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仝?志

在《红楼梦》中，争议最多、迄无定论的莫过于薛宝钗。她的确是一名性格最为复杂、内含最为丰富、形象最为独特的主要人物．对她的评价有完全赞扬式的；有彻底否定式的；有毁誉参半的，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赞扬者，认为她是个几无缺点的完人；贬抑者，说她是个“封建礼教王国的‘冷’美人”（李希凡语）；说它亦好亦坏的，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薛宝钗其人呢？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年是回到《红楼梦》原著中去，从头至尾详读细品，对着大量的事实加以条分缕析，定能剥笋见心，得出较为客观可靠的结论。同时亦可从中悟出曹雪芹塑造薛宝钗这一典型形象的深意之所在。现特将我们的一得之见和一孔之见和盘托出，以便与广大红学研究者共同认知这一奇绝女子的“庐山真面目”。不妥之处，乞请方家教正。

一、恪守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使其在贾府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薛宝钗进贾府同林黛玉进贾府刚好是两种情境，两种表现。林黛玉是抱着“要步半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的心态小心翼翼地走进来的，表现了极有心计的贵族千金―一个颇有失落感的孤女寄人篱下的思维定势。薛宝钗之进贾府，一是为了进京待选，况有母亲做主，虽是来姨娘家暂住，只因家境豪富，有言在先“一应日费供给，一概都免”，犹如在自己家中一样，所以豁达大度无后顾之优。但薛宝钗又是个“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洲较之乃兄，竞高十倍”的极有修养的才女，一开始就给人一种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好感。她的言谈举止处处显示出很高的修养和大家闺秀的气质风度。从她的衣食住行接人待物各个方面确有一套超常之术。

例如：拿她的穿戴来说：“一色儿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见奢华，惟觉雅淡。”单从这一点而论、她已脱尽大富商之贵千金的奢糜习俗。

她的住处也布置得朴素，淡雅。她所住的蘅芜院“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止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慢，袅褥也十分朴素”。这陈设同普通市民一百姓家的闺房并无二致。丝毫也看不出“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痕迹。然而，她家境豪富却不是为富不仁．处世出手毫不吝音；生活俭朴却不属寒酸，自甘淡泊，乐于助人。如出钱为邢岫烟赎当，出物为史湘云办诗社作乐，还经常给体弱多病的林黛玉送名贵药品等，都说明了薛宝钗把自己置于富与贫的中间层次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平衡．此举可使富者不嫉妒，贫者感其恩。这正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中庸之道。

在处理家庭矛盾冲突时，薛宝钗表现的亦很出色。“美香菱屈受贪夫棒”一回，夏金桂借机企图赶走香菱，薛姨妈调停无效“只命人来卖香菱”，而香菱又“痛苦哀求，不愿出去”．在这出进买卖的矛盾纠葛中，薛宝钗采用“中庸之道”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这桩公案。她劝说薛姨妈“咱们家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之说，妈妈可是气糊涂了。倘叫人听见，岂不笑话？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唤，我正也没人呢！”又说：“他跟着我也是一样，横竖不叫他到前头去。从此断了他那里，也和卖了的一样．”这一招果然凑效。使夏金桂要赶走香菱，香菱执意不走的矛盾得到化解。

夏金桂本是个蛮不讲理的泼妇．当她和宝蟾撕打吵闹时，薛姨妈前去劝说亦难收场，反而落了个没趣。宝钗再次出面平息事端：“妈妈，你老人家不用动气。咱们既来劝她，自己生气，倒多了一层气，不如且去，等嫂子歇歇儿再说．”因吩咐宝蟾道：“你也别闹了，”宝蟾果然先熄火．宝钗跟着薛姨妈一同离去。薛姨妈拿着斧子一边砍，结果碰了个大钉子。而薛宝钗来个二者皆劝的“冷处理”，使得三方温降火熄．说到底，这还属于“中庸之道”的处世范畴。薛宝钗站在矛盾的中间立场，不偏不倚、不亲不疏，以和为贵，使得河东吼夏金桂也只好收敛作罢。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一回中，薛金钗的“中庸”手法玩弄得更加娴熟。其“小惠全大体”确实新颖独到。可谓四面玲珑，八方叫好。薛宝钗受王夫人之命和探春、李纹代凤姐管理荣国府期间，贾探春兴利除弊，把大观园交给老妈妈收拾管理。宝钗以探春的构想为基础，略加发挥，主要是在利益的分配间题上照顾了大观园的方方面面，以此博得众人的欢喜。大家共同称赞道：“姑娘说得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么疼我们，我们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这和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所采取的“奖罚两极”相比较，更显示出“中庸”之法的稳妥和优越。

