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谈锡永
一

黄震泰先生《曹雪芹故居之发现》一文(以下简称《黄文》)的发表，很令人感到兴趣。其实此文的内容，还不限于曹氏的“故居”，正如文首副题所说—一“还有他的手迹、他太太的诗、他的死因、他的塑像、漆箱等等……”，这些资料虽然零碎，但若可信的程度相当高的话，则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当可由此发露许多曹雪芹的未知身世。至于笔者，只不过以《红楼梦》读者的身份，对这些资料提出粗疏的意见而已。

二

《黄文》一共列举了十五项论点，以支持他们这一组研究者(包括黄震泰先生，舒成浚先生及舒夫人陈燕秀女士)的见解，认为“北京香山地区卧佛寺东南一公里左右健锐营正白旗的西南角路北门牌三十八号”，即“极可能就是曹雪芹最后的居所，也就是撰写《红楼梦》的地点”。
这组热心的研究者，从1971年4月开始探索，至今已前后七年，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很令人感动，但可惜私人研究，所能搜罗的资料毕竟有限，而且有些资料又彼此间缺乏联系，不能用来作为“互证”。在这种情形下，《黄文》所提的地点究竟是否真的便是曹雪芹的故居，笔者认为应该存疑。

三

我们首先看看，究竟是因为什么，才触发起这组研究者认为上址是曹雪芹晚期的故居?不用说，自然因为是那些题壁的诗词韵语。这些韵语，本来也毫无迹象可显示出与《红楼梦》或曹雪芹有关，但其中却出现了一个“笏”字，黄先生他们由此“笏”字触发，因而想起《红楼梦》脂批中有“畸笏”的署名，由是对题壁的韵语详加细究。依照他们的观点，认为其中有些韵语与《红楼梦》中的诗词，在意境上相通，甚且连《葬花词》与《桃花行》等在《红楼梦》中写得最好的诗词，亦是壁上题句的延续与发展。既有了这先定的结论，更加上历来有曹雪芹晚期居于北京西郊的说法，遂使他们认为三十八号即是曹氏故居。
由是他们查对笔迹，遍作访问，便陆续发现了木匠张行先生家的板箱，又听到一位孔祥则先生的许多报道，因而才成就了十五点论证。——大概这即是研究“曹雪芹故居”的经过。

下面，笔者试循这个过程，向黄先生他们提出自己的疑问。

四

在十五点论证之中，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需要证实“笏”即是“畸笏”。
本来光证实这点还不够，因为纵使“笏”便是“畸笏”，也还要再进一步论证，畸笏是与曹雪芹同住一问屋子，才能假定这有畸笏题壁的房屋，是曹雪芹的故居。

为什么我们说“假定”不说“肯定”呢?因为即使畸笏与曹雪芹同住一间屋子，也不能排除畸笏本人，跑到另一个熟人的住宅去喝酒聊天，然后于兴会淋漓之际挥毫题壁的可能。——这其实并不是笔者故作挑剔，事实上一看到《黄文》所附的“墙上墨迹(按原位置抄录)”的图片，我就想到一位朋友家的“蓝室”，觉得二者的“涂鸦”性质一样。说句笑话，若数百年后，有人发现这一“蓝室”的题壁，很可能又会误认它是笔者的“故居”。

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说，黄先生他们也可以反问：为什么畸笏就不可以跑到曹雪芹的住宅去题壁呢?因而便避免了提供他们两人同住一间屋子的证据。那么我们就姑且让步，只寻问“笏”与“畸笏”二者的关系。

照墙上墨迹过录的图片看来，“笏”这一署名，是紧附于“有花无月恨茫茫，有月无花恨转长，为人临月境，照花香”一段韵语(“黄文”称之为“不全之绝句”)的后面，也就是说，“笏”便是这个韵语的题句人。

如今我们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据《黄文》的说法，这“有花无月”两句，的确与《红楼梦》七十回的《桃花行》，“在意境上有若干相似之处，后者很可能就是根据前者延长发展而成的”。《桃花行》在《红楼梦》中，虽然被派是黛玉的作品，总不成我们会相信“有花无月”两句是林黛玉的诗，因此，其实《黄文》的意思，是暗指它是曹雪芹的诗句，所以他们这样强调——“有花无月”两残句，其重叠用字法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作的诗词相同。

那我们就承认这“相同”好了。可是一经承认，这“笏”却有更大的可能是曹雪芹而不是畸笏。除非黄先生他们有更好的解释，说这“笏”的题署另有特殊意义，不属于“有花无月”这“不全之绝句”。

研究《红楼梦》的人，至今对于“脂砚”以及“畸笏”两位读书的“大批家”，仍未能拨开云雾，找出他们(或竟是“她们”!)的真正身份。

五

周汝昌先生对此曾下过很深的功夫，他的初步结论，认为“脂砚”与“畸笏”是二而一。这结论颇有说服力，周先生复在他的《红楼梦新证》中，给我们列了一个关于“脂批”的简单年表，其情况是这样的——

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与二十五年庚辰以前，批语多“脂砚”的署名，但由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起，“脂砚”的批语不再出现，重要的批语主名都属“畸笏”。

