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树郁
曹雪芹作为中国17世纪前叶的伟大的文学家，在他四十年的人生岁月中，看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残酷的社会现实，经历了从家庭鼎盛走向没落的痛苦，甚至最后沦落到“举家食粥”的困顿境地。在这过程中，他体味到了什么，那将是他创作《红楼梦》的根本动因。同时也将深深地影响他对情节安排的整体构想。|

一、现实生活的非现实动因

每位作家都是在对现实生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寻找一种促使现实生活形成、发展、变化的原始动因和走向悲剧或走向喜剧的根本动因。曹雪芹经历了一个大悲剧：家族悲剧。在这大悲剧中，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他身边上演了诸多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剧。一个作家的经历及其耳闻目睹的现实并不能促使其创作。而寻找并自以为寻找到的生活动因才能促使其拿起笔来。那么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寻觅到怎样的动因了呢？

首先从他所处的时代看，封建社会处于夕阳西下的回光返照阶段。它产生、发展时期的一切进步的合理的成份已完全走向没落的、不合理的。在它的垂死阶段，便进入了疯狂的、残酷的挣扎阶段。它的生命力、创造力变成了一种畸形的表现形式即困兽式的毁灭性。家族、官僚、人生凡与之息息相关的一切都将在这躁动、挣扎中被撕碎、被吞噬、被毁灭。曹雪芹在面对、经历这一切的时候，陷入疑惑，迷惘，愤葱、痛苦。然而，他并非革命家，他只能用心灵去感应，承受，逐步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无望的痛苦——无奈。
其次从他时代的传统思想看，漫长的中国中世纪，封建正统思想充斥每一个社会角落。虽然有一些如暗夜寒星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也在黑幕笼罩的天际里化作转瞬即逝的流星。如夜雨滂沱中的一支蜡烛，难以温暖照彻这阴冷的宇宙。而在这漫长的如难明暗夜的时代里，只有一种思想能使人在面对不合理的时代、社会、人生时，不至于陷入疑惑、迷惘、痛苦而不能自拔。不至于陷入无奈之中而遭受折磨。那就是中国传统的宗教一一道教与外来的宗教——佛教合二而一的宿命思想。这是一方思想的麻醉剂，也是一块灵魂的避难所。它能在人幸福时承认现实的合理，也能在人不幸时认可现实的必然。曹雪芹在迷失、徘徊于人生的横岭侧峰之间，在体味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人生苦酒之后，在深深体会了“身在此山中的迷惘，在饱尝灵魂流浪之苦后，在思想的苦海中寻觅救星，最后终于抓到了一棵聊以安放灵魂的稻草一一宿命思想。于是他皈依了。他毅然决然地跨出现实，在现实之外找到了一种令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跳出三界外的山重水复之后的柳暗花明的感受。他深深地参悟了。原来“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穷通离合皆有运数，生死际遇全在宿缘。到头来不过“万境归空”“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于是从阴暗潮湿的沼泽登上了阳光灿烂的山顶。回头望方觉“今是而昨非”。

二、现实生活的非现实框架

曹雪芹在人生体验和心灵历程中，探究到了现实生活的非现实动因。在创作中为了将这种思想与现实生活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赋予现实生活以超现实的内涵，使现实生活与非现实思想互为表里，将现实生活内容笼罩在非现实思想之下，他把现实生活内容镶嵌在非现实的框架之中。曹雪芹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超凡脱俗的认识，基于对人生社会痛心疾首的感受，在不厌其烦地示意的同时，又苦心孤诣地构想出多层框架。
一、石头记《红楼梦》第一回中那块：“无材不堪入选”的石头，因听了二位仙师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不觉打动凡心”。极欲去“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二位仙师苦劝不济。于是“大展幻术”将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并“镌上数字”。同回中，甄士隐梦中见二位仙师手中的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的“鲜明美玉”便是此石。宝玉所衔之玉，正是二仙师“夹带其中”的。那几行小字在第八回贾宝玉、薛宝钗“比通灵”时方见其“庐山真面目”。至此我们得知，贾宝玉口衔而生并挂于项上形影不离的正是那块下凡历世的顽石。它伴宝玉入世而下凡，也必将随宝玉弃世而结束历世。那么它就耳闻目睹了在贾府这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发生的盛衰起伏、悲欢离合，纷纭变幻、是是非非。并把这一切记于自身的石体之上。这石头的一入、一历、一出，对于《红楼梦》故事来说，绝非简单的物质外壳，而是具有复杂的意识内涵的；绝非现实的客观的存在，而是主观的超现实的主观构想，主观框架。二位仙师在石兄下凡前便劝说道“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是《石头记》整个故事的思维基础和定向。而空空道人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正是这种思维定向的最终目标和归宿。