若说薛宝钗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和事件中能恰当地把握中庸之道的神髓的话，在日常生活小事上则更显得得心应手，运用裕用。比如，贾元春从宫里送出来个灯谜，宝钗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元春所出之谜，且不说雅俗难易程度如何，只在猜着好还是故意说难猜好上，宝钗的确搅了不少脑汁。在她看来，一下子猜着显得娘娘出的谜语没水平。当她遵太监之嘱，暗暗的将谜底恭写在纸上后让娘娘自验，当然是个准确的答案，这样又可让娘娘感知薛宝钗的聪颖。
由于薛宝钗善于运用“中庸”之法，她还有随机应变的功夫。例如，她在滴翠亭边，偶然偷听了小红和坠儿的私心话，听完后，又耽心被她俩发现使自己难堪不好下台，于是急中生智，使了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故意放重了脚步”，假装是追寻黛玉至此，特意提着黛玉的小名喊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还装模作样地反向她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致使二丫头惊恐地说：“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小红亦信以为真地说：“要是宝姑娘听见还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克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怎么样呢？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薛宝钗嫁祸于人的歹毒表现。我们与此说则不敢苟同‘因为宝钗的用意和目的在于摆脱困境，她平常与林黛玉的多方交往是人所共知的。此时不可能说出一个丫头甚或贾家的几个小姐来，她不可能同这些人疯着玩，那样则有失她的身份。况且她已判定亭子中说情话者本是“宝玉房里的小红。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的丫头，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此时只有打着比小红更刁钻古怪百倍的林黛玉的招牌方能弹压的住。退一步说，林黛玉毕竟是薛宝钗争恋贾宝玉的情敌，即使下意识地也会将林黛玉抬出来．同时，此情此境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她打出林黛玉的旗号来方能消除和洗清二丫头对自己的疑心。可视为薛宝钗运用“中庸之道”处世哲学的成功范例，而不能得出嫁祸于人歹毒表现的简单结论。
在金钏投井事件上，宝钗的中庸手法表演得更加高明和老练得体．金钏本是被王夫人所逼投井而死的，对此王夫人总感到“心里不安”。薛宝钗抱着人已死反正也救不活，以安慰活人为上策的谋略劝慰王夫人：“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旁儿玩，失了脚掉下去的。”“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这番话巧妙而又极其自然地给王夫人搬了个下台的阶梯．她为了进一步平抚王夫人受伤的心灵，献计献策地说：“姨娘也不劳关心。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不仅如此，宝钗还将自己没穿过的衣服献出来，让金钏作寿衣，可谓深明大义，令人感佩．经过薛宝钗的左右平衡，一方面让王夫人了却一桩罪过的心事，一方面使金钊母亲得了不少衣物，结果是“破了头，谢了出去。”双方都深切地感激薛宝钗，从而收到了一举双得的最佳效果。

薛宝钗最善于揣度主子的心态，以特殊的手法博得主子的欢心。有一次，贾母替宝钗做生日，让她点戏。她素知贾母爱热闹，就投其所好地点了一出《西游记》，一出《山门》。《山门》是《水浒》中鲁智深在五台山出家后醉打山门的故事。戏里的一段《寄生草》唱词还引起了宝玉的领悟禅机和拍膝称赏。“漫楹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这说明博古通今的贵千金薛宝钗于每件事上都颇有心计。

