]但儒、道、佛三种思想中究竟哪种占主导地位,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难有定论。
曾有论者指出,虽然“无论是中国的先秦,还是西方的古希腊,都已经建立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提出了朴素的辩证逻辑原理,”但在中国,“得到了长期发展”的却仅仅是朴素的辩证逻辑。[4]事实上,在龙学研究的这种争论中,贯穿的依然是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对于吸收了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影响已远臻复杂的《文心雕龙》而言,未免大而无当,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憾。若仔细辨别,不难发现,在各论者含糊言之的“文学思想”中,实际上既包括文学观念,也包括思维方式,两者显然不能等同或互相替代。文学观念确实离不开思维方式,但二者又并非全然统一。如果说文学观念依门派不同而有明显区别,思维方式则在某种程度是可以为不同文学观念的人们所共享,因而在“文学思想”中,它可能是一个更接近本源的存在。因此,本文提出“思维方式”这一概念,并循此思路阐明刘勰《文心雕龙》主要文学观念虽确属儒家,但其思维方式却深受佛家、玄学影响,正是为了真正切近这一问题的本义并予廓清。同时,通过这种努力,我们也会发现,“区分本末、执一统众”这种形式逻辑高级阶段的产物,不仅对于一千多年前的刘勰,更对我们今天的龙学研究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史层面:刘勰接受佛学、玄学思维方式影响的历史可能性
刘勰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状况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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