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丹

一

从《红楼梦》第五回和脂评透露的信息看，原书的结尾处有一张警幻情榜。这张情榜不但对全书的重要女性做了检阅式的归结，列出了一份名单，而且对每一位女性，以“情～”这样的双音节词，从人的情感角度，对女性进行了一次细分和评价。这样，录入情榜的到底有多少女子？她们排列的次序依据了怎样的标准？有关每位女子的评语究竟是如何的？这一情榜的出现，在作品中显示了怎样的意义，或者说，体现了作者的怎样创作意图？更进一步来说，这样的构思对整个文学史或文化史来说，意味着什么？都引起了不少学者参与探讨。

就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大致是从考证角度切入，探究警幻情榜一份可能的名录，因为材料的有限和理解的不同，其得出的结论也大不相同。（1）

虽然笔者也曾斟酌前辈学者的结论，对这份名录有过一番细较，（2）但就目前来看，真要拿出一份令大家都信服的名单是相当困难的。

首先，情榜中究竟是36人还是60人学术界就有很大的争议（且不说尚有周汝昌的108人说）。这种争议的最直接源头，是作品与脂评的不同而引起。看《红楼梦》第五回，确实只说有三册，每册12人，且各有例说，而对贾宝玉疑惑人数太少，还做了一番解释，并断言是“余者无可录”。但从庚辰本的第十七、十八回脂批看，似乎应该有五册60人。所谓：

树（数）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三、四副芳讳。（3）

那么，他所说的“皆系漫拟”，是否也包括了第五回的文字呢？是否也可说是对多处行文不确定的归结呢？而且，在第五回中让贾宝玉看到的金陵十二钗的册子，是否就完全等同于结尾处的警幻情榜呢？

其次，即便是我们确定了人数，比如60人，我们又以怎样的标准来对红楼中的女子进行筛选和对分列五册的序列进行组合呢？如果我们依据的是人物的身份和地位，那么，像为迎接元妃省亲而买来的十二位演戏的女子其地位角色几乎一致，且正好是一册的人数，虽然小说和脂砚斋的点评都没有明言，但将她们列入地位最低下的四副册，应该是最不成问题的。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小说提到的十二人中，芳官、龄官、藕官和菂官，似乎要比另八位远为重要，关于后八位，书中很少有关于它们的直接描写（至少在前八十回是如此）。如果仅仅因为身份的相似而被列入，那么其作为小说的结尾而对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总结性意义又如何体现？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大丫头抱琴上，既然贾府四姐妹往往要相提并论，跟随她们的大丫头抱琴司棋侍书入画四人似乎也不应拆开来。如果四人一并入册，那么于抱琴来说似有不妥。她跟从的是元春，随元春而入宫，只是在元春省亲时，露了下脸，在小说中几乎看不到有何描写和影响，而且其性质跟元春还不一样。元春在贾府中露脸不多，与三个妹妹也不好相比，但她的特殊地位，是这一不出场的人物也不时对贾府中人物的行为以及贾府的盛衰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抱琴显然不具有这样隐含位置和潜在作用。

再次，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也许在《红楼梦》原稿，其名单也有个变动过程、比如，俞平伯认为，脂砚斋评语关于香菱在副册还是又副册有二种说法，（4）这种矛盾可能表明了作者把她到底列入哪一册有过犹豫的。而且，提出这一名单在特殊情境下的变动，有时候倒恰恰是能够反映一类人物的心态的，在这变动中，我们发现，由贾宝玉所看到的女子名录和其他人提出的名录会有所不同，也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对任何一张名单我们也不必过于拘泥。如在第四十六回，当鸳鸯在向平儿说心里话时，连带举出自小在一起的丫环，道是：

这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儿、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

从这样一个特殊视角提出的十二位女子，其名单与从贾宝玉视角看到的一份又有怎样的微妙关系呢？对类似名单的迷离恍惚，连脂砚斋都要感叹道：

“余按此一算，亦是十二钗，真镜中花水中月雪中豹令（林）中之鸟穴中之鼠，无数可考，无人可指，有迹可追，有形可据，九曲八浙，远响近影，迷离烟灼，纵横隐现，千奇百怪，眩目移神，现千手千眼大游戏法也。”