对主子是善于揣度逢迎；对奴仆和弱者又善于体察和笼络。比如，当薛蟠从江南贩来的货物发完后，宝钗赶忙告诉薛姨妈“那同伴去的伙针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妈妈合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这正是她的精细过人之处。薛宝钗在贾府中生活，无论上下左右，在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上总是格守着“中庸之道”的一套去揣度人心，平衡关系，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斡旋，能安排处理得恰到好处，人人夸赞，这在红楼群芳中是唯一的一个。、

薛宝钗能做到这一点是她的修养气度达到相当高思想境界的表现，这是能够格守“中庸之道”的前提。例如，在“呆霸王调情遭毒打”一回，面对偏袒儿子执意报复的糊涂老娘，宝钗并不站在自家母亲和哥哥的立场上，仗势欺人，而是深明大义，委婉地劝说母亲“这不是什么大事。”“如今妈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例显得妈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人，今儿虽然吃了一次亏，妈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薛姨妈如梦方醒地说：“我的儿！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时气糊涂了。”经过薛宝钗义正词严的劝导，警醒了薛姨妈，制止了一场将要爆发的不义行动，化解了矛盾冲突。

薛宝钗的富有修养还表现在对人们普遍鄙夷的赵姨娘贾环母子的关照态度。她还曾带贾环玩耍，馈赠礼物，这实在是她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举．对此，一向被人瞧不起的赵姨娘由衷地喜欢，心想：“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作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卫他哥哥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送到，并不偏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此举同王熙凤对贾环的卑视，宝玉对贾环的疏淡，探春对贾环的冷峻，特别是那些心比天高的小丫头们对贾环的厌恶和鄙夷，以及众人常拿薛蟠与贾环相比较，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堪称薛宝钗格守“中庸之道”大放异彩的成功事例。

薛宝钗的能力和水平是多方面的，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当贾母命惜春画大观园时，惜春感到无从下手。宝钗对她讲了一通绘画“非离了肚子里头有些丘壑的，如何成画”的高论以点拨惜春。宝钗的确精于此道，连画具也较惜春诸人内行得多，其绘画技术恐为惜春所不及。但由于宝钗轻易不愿显山露水，善藏机锋，故而不曾当众表演。在才华方面，尽管学识渊博，亦在格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处处给人以稳重大方浑厚之感。即使她引经据典、改“绿玉”为“绿蜡”这样奥僻之典也诠释得天衣无缝。

在《红楼梦》中，最能显示少男少女才华性情的莫过于作诗填词。宝钗独有见地地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在理论上她精于儒家的封建礼教，只不过是用来教训别人的空头道理，连她自己也未有实行。实际上，她就是一名对诗词有精深研究并善写诗词的高手。她提出：“作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并旁证博引地说：“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权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她不仅是论诗行家，也是写诗高手．她所填的《临江仙·柳絮词》“白玉掌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真正是不落俗套的佳作！

综上所述，薛宝钗的“罕言寡语，人谓装愚，随分从时，自云守拙”的性格特征归结到一点便是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薛宝钗出身豪富，天生丽质，聪敏颖慧，她对于“中庸之道”不仅理论上精通又能身体力行。她的思想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所以在处理和应付各种矛盾的相互错综复杂关系中，充分展现出她那不卑不亢，礼让周到，适可而止，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贤，说不得愚的一位特殊社会背景下造就出来的典型人物。

二、同贾宝玉的结合是薛宝钗的最大失误，它暴露了“中庸之道”的极大局限性

薛宝钗处世哲学的根本方法是“中庸之道”，这是她处理各种矛盾时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然而这个法宝也有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她在处理爱情婚姻问题上所遇到的麻烦。或者说她于此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

