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超

肖像描写是文学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也是“小说中最困难的一部分。”（马卡珂坷语。）《红楼梦》中的肖像描写极富特色，绘形传神，富有创新意义。中学课本所选《林黛玉进贾府》一回，是众多主要人物亮相登场的重头戏。作者调动多种手段，进行大量精彩纷呈的肖像描写，或工笔雕琢，或虚笔写意，浓妆淡抹，各具佳妙，给文学画廊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群芳谱”。

王熙凤出场时的肖像描写，可谓工笔，作者浓墨重彩，为大管家琏二奶奶画“行乐图”:

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场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头土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镂金百碟穿花大红洋缎银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替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这是透过黛玉之目，让王熙凤第一次与读者照面。对其服饰、姿容进行了静态写生式描绘，从头到脚，精细入微，直至“最后的钮扣”（易卜生语）。传统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肖像描写，是以“白描”擅长，不事渲染雕琢，用笔简练传神，是有别于西方文学的一大传统艺术特色。譬如《诗经》中对美女的描写“蜂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三言两语；《聊斋》中对美女的描写，甚至简练得只须一字－一美。《红楼梦》继承这一传统，但义不囿于这一传统，更多的是创新。对王熙凤这等穷形尽象至谨至细的肖像描写，此之前实为罕见，无怪乎脂砚斋也慨叹道：“试问诸公，从来小说中可有写形迫象至此者？”可以说，这是曹雪芹的创举，是对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丰富和发展。何其芳说：“《红楼梦》与其他古典小说不同，具有一种近于油画的色彩。”鲁迅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我想这“打破”之中，也该含有对王熙风肖像描写的赞叹吧！

此处作者不惜重墨，淋漓地铺陈王熙凤的装束衣饰，决非泛笔闲文，而是寓意颇深。作者写贾氏姊妹，只简笔勾勒，而林黛玉这样的主角，却用了“虚笔”（当然，黛玉之虚笔与次要人物减笔，手法用意皆不同）。按说，像黛玉这样的萃曹公毕生心血凝铸而成的主角，本应不惜笔墨详写精绘，可果真那样，不仪与写凤姐的肖像（包括后文的宝玉）之手法雷同单调，也不会起到理想效果。写黛玉这样，“与众各别”的人物，须有与众不同的手法。作者抓住其最生动典型的气韵神情：“罥烟眉”，清、淡、秀；“合情目”，性灵之光；“愁、娇、泪”，暗示其悲剧命运，并寄寓深切的同情，使人顿生爱怜。全书都很少写其服饰，对黛玉的肖像是“虚多实少，绝去形摹”，此处更是“穿戴竟无一字提及”，这是为什么呢？想黛玉身为大家闺秀，义是出门在外，去“钟鸣鼎食”“与别家不同”的贾府，以她自尊的性格，行动言语尚恐被人耻笑了去，其衣着肯定也不凡。但真要像写王熙风那样，重彩详绘其服饰，势必喧宾夺主，减少人物寄人篱下的辛酸感，削弱其凄凉的悲剧色彩。因此，写黛玉衣饰不仅是次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与然，人们可以根据作者对具形象的塑造，想象着给黛玉着装，那须也是类似“翠竹临风的潇湘馆”的环境之于林黛玉，应是淡而不俗，清丽高雅，合其“潇湘纪子”自然洒脱的“风流态度”，而决非王熙凤式的珠光宝气。再者，作者用虚笔写意展示黛玉的肖像，还为突出其才情女子超尘拔俗的宝灵感：那种脉脉之情袅娜之态，那种欲说还休的柔媚，“娇羞默默同谁诉”的眉目，那聪明灵慧的谈吐，都从这独具匠心的肖像描写中显示出来。黛玉是集中国三千年文化于一身的理想化身，她的美不仅在外貌，更在精神气质－一书卷气、灵秀气、孤傲气。她有的是才，而绝少世俗的所谓“德”；她是一位“才女”，而非“淑女”。显其神而略其形，正是为免落俗臼，使这一形象更加美好理想，更浪漫富有魅力。谁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呢？在曹氏笔下，林黛胜的形象不是呼之欲出吗？另外，如此笔法写黛玉不仅是表现人物独具特色的美，也是情理的需要。因为此处的黛玉是宝玉眼中的黛玉，作为锦衣玉食的贵家公子，且“最喜在内闱厮混”，见惯了腻红肥绿，华衣艳饰，兼其与生具来的“怪癖”，他怎会去留意黛玉的穿戴而不被其“与众各别”的“形容”所吸引呢？在宝玉眼里，她那“弱柳扶风”的身姿就显得脱俗飘逸，“风露清愁”的眉目就显得崇高深刻，通身的“灵淑之气”能使他的灵魂清爽、净化，难怪他要发出“女儿是水做成的骨肉”之类的奇论。此处的肖像描写，在表现黛玉性格的同时，不忘展示宝玉的性情。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林黛玉进贾府》一回中，黛玉的肖像实际上是分三次描写来完成的：一次通过众人之目，客观地介绍黛玉的不俗气质和病弱身体；二次借熙凤之目，用对贾母的奉承心理去发现、感受黛玉的自然美；而第三次是通过与黛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宝玉之日，方是最全面真切深刻的感受。还是脂砚斋见得透僻：“不写衣裙装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黛玉之举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评。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终是何等品貌。”脂砚斋不愧是曹秀芹的知音。