无怪乎脂砚斋要把数处出现的名录称为“漫拟”，要提出结尾的那一张可能的情榜名单来进行对照。

当然，探究人物的名单还仅仅是第一步，而要由此更进一步，还要对入榜的人物写下以情为特征的评语，也可说是把六十人分为五大类别后的下一级分类，也有很大的困难。

对人物的分类可以上溯至孔门四科，但从情的角度来对情自身进行细分，较早的大概是王戎的忘情、钟情和不及情的三分法。周汝昌认为，到冯梦龙的《情史类别》，才有了对情的更细致的二十四种的分类，并对曹雪芹的情榜评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5）可惜的是，我们除了获知脂砚斋透露给我们的宝黛两人的评语外，其他则无所知晓。我们当然也可以借助于人物在作品中的表现而悬拟一些，例如，秦可卿可能是“情幻”，金钏是“情烈”，情雯是“情屈”，鸳鸯是“情绝”，夏金桂是“情妒”，龄官是“情痴”，芳官是“情豪”，妙玉是“情矫”，薛宝钗是“情冷”，惜春是“情空”，紫鹃是“情慧”等等。类似的悬拟各位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而继续补充，但对于那些在前八十回几乎没有刻画到的人物就无法杜撰了。除非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体悟，来对情进行下一级的细分，但要别人完全接受，如对十二位演戏的依次下一评语，显然不太可能。

基于这样的困难，我觉得对情榜的探究在考证无法深入的前提下，不妨从另一角度来进行探讨，也就是在承认警幻情榜存在的前提下，来探讨其特具的思想意蕴。而我这里的探讨是，从脂评入手，看脂评在怎样的语境中提到了情榜，其提出的情榜包括情榜中人的评语又有何意图，藉此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二

就现存的脂砚斋评语看，其涉及到的情榜内容，概括地说，主要有三方面的意义：

其一是点出了最末一回情榜的存在及粗略的名单，例如：

第十八回：妙卿出现。至此细数十二钗，以贾家四艳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熙凤有八，李纨有九，今又加妙玉，仅得十人矣。后有史湘云与熙凤之女巧姐儿者，共十二人。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盖本宗红楼梦十二曲之义，后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皆陪客也，红楼梦中所谓副十二钗是也。又有又副册三段词，乃晴雯、袭人、香菱三人而已，余未多及，想为金钏、玉钏、鸳鸯、苗云、平儿等人无矣。观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费笔墨。（己卯夹批）

第十八回：树（数0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三、四副芳讳。（庚辰本眉批）

其二是特别强调了书中一些重要或者容易被忽视的人物所处情榜中的位置，并以情榜中位置地重要来说明其在正文中应该所占有地重要位置。

例如关于英莲和黛玉的：
第三回：甄英莲乃副十二钗之首，却明写癞僧一点。今黛玉为正十二钗之贯（冠），反用暗笔。盖正十二钗人或洞悉可知，副十二钗或恐观者忽略，故写极力一提，使观者万勿稍加玩忽之意耳。（甲戌本眉批）

第六回：观“警幻情榜”，方知余言不谬。（靖本眉批）

又如，关于平儿：

第六回：着眼。这也是书中一要紧人，《红楼梦》曲内虽未见有名，想亦在副册内者也。（甲戌本夹批）

这其中更是强调了宝玉的特殊性：

第四十六回：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

其三，点明了情榜中主要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评语并阐释这两人活动的具体场合所显示的意义，例如：

第八回：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今加“大醉”二字于石兄，是因问包子问茶顺手掷杯，问茜雪撵李嬷，乃一部书中未有第二次事也。袭人数语，无言而止，石兄真大醉也。余亦云，实实大醉也。难辞碎（醉）闹，非薛蟠纨绔辈可比。（甲戌本眉批）

第十九回：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庚辰本、己卯本、戚序本双行夹批）

第二十五回：玉兄每“情不情”，况有情者乎？（甲戌本夹批）

可以说，这些评语不但确定了情榜在最后一回的存在，而且也把情榜涉及到的主要人物及大致体例都做了交待，而这些有关情榜的评语在小说特定场合的出现，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情榜的特殊价值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

在深入分析《红楼梦》中的情榜价值之始，我们需要先对小说中榜的出现以及其特殊意义作一简单回顾。对古代白话小说中的榜的现象，孙逊先生与宋莉华曾撰文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给了笔者以展开论述的基本立足点。（6）我的论述，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来进一步补充。

首先，我们可以认定，榜的传统是与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发生发展同步的。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脱胎于宋代的讲史平话，而其中的《大宋宣和遗事》，已经具备了榜的雏形。