贾宝玉和薛宝钗，一个是衔玉而生，通灵宝玉正面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是“除邪祟、疗灾疾，知祸福”的几条禅语。宝钗的金锁上写的是“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而且也是和尚送的两句吉利话儿，还强调“金锁要拣有玉的才可配。”莺儿一语破的“宝玉上面的话倒象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这便是“金玉良缘”的缘起．这同与生俱来的神秘莫测的“木石前盟”的爱情相比，处于直接抗衡的位置。而薛宝钗对此采取“中庸之道”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如金锁上的吉利话儿一样，“不离不弃”，最后酿出的竟是一种爱情和婚姻的苦酒。

本来，薛宝钗当初进京是应“今上崇尚诗礼，征采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亲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的。不想中有变故，暂投姨夫家居住，这就为长住贾府创造了充分的条件，要不怎么能在亲戚家久留不归呢？

薛宝钗又是聪明绝顶的女子，拿她的金锁同通灵宝玉相对照，“金玉良缘”之说早在这位青春少女的芳心中扎下了根。同时她又深知宝玉同黛玉非同寻常的感情交织，所以这三角关系致使林黛玉，皆因不放心的缘故而惹出一身的疾病．薛宝钗对此却是采取“不离不弃”的中庸态度。既不进攻，也不防御，微波荡漾，顺其自然，使得谁也号不准她的脉博。所以她与贾宝玉的感情上仅仅表现出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实际上，主要是薛宝钗缺乏应有的主动性。贾宝玉无论如何难脱贵族公子哥儿的情种世俗。她爱吃姑娘们嘴上的口红，和丫环花袭人偷试云雨情，对薛宝钗自然是喜爱有加。当他挨笞挞之后，薛宝钗前去探望时“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脖，释下头，含着泪，只管弄衣带，那一种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之情，竟难以言语形容，越觅心中感动。”鉴于宝钗的身份和严肃端庄的态度，宝玉轻易未敢造次。但最终还是控制不住。在“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一回中，宝玉要宝钗腕上的香串时，因宝钗生的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宝玉在旁边看着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姑娘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贾宝玉同薛宝钗思想感情上的隔膜。薛宝钗应当明乎此，但她每每既不过分又无不及的举止言谈不愿越雷池半步，最终也一直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徘徊跳动。同她的内蕴式爱情相比，贾宝玉向林黛玉求爱是大胆直露的。她敢直接向林黛玉要枕头睡在一起，把手伸向林黛玉隔肢窝内两胁下乱挠，使黛玉触痒不禁，笑的喘不过气来。他在薛宝钗面前从无此种举动，这就使得“金玉良缘”同“木石前盟”相比其亲密程度要逊色得多。当薛宝钗见到元春所赠的礼品独她与宝玉一样时“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这首先从心理上同贾宝玉保持了距离。或者说是一种防范式的心理屏障。恰好给林黛玉同贾宝玉留下了耳鬓厮磨发展感情的契机。有一次，薛宝钗到潇湘馆去，看见宝玉先去，便抽身而回。她想“此刻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来的好”。在三者的交往关系中，宝钗一边规劝宝玉读书明经，建功立业，更加使这个“富贵不知乐，于国于家无望洲不通庶务，怕读文章”的“愚顽”疏远薛宝钗，认为她说的是“混帐话”。宝钗还关心黛玉的思想成长和身体健康。自己所扮演的是一个若即若离，不吐不咽、不进不退、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自觉不自觉地把林黛玉贾宝玉推到了热恋的前沿阵地，使二人的情爱不断得到升华和发展。她所起的是一种撮合促成的作用。无形中淡化了“金玉良缘”的本质内含。从而过早地埋下了婚姻悲剧的伏线。

人们对薛宝钗婚姻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她出身豪富，同贾宝玉门当户对，本人又处心积虑地争做宝二奶奶的宝座。实际上，此说是靠不住的。“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一回中说得明白：“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既是总远着，足以说明宝钗对此并不是积极主动的进攻式的，更谈不上处心积虑了。如果说有薛姨妈同王夫人的话垫底，她再多一点进攻精神的话，则宝玉对薛宝钗的感情未必会淡薄至此，那结局也不至于如此之惨。