相反，作者独让王焦凤浓妆艳饰，遍体锦绣，用当时关于美女的标准来衡量，此等笔墨明有微旨，与其说是褒赞，勿宁说是贬谪。清代言妇女美，在娇羞媚态，服饰“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李渔语）。着极奢极丽之服，满头翡翠，环鬓金珠，过事修饰，过事刻画，是俗气，不是美丽。老舍先生说得好，“真正美丽的人，是绝不多施脂粉，不乱穿衣服的。”王熙风把自己“包装”得如此妖艳凌人，气势如火如荼，不正是表明了她生性奢侈，对荣华富贵无膺的追求吗？如此等精心设计的“与众姑娘不同”的装束，出见初来乍到的林黛玉，又何尝不是为了在黛玉面前表现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在贾府中显赫的地位，露骨地炫耀自己拥有华贵的服饰呢？应该说她的目的还是基本上达到了，就连并非少见多怪的侯门金贵黛玉，都对其衣饰惊诧不已，可见其辉煌华艳的程度，热烈的“色调”折射出凤姐志得意满的心态，又和处于鼎盛时期的贾府“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气氛相协调。真是“物带世情”。不过，王熙凤的文化修养太低了，虽然聪明能干，但她太缺乏文化情调的熏陶，不谙高雅为何物，她除了衣食享受和权力之争外，并无多少精神生活可言，其风度气质，与出身书香、受过教育特别是经古典文学陶冶的林黛玉的诗人气质，大相径庭，因此，她的炫耀也是低品位的，显得俗不可耐。可见穿戴服饰与人格、志趣、情操、修养是密切相关的。曹雪芹深知这一点，他如此描写王熙凤的肖像，正是欲借此揭示这一反派角色风骚庸俗的性格和空虚贪婪的灵魂。

作者还一再着力描写王熙凤的眉形目态，此回借黛玉所见，告诉读者，王熙凤有“一双丹风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在后文王熙凤素服赚尤二姐入大观园时，又一次写到她的眉眼“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两次描写，同中见异。第二次不仅写其形，更写其神。丹凤眼、柳叶眉，原是很美的，而曹雪芹却偏偏把美丽的丹风眼配以三角，让秀气的柳叶眉高吊两梢，这就不尽美了。即便仍可算得上漂亮，但已决非温柔敦厚之形象。我们翻开麻衣相法，便会发现，“三角眼”“吊梢眉”乃为狡黠、狠毒、性巧、通变、邪淫之相。曹雪芹不一定真迷信相法，但他把王熙凤眉目写成这般形状，似乎在依循这种普遍流行的唯心主义哲理，借以揭示王熙凤这一“胭脂虎”的性格为人：美艳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丑恶的灵魂，奸咋、冷酷、阴毒。“心较比于多一窍”的林黛玉，初与王熙凤相见，就一眼看穿了这一点。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此二人的肖像，皆非由作者代为旁述，都是透过他人之目（宝玉或黛玉），由一个特定的视角完成的。这样用他人的感受写人的外貌，不仅富有感情色彩，而日．有利于双方性格的表现——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笔墨经济，一举两得。写二人肖像，异中见同，手法巧妙。

果戈里说：“外形是理解人物的钥匙。”肖像描写之所以显得“重要”和“困难”，是因为它必须巧妙地传达人物的性格内涵，不是为外形而外形，须是为性格而外形。没有个性特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肖像，是不能起“钥匙”作用的。曹雪芹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挥动巨如大椽、细似金针的妙笔，写熙凤侧重于“与众姑娘不同”的“打扮”；绘黛玉着眼于“与众各别”的“形容”。一实一虚，或浓或淡，巧施丹青，因人敷墨，描绘出个性鲜明的肖像。王朝闻先生说：“曹雪芹是借肖像描写这一艺术手段，服从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可谓语切肯綮。

《红楼梦》博大精深，其艺术匠心，管窥蠡测不足道万一。由此二人的肖像描写之一斑，可窥见天才艺术家曹雪芹丹青妙手的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