《宣和遗事》是杂抄了多种笔记小说并以讲故事的方式连贯而成。其书从概述历代帝王荒淫误国开始，直到写宋高宗定都临安结束。中间穿插了宋代奸臣把持朝政致使生灵涂炭的故事，也为写梁山英雄聚义作了对照。而梁山英雄的登场，就是以近似于榜的形式作了总起。书中写宋江向劫取生辰纲的晁盖通风报信而被其情人阎婆惜抓住了把柄，宋江杀惜后为躲避官军而逃进他家屋后的九天玄女庙中，引出了有关榜的内容：

宋江见官兵已退，走出庙来，拜谢玄女娘娘；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了，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又题着四句诗道，诗曰：“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

……那三十六人道个甚底？

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卢俊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

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白条张顺霹雳火秦明

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

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

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撞直董平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仝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

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青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

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

拼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着云杜千铁天王晁盖

宋江看了人名，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

后来，晁盖战死，宋江替代其头领地位，带其余人纵横天下，被官军招安后，平定了各路寇盗，以封节度使而结束。

在《宣和遗事》基础上而创作的《水浒传》，则把这段情节作为一个具有结构意义的情节吸纳进自己的创作构思中，用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方式，作了总揽前篇的处理。

将梁山好汉的英名昭告于天下，正是在与奸臣误国的对照中，来显示出他们替天行道的不寻常的意义。这里虽没有以榜来直接命名，但从内容上来看，这里的排座次，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是“忠义榜”。此后，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是最早以“榜”的名称并来构架小说的，这就是所谓的姜子牙最后公布封神榜作归结。这样，书中众多人物的出场来去，神仙魔怪的斗法斗力，万般头绪，种种纷乱，都因为斩将封神的线索而获得了统一。

《封神榜》问世以后，“榜”作为长篇小说的结构形式被运用更为广泛。如《水浒后传》、《女仙外史》、《说岳全传》、《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等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这样的榜，从宋代起，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与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历程相始终。

其次，如果说，《水浒传》中的榜是“忠义榜”，《封神榜》中的“榜”是“神榜”，《儒林外史》中的是“幽榜”等，这一切，有其种种名目的区别的话，那么，在更本质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从《宣和遗事》开始，对榜的揭示似乎总与一个神圣性人物相关，同样，人之入榜而获得的名号，也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在《宣和遗事》中，类似于榜的形式是九天玄女揭示的载有三十六天罡星名号的天书。这些名号，特别是每个人物的别号，如杨志的“青面兽”、吴加亮的“智多星”、石秀的“拼命三郎”、李逵的“黑旋风”等等，原只是对人物从某一点上加以凸现，以对人物的复杂性有一直接提示，既适应了不断流动的江湖中人或者说市民阶层，送往迎来互相应酬的需要，也是对叙述有关他们故事的最简捷的把握。而当这些别号出现在九天玄女的天书上时，神圣性和永恒性得到了确立。历史的永恒性和人物的凝固性得到了和谐统一。

所以，我们不妨说，所谓榜，不单单是《封神演义》中封神才算是神榜，可以说，大多数榜，从广泛意义上说都是神榜，都是一种神性的证明，是不朽的追求，而不是人性的展开或者说任凭其速朽的结果。这些榜，都可以纳入到神性的系统中去。

在小说中，如果偶尔也有“人榜”出现的话，那也不过是神榜的变种。从《宣和遗事》到《红楼梦》，长篇小说从题材到表现形式都有了较大发展，但榜的神性这一基本特征却没有大的变化。

从另一方面说，随着小说创作经验的积累，塑造人物向着纵深处不断拓展，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被理解得更具体、更现实。这样，通过榜还有榜中人别号的提示，对作品中人物的经验和感性的认识有了一个更为宏观的理性的法则来总括，并以这种总括，打通了与作品主旨上的本质联系。在《红楼梦》中，关于情榜的人物特点概括，作用大抵如此，而在情榜的领军人物、惟一的男性贾宝玉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贾宝玉向来是以他的性格复杂性而著称的，这种复杂性，不但让我们读者难以对其下一断语，也曾让评论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第二回，贾宝玉还未露脸，贾雨村和冷子兴在闲聊中，已经从不同的层面，提出了对贾宝玉的不同看法。接下来是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尚未与宝玉相遇，由王夫人向黛玉介绍宝玉，是所谓的：“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而因王夫人的话，黛玉又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对宝玉的看法，是“虽极憨顽，说在姊妹情中极好的。”显然与王夫人的评价有差异，而引出的这样的赞赏口吻，立即遭到了王夫人的反驳，“若姊妹们有日不理他，他倒还安静些，……若这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他心里一乐，便生出许多事来。”如此针锋相对的话，使我们对贾宝玉的形象更不能加以简单化的理解了。