另一种观点认为：宝钗的婚姻悲剧是贾母王夫人一手操办的。她们把两个在心灵深处没有情感契合之人强扭一起的结果。对此，我们亦不敢苟同。因为薛宝钗毕竟不同普通的不出闺阁任人摆布的弱女子。她是个“较之乃兄，竟高十倍”的有特殊身份，独到见解的奇女才女。她如果不愿这桩婚事，凭他谁去撮合也不能成功。她稍微说个不安，谁也奈何不得。封建礼教的包办婚姻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对于宝钗来说起不了多大作用。她完全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关键是她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世界观在支配她的行动，或者说她对于婚姻大事采取一种无所谓或者是随他的便的那种自然主义的态度。

细读《红楼梦》全书，不难发现，薛宝钗自来贾府之后，尤如贾宝玉与林黛玉二者之间摆动的钟表，或者是一种虚妄的影子，始终没有明确目的的晃动，给人一种在各种矛盾中周旋和上下讨好之感。她的“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虽然运用得炉火纯青，“拿定了主意，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在一般情况下确能运用裕如、游刃有余。但到了事关自己终生利益的关键时刻，仍一如既往，格守旧法，甚至任人摆布，让别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必然铸成婚姻悲剧之大错。比如，王熙凤出奇谋，贾母决定，王夫人投了赞成票，薛姨妈表态同意的移花接木“掉包计”，让薛宝钗决择，她采取的是一种极其虚伪的实际是自我同意的态度。薛姨妈曾征询她的意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薛宝钗仍不裸露心迹，只是浮泛地应景道：“妈妈这话错了，女孩儿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由哥哥，怎么由起我来？”这虽是遵循了封建礼教的规训，但在亲生母亲面前，又是唯一的一次决定个人终生大事的表态机会，却拿些空头大道理训导她的母亲，委实是最大的失策．凭实而论，她对这桩大事应是胸有城府早有算计才合乎情况．因为凭她的聪慧，明知父亲已丧，母亲又常糊涂，自己不拿主意靠谁拿？她深知贾宝玉的心全在林黛玉身上．知书达礼、通今博古的薛宝钗难道不知道勉强结合的悲剧结果？此时如稍加劝阻，说声“不”字，任凭那个人也得掂量一下份量，考虑一下后果，绝不至于把事情办得如此糟糕．所以说，造成“金玉良缘”婚姻悲剧的责任主要的还应由薛宝钗本人来负。她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中庸之道”故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显得黯然失色．从根本上讲，她既然深知宝黛“木石前盟”的牢固性，尔后又冒然加入其中，本身就是一种绝大的失策，他再采取中立态度，退避三舍，最终以“金玉良缘”取代“木石前盟”，一下子将矛盾转化成同贾宝玉的直接性格冲突和欢立，遂使二人的勉强结合犹如王熙凤所描述的那样刻板无趣：“一个这么坐着，一个这么站着；一个这么扭过去，一个这么转过来；一个又―”乃至后来，当宝玉闻知林妹妹已魂归离恨天，自己已糊里糊涂同宝钗结合之后才只得机械地负荆请罪般地同薛宝钗作爱。及至后来宝玉赴考时，说了一通古怪之辞，宝钗听得，早已呆了．这些话，不但宝玉说的不吉利，便是王夫人与李纹所说的也都是不祥之兆，众人见他行为古怪，也摸不着是怎么样，又不敢笑他。只见宝钗的眼泪直流下来，众人更是纳罕。待宝玉仰天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广时，王夫人和宝钗娘儿两个倒象生离死别的一般，那眼泪也不知从那里来的，直流下来，几乎失声哭出。薛宝钗平生都谨慎，惟此大事太糊涂。她不论事体轻重大小，一律格守“中庸”之法，致使她在同贾宝玉的婚姻爱情方面，节节失利，处处败北，喝尽了自酿的苦酒，形成了一桩深沉的婚姻悲剧，此举标明“中庸之道”并非处世之万能灵药，而有其明显的局限与不足。
三、薛宝钗典型形象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