因此周汝昌先生认为，这是由于自壬午年起，“脂砚”改换了用“畸笏”这别署的缘故——对他的意见，我们或者可以否定，但我们却不能否定一项事实，即畸笏的出现，是乾隆二十七年以后的事。

但在《黄文》引录的墙上墨迹中，却有一段排成扇面的题壁，其末题记云：“岁在丙寅清和月下旬偶录于抗风轩之南几。”这段墨迹，依据原位置过录的题壁文字图片来看，也紧贴着“笏”字。但丙寅应是乾隆十年，此时连脂砚都还没有出现，更难说得上畸笏了。

或者说，这“笏”字实在跟扇面形的题壁毫无关系，那么，却仍然不能排除“丙寅”跟“笏”的关系。因为据过录的题壁位置来看，这段扇面形的题壁，出现的时间应该较晚，倘其时已为乾隆十年丙寅，那么“笏”的出现，至少不能比丙寅过迟(我们甚至可以据题壁的位置来推测，认为“笏”的署名有极大可能早于这段扇面形题壁)，然而，这却是与脂批的主名情况矛盾的事。

除非墙上的墨迹，是由乾隆十年丙寅稍前起即已题上，然后迤逦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而尚未休，前后经过十八年以上的时间。这才有“丙寅”与“畸笏”同时出现在墙上的可能。还不止这样，还要壬午之前的题壁人，早预先留下位置，到壬午年畸笏这别署出现之后，让他妥妥贴贴地题上一“不全之绝句”。无如这却等于天方夜谭。

六

除了这“笏”字之外，其实《黄文》也就没有更大证据，可以证明三十八号是曹雪芹的晚期故居了。虽然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证明另一些墙皮上的墨迹是曹雪芹的手迹。

其实，这些墙皮上的墨迹本身就有疑问，因为据图片看来，他们分明不属于那些被按原位置抄录下来的韵语之内。那么我们就禁不住要问——

(一)究竟三十八号的墙上题壁情况是怎么样?除了《黄文》已公布的题字外，究竟还有一些什么题字?

(二)为什么这些灰皮上的题字，当时竞没有“按原位置抄录”呢?是认为它们不重要?

据舒先生报道，他们是在1971年4月4日下午三时开始发现这些题壁的，至1971年底，北京文物管理处将灰皮揭下，其间总有半年的时间(《黄文》后来又说，1971年春天文物管理处把山墙上带字迹的灰皮起走，此中的“春天”，当为“冬天”之笔误，因为在“春天”时他们还未发现有题壁)，既然他们一开始对这些题壁就发生兴趣，以半年之久，当已有墙上墨迹是曹雪芹手迹的见解，为什么却不会将这段墨迹，与墙上诗词韵语的墨迹再作一比较，以肯定其中有那些诗词是出自曹雪芹之手呢?——假如他们这样做了，就省得像现在那样，要凭主观见解去说它们与《红楼梦》中的意境相似。

七

因此，《黄文》中所提供的资料，还不完全。而且里面还有缺乏实证的报道。

譬如说那位孔祥则君，既知道“曹公生前，为曹公塑雕的弟子共两人(按，是曹雪芹的弟子?)，是亲兄弟。十数年间，曾多次为曹公塑像，可考的有七个(按，是那七个?)每次都经曹公本人指正改塑”。又知道“曹公继室有文学基础，能诗有诗稿。与曹公结合在乾隆二十四年或二十五年……，现在只知道她的外婆家姓顾，本姓尚待考查。她原来是秦淮河畔的风尘中人物。……在癸未中秋死去的曹公独子，年十岁，为前妻所出。她与曹公结缡仅三载，曹公去世后，有人说她返常州为尼”。

孔先生知道有关曹雪芹的历史真不少，而且每一项都极其珍贵，但可惜却没有说出来源与根据。

《黄文》引用孔先生的“报道”，其实目的无非是想坐实那所谓“曹雪芹雕像”，以及板箱内那首“曹夫人悼诗”的真实性。那塑像的真实程度如何，我们很难讨论，但那首“悼诗”，发句便言“不怨糟糠怨杜康”，“糟糠”只能用来指妻子，所谓“糟糠之妻不下堂”，岂有妻子悼念丈夫竞作此语之理?因此漏洞，遂使人疑“乩诼玄羊重克伤”之句，也太过神秘。“玄羊”自然是癸未，因癸属水，色主黑(玄)，未于十二生肖为羊。但何来—个有“玄羊”字样的“乩诼”呢?

现在这个板箱应该还在木匠张行君的手里，北京文物管理当局，真应该把这板箱找来，一验它的真伪。因为“悼诗”的内容实在关系重大。同时周汝昌大概也一定可以查到，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北京是否因流行痘疾而有过“乩诼”。

八

对于黄先生他们热爱曹雪芹的感情，笔者异常钦佩，无奈他们的证据还不够，而且充满了类乎无据之谈的“报道”(如说“曹雪芹之墓”的碑石被弃于北山，那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流言。姑无论碑题的格式可笑，便是北京当局，亦决无任曹氏的墓碑弃置山丘之理。)同时出于主观的“假设”，亦不少，因而，笔者也就提出主要的疑点如上，希望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至于次要的疑点实在太多，且先不提就算了。

【原载】 《四海红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