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志军

在北国名城哈尔滨举行的乙亥年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上，大陆、台湾、及特邀的香港、美国红学专家，就体现我们伟大祖国优秀文化和文化传统的辉煌巨著《红楼梦》进行了热烈而精深的研讨，代表们高谈阔论，其中多是真知灼见。当然，因是百家争鸣，故有观点之异、流派之争。

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在大会上不仅对《红楼梦》进行了学术探讨，而且对《红梦楼》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独到精采的阐释。（王蒙的演讲已整理成《〈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一文，将在《北方论丛》1996年第3期发表）王蒙先生大度兼容、是真知深的演讲，博得了与会专家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誉。

王蒙先生的演讲，从方法学人手，注重《红楼梦》的整体性、系统性、信息广大性和它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在肯定以往《红楼梦》研究成果的同时，又指出了以往研究《红楼梦》的局限性。他站在中国文化的至高点上，用文学、哲学、社会学、宗教学及自然科学等来审视《红楼梦》的文化内涵，探讨《红楼梦》的丰富意蕴，这无疑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开辟了《红楼梦》研究的新途径，打破了《红楼梦》研究中“各持己见、唯我独尊”的门户之见，对正确研究《红楼梦》，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等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王蒙先生指出：“几乎用什么方法研究《红楼梦》都行。”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红楼梦》博大精深，意蕴繁富，具有一种原生性和质的优越性。它不是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再现，而是通过作家思想的折光，心灵的感悟，将客观生活主观化了，使作品中的生活现象融铸成了是花非花，似雾实雾的境地，是一种匠心独运、恰到好处的表现。《红楼梦》与整个宇宙相通，但又不是客观宇宙，“它自成一个宇宙，一个世界，既丰富又复杂，既深邃又玄秘，既真实生动又意味无穷。”它具有规律性和非规律性，“议论《红楼梦》就是在议论社会、人生、哲学、科学、各种各样的理论、宗教，以至于就是在议论政治。”所以说研究《红楼梦》用什么方法都行，不应用人为限定的某几种固定方法去研究。因为用某几种方法研究《红楼梦》，不利于理解它、把玩它、借鉴它。必须根据《红楼梦》这门中国化的学问，全方位地、多元化地、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地去研究。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不会得到应有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先生的方法论，对《红楼梦》研究的深人与开展不能不说是一个价值不小的贡献。

王蒙先生认为，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间．也是一门非常中国化的学问，不能把它限定在小说学、文艺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因为它扯出来什么就是什么。它又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故不能用严格的逻辑推理，如归纳或演绎的方法来研究，也不能完全用脸证的方法来研究，所以研究中应多采用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这些方法虽不太科学，但却合乎实际，达到一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境地。王蒙先生主张研究《红楼梦》以文学的方法为主，但别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保留和拓展。因为只用文学的方法不能解决《红楼梦》中的全部问题，这是中肯之论。比如研究人物的类型，贾宝玉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呢？从反对封建礼教方面说，他属正面人物．从追求享乐，不事经济方面论，他又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正面人物，所以他是一个矛盾人物。林黛玉与薛宝钗究竟谁好谁坏？这很难断定。站在革命党的角度应该拥黛反钗，站在执政党的角度应该择钗排黛。所以王蒙先生主张还应辅以别的方法进行研究。黛钗像太极图中的阴阳点，各体现着人性的一个方面，缺少哪一面，这个图都会失于完整，造成缺憾。文学研究方法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象征主义在研究《红楼梦》中均有运用，王蒙先生也给予了肯定。在此基础上，王蒙先生提出了对《红楼梦》进行现代主义的研究，这是一个新鲜见解。他指出，因为《红楼梦》的出现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颠覆。《红楼梦》“是非英雄化的，是非因果报应的，是非线性关系的，非道德教化的，甚至于是非故事性的。这些特征显示着它与古典主义文学的明显差别。”我们细读《红楼梦》，发现确是如此，它确有反传统、辟新径的创作倾向。如果从它“突破古典、背叛古典、颠彼古典、超越古典的角度上来研究”，对当今的文学创作确实有某种意义的启示。

对《红楼梦》进行哲学研究（包括中国哲学研究和西洋哲学研究），是王蒙先生力主的新见。现在用中国哲学精神分析《红楼梦》，已有人为之，用西洋哲学评判《红楼梦》的文章还没读到。王蒙认为，《红楼梦》全书所揭示的存在的荒谬性以及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出的对生命原本价值怀疑的话，都连通着西洋哲学精神。还有神学，《红楼梦》更有大量此方面的内容，它涉及宇宙和生命发生学，书中的太虚幻境、石头的故事、大荒山、无稽崖等，都有神仙的色彩，这些神神鬼鬼荒诞不稽的东西，用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但它又增添了作品无穷的魅力。所以通过用神学的方法研究，道出其中的奥秘，对“研红”不是亦很有益处吗？

对《红楼梦》研究中的索隐派，王蒙先生也不持一概否定的态度。他觉得索隐派的东西非常有趣，比如从药方中索出来哪一味药是什么意思，宝玉就是“玉玺”等等，都非常有趣，这种索隐又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瞎猜，又不能否认作家并没有这个用意，所以还是不要一概否定它、排除它，应让它在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起码能启迪人类的．合智，增强想象力，同时也使作品更加玄秘、幽默、生动、有趣。

以《红楼梦》某一内容为素材进行再创造，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这也是王蒙先生的一个新发现。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小说家有小说家的研究方法，散文家有散文家的研究方法，戏剧家、影视家有戏剧家、影视家的研究方法，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用王蒙先生的话说，就叫做“补构”。它可以补充出《红楼梦》没有写出的环节和内容，揭示出省略和未写出的部分，使《红楼梦》更加完整、更加博大、更便于读者欣赏和把握。这不能冠以节外生枝的帽子而加以棍杀。这种方法“追求的是一种感悟，是一种举一反三和触类旁通。”尽管它不是纯学术性研究，但它却有纯学术性研究起不到的研究作用。所以说，对《红楼梦》进行艺术再创造，不论是重构也好，补构也好，续写也好，都应加以鼓励，不应嘲讽和阻挠。我想，如果我们浅王蒙先生所言，用各种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奥秘，艺术奥秘，那么，红学研究一定会取得新成果，一定会加快解出“其中味”的步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