薛宝钗的一生可分为与贾宝玉的婚事前后两个阶段评价之。之前是顺境，是成功者胜利者的辉煌人生。之后是逆境，是失败者苦难者的悲剧遭经。

顺境中的薛宝钗是有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作基础的。一是家庭豪富，经济是基础，相应的身份就高贵，事情就好办，这当然是许多人所难以企及的。二是她长得好，十二钗中的佼佼者。“肌骨莹润，举火闲雅，鲜艳妩媚，望之如春风而别具风流。那脸如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真可谓花中之首，牡丹凤凰般的雍容华贵，令人企慕。三是她才华横溢。诸子百家无所不知，唐诗宋词元人百种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样样皆会，医学佛禅各路皆懂，灵秀聪慧胜人一筹。四是她思虑周密，轻言寡语，随分从时，端庄凝重，真真是宽容不失刚正，忍让不失尊严，进退适度，藏露自然，豁达大度，处事得体。因此，薛宝钗虽长期客居贾府，却能赢得贾母王夫人的喜爱，贾宝玉的敬重，众人的广泛称赞。就连素常爱妒嫉人的赵姨娘也夸赞她“真是大户的姑娘，又展样．又大方，怎不叫人敬重！”她的成功胜利和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是得益于她所恪守的“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所以说．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如果人们真能掌握其精神内蕴，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不音为一种上好的方法。其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这是衡量一个人人品修养综合因素的标尺。一个人的修养品行达到相当高深的境界时方能真切地实行，否则极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人生信条；孟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思想品质；林则徐的“制怒”；郑板桥的“难得糊涂”等哲人先贤们的许多人生格言似乎在薛宝钗的日常生活中都能找到这方面的例证来。这正是薛宝钗所以能格守中庸之道的基础。我们应当将“中庸之道”看作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一个方面，不应该全盘否定．如果全社会大多数人都能像薛宝钗那样格守“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把人际关系搞得十分协调融洽的话，则整个社会安定团结，互敬互爱，详和文明。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必然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只能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由此而论，薛宝钗所恪守的“中庸之道”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

然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中庸之道”并非是万能武器，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以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可视为一种法宝。但用它决策人生前程或国与家中的宏观大事则未必适用或尽当。有时还会产生不堪设想的恶果。因为“中庸之道”毕竟含有调和折中的“和稀泥”的味道，有时为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甚至会“大事清楚些，小事糊涂些”，作出种种必要的让步。这在处理某些大事时靠这一套办法是危险的不足取的。比如，薛宝钗在处理她的婚姻大事时，采取的便是“中庸之道”，“出闺成大礼”之时，面对着疯疯傻傻昏馈已极，林妹妹不离口的贾宝玉，连她本人也变得极为呆板、尴尬和难堪。此情此境，只有低头不语，暗自悲苦“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成婚后虽也有过短暂的“雨腻之香氤氲调畅”，也只是“移花接木”所换得的片时之乐。“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最后贾宝玉还是出家为僧，薛宝钗独守空韩，只有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对于这桩压根儿基础不牢，缺乏感情的婚姻，薛宝钗心明如镜，却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采用“中庸之道”所惯常的妥协式方法，让一圈儿当权者随意摆布自己，终于酿成婚姻的苦果。这就给她那“心合如城府之严”“温柔敦厚洲庄重典雅”的性格以当头棒喝。这件事告诉人们；当牵涉人生大事或者关乎国家、家庭前程大事的重大问题上，应当从具体情况出发，慎重对待，而不能依然故我地老守着那个“中庸之道”不放．也就是说，中庸之道的不偏不倚总是有条件的，千万不能乱用。“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就是天才作家曹雪芹塑造薛宝钗的典型形象，恪守“中庸之道”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切！所揭示的警策世人的深刻意蕴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