至此，作者已经借助于笔下的人物从伦理、哲学、日常生活等不同视角对贾宝玉作了多方观照，但还不是直接的感知而是间接的介绍。贾宝玉的出场，是由他的真正知己林黛玉来直接感知，在林黛玉看到了他的两种装束时，又产生了一见如故的感觉，所谓：“好生奇怪，倒好象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这是黛玉心理的预期与实际眼见的一种冲突。也使贾宝玉这一形象更趋于迷离恍惚。但作者还不就此罢休，最后，他又引了后人的两首《西江月》来批点宝玉：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而这里所谓的“后人”，也只代表了小说中的一种观点，其实与王夫人等的视角并无二致。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评价是紧接着黛玉观察他的目光，“看其外表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而来的，这又使后人之目光与黛玉的发生了冲突。而贾宝玉究竟为何等样人，却无法得到确切说明。就这样，其性格的矛盾本质，从小说一开始就定下了基调。

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以性格塑造上的多元化美学准则，来解释《红楼梦》中如同贾宝玉式的性格现象，现在来看，这样的解释尚不够深入。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包括别人对他的种种评价和猜测都是现实中的一面、是世俗的一面，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视角的互相碰撞中来折射出他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在这纷扰的生活表象背后，在这尘俗的视角底部，还有更本质的一面，有更洞穿一切的神圣目光，作者是以其本质的一面，来变幻出现象的许多面的，如同佛一身而幻化出忆万种变相，或者说，是在现象的充满分歧的矛盾中，在假相与假相的互相颠覆中，让本质翻腾到生活的表面，让神圣的目光把本质的一面照亮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在作品的结尾才为我们读者揭示出的谜底，就是警幻情榜所归纳的，评价贾宝玉的，是“情不情”。

脂砚斋在对贾宝玉的评价提出一连串“说不得”后，才引出了“情不情”这样的评语的。这样一来，他把自己的点评从两个层面上予以了展开。第一是紧随着小说的进展过程，是在世俗的层面，借用贾宝玉周围人的目光，试图以理性化、概念化的词语评价贾宝玉，试图一劳永逸对贾宝玉下一定论，而这样做的结果，遭到了脂砚斋的否定，也引起了起自身的困惑。在这一层面所流露的困惑中，又转出了第二个层面，引入情榜中的评语，力图改变原有的评价体系。“情不情”的评语，既改变了常人在评价人时所容易采用的道德评价体系，也超越了最终从情感角度给出的“情痴”“情种”这样的评语，因为相比之下，“情不情”所蕴涵的意义更为深广。“情不情”这一评语虽被脂评说成是“囫囵不解”，但他还是在第八回的批语中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所谓：“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就是说，我们首先可以把“情不情”视作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前一“情”字是贾宝玉的一种痴情的体贴行为，而后之“不情”，则是“世间无知无识之物”。也因为有对无知无识之物如此之态度，所以对有情之物就不用说了，犹如脂批说的，“玉兄每‘情不情’，况有情者乎？”言下之意，这个“情不情”理应把林黛玉的“情情”也包含在内。但这仅仅是脂砚斋解读出的一层意义。而且如果我们执定了这一层含义，那么脂砚斋对这一评语的大加赞叹，就有点过甚其词。其实，脂砚斋以为这一“情不情”是“囫囵不解”，更是强调了其语言本身的复义性，而这种复义性，是在情节进展的不同场合，有多样化解释的可能性。而脂砚斋在提出了其一种解释后，并不是规定了我们解释的不可更改性，当他暗示我们对贾宝玉的性格不可言说时，也从另一方面暗示了我们去多样化的言说的可能。而根据其行为人的不同场合来对人物性格进行判断，或许这也是符合佛教的“因缘性起”根本命题的吧？所以，在我们可见的脂砚斋对这个词语的一种静态式的理解外，我们也可以从贾宝玉这样的一个钟情之辈走向出家的道路，来把“情不情”理解为是代表了他性格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一个时间上的变化的展开，是由“情”而走向“不情”。但更进一步，则也可说是在同一空间内的二元对立，是“情”与“不情”的两种态度的并峙，是肯定与否定的互为冲突。正是这一本质意义上的对立冲突，使得同一个人物在生活中体现的种种变相，有了万花筒式的目不暇接，也很难让读者下一简单的判断了。而性格本质属性上的互相对立，也见证了作者创作人物的一种理性化的思考方式。