二、还泪记《红楼梦》第一回中，那僧笑道：“……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绛珠草修成女体。“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意欲下凡造历幻缘。”那绛珠仙子表示：“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其后神瑛侍者便投胎贾府，是为贾宝玉。绛珠仙子便降生林府，是为林黛玉。因亲属关系和林家的家境，林黛玉从十三岁开始进住贾府。在两个人一见如故的惊觉之后，贾宝玉与林黛玉便“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随着身心的发育，开始用爱情酿造眼泪，用眼泪浇灌爱情。演出了一场美丽的、动人的、令人心族摇动、令人肝肠寸断的还泪故事。宝黛的爱情悲剧，是具有很深刻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的。宝黛爱情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十七世纪中叶是现实的，宝黛爱情在那个时代走向悲剧也是客观的。然而作者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挖掘出这爱情悲剧、人生悲剧的历史的、社会的必然性。也不可能真正揭示这爱情故事的真正价值和它的悲剧内涵。在耳闻目睹，甚至亲身遭遇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必然性之后，他无力承担这悲剧的重压，在怀疑、痛苦、失望之后，他绝望了，便倾向了宗教哲学、阪依了神佛灵抵。于是在现实之外找到了在人世间、尘世中难以挖掘到的一种必然性一一宿命的必然性。于是把宝黛爱情生活中的一切基于心理、性格、环境、社会、历史诸因素造成的矛盾纠葛、悲剧结局全部归结到一个总的、原始的、夙定的、根本的动因——“还泪”。于是这个绝代悲剧便被作者主观地套在一个夙世结缘——下凡还泪——“欠泪的，泪已干”的非现实的框架之中。同时也赋予了故事以超现实的纯意念性的内涵。

二、偿因记《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中，一僧一道中的那僧言道：“因此一事（还泪这事），就勾出多少风浪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有一半落尘，然未全集。”这里的“蠢物”便是“通灵宝玉”，那“一半落尘”的“风流孽鬼”便是“金陵十二钗”查正册十三人刚好比宝玉大，小皆各半。曹雪芹把他的主观意念物化为一个掌管人间宿世因缘的“太虚幻境”，给一切人生规定了生命轨迹和最后归宿，再把所写人物根据固有思维模式和思维定向嵌入“太虚幻境”“挂号（立册入籍）——下凡偿因证果——“太虚幻境”“销号”（归册销籍）这样一个主观框架这中。于是那众多女子的人生悲剧便都成了一个早已有了谜底的谜面、早已有了解的方程式、早已有了绳系的傀儡、早已有了剧本的演员……。于是所有人生都成了一道早有了答案的数学题的验算过程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在漫长的中国中世纪，女子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无论才能、性格、才学、品行、门第、相貌等等都如何如何，也绝难逃脱被侮辱、被歧视、被吞噬、被毁灭的悲剧命运，那是历史的、时代的、不可逆转的。“每个女子都只承担自身悲剧的重量，而宝玉要承担所有好悲剧的总重量。”实质上最先承担所有悲剧总重量的是作者，是曹雪芹。他在遭受现实的重压这后，产生了一种非人力意识，这正与佛道哲学中的宿命思想相似，于是作者从现实中一步跨出无奈、跨入非现实的解脱中去了。转而赋予了这众多人生以“前因”，并用他们自身的遭遇和命运来“证果”。

结语

曹雪芹囿于他的历史时代，对生活做出了错误的解释，进而努力地用现实生活内容去证明它。把错误的思想幻化成非现实的主观框架，把现实生活深深嵌入其中。这无疑掩盖了他所描绘的社会生活、人生悲剧的历史的社会的必然性。但丝毫无损于作家的地位和贡献。我们不能用评价思想家的方法来衡量作家，更不能用衡量革命家的标准来评价作家。作家的地位不在他的思想的进步与否和对现实采取怎样的行动。关键在于他是否真实地客观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至于他本身怎样去解释，那又是他个人的权力了。读者或后人怎样认识，得出怎样的结论，那要看我们的水平和能力了。“见仁见智”，悉听尊便。

【原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