四

在小说中，对人物性格用榜的形式予以凝固，以理性的方式来规定制约人物发展的无限可能，是与小说总体上的理性追求相协调的。

在上文，我们追溯榜这一结构方式的源头是以《宣和遗事》为基点的。成书于宋代的《宣和遗事》，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作为长篇小说实在很粗糙，一部完整小说所要求的结构上的有机性、材料的均衡性、协调性和语言的统一性等因素都不具备。但我们也能从小说中看到作者的一种努力，就是要把多样化的材料尽可能容纳到一种理性的框架内，在历史沉浮、世事难料的变化中求得一种永恒的规律、一种稳定的保证。在这一点上，宋学中，那种探求宇宙规律的想法和结论在宋以来的的长篇白话小说中有了直接的当然也是最粗浅的反映。
《宣和遗事》的开头，这种影响一目了然：

茫茫往古，继继来今，上下三千余年，兴废百千万事，大概风光霁月之时少，阴雨晦冥之时多；衣冠文物之时少，干戈征战之时多。看破治乱两途，不出阴阳一理。中国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阴类。阳明用事的时节，中国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庆云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阴浊用事底时节，夷狄陆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蚀之灾，在地便有蝗虫饥馑之变，天下百姓，有流离之厄。这个阴阳，都关系着皇帝一人心术之邪正是也。

写下《皇极经世》的邵雍，在为类似于《宣和遗事》这样的小说确立基本思想框架中，享有提纲挈领的特殊的地位：
且说英宗皇帝治平年间，洛阳郡康节先生因与客在天津桥上纵步闲引，忽听得杜鹃声，先生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先生道：“洛阳从来无杜鹃，今忽来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过三年，朝庭任用南人为相，必有更变。天下自此多事。”又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地气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得气之先者也。

这一段传闻插入小说，在整篇小说中显得有些突兀，但是，在确立历史事件的意识框架过程中，把邵雍的故事吸纳进来，似乎是作者有意要把基本框架渗透至内容的肌理。并形成了从人物性格到情节总体布局的理性化的基调。这样的传统，在以后的小说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延续。

如毛宗岗本的《三国演义》之开头结尾概括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此之类，是最典型的理性追求的体现。

同样，当《红楼梦》是以结尾处的“警幻情榜”对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作一理性化的归结时，其在小说的起始和之后的行文，在众人还在做各自的梦幻时，又总是不失时机地把一种梦醒的理性化的意识提示出来。不论是空空道人的觉悟，一僧一道的点拨，还是深入到小说肌理的秦可卿或者是史湘云等人物的议论，乃至戏曲的隐喻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而脂砚斋以一个局外人的清醒立场在相关的段落，也为读者一一道破了。这不仅仅因为评点家包括（所有的读者）有对一部小说瞻前顾后的超越具体故事发展的优势，是比小说中人能够更容易看到生活的未来，同时，作为与作者对生活经验的分享，他的评点视角又超越了普通读者和一般意义上的评点家。

所以，尽管他在评点时，显示出比一般人远为丰富的感情色彩，与作者同悲喜同落泪，但是，在脂砚斋引用情榜来对人物故事进行评价、说明时，却显示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理性意识。这不但表现在脂评不止一次来引用情榜中人名录，要对小说中展开的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进行清理，要帮助读者明确人物在情节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理性化的态度，使得脂评不但过早把结论性的情榜提前向我们读者摊牌，而且，他更担心我们读者不能把握重要人物的本质特点，担心我们会被一些表象所迷惑。所以他不但用一连串的“说不得”阻止了我们的判断，并以情榜中的评语来提示我们，让我们注意其更本质地一面。同样，当第八回，贾宝玉在醉中掷杯，问茜雪撵李嬷时，似乎显示了他贵公子的顽劣性格。在此，脂评特意解释了其“情不情”的富有人情味的涵意，并反复强调他是因大醉而闹，“非薛蟠纨绔辈可比”。又一次要求我们不能被一种特例所迷惑，而要从中发现其更具本质性、恒常性的一面。

如果说，《红楼梦》的大旨谈情似乎让小说的情节变得难以捉摸，让人物的个性变得飘忽不定时，一张情榜，使小说最终被纳入到理性的框架，并使脂砚斋的理性意识有了基本的依托，也不致让我们读者过于沉迷到红楼的梦幻中而迷失了方向。在这一条预设的理性通道上，我们发现了，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不论是作者自己还是与他的朋友，情与理、梦与醒的对话始终是存在的，情榜以及脂砚斋在评点时对情榜的充分利用，就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参见徐恭时《芹红新语》，文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一期。

孙逊《红楼梦探究》，台湾大安出版社。1991年12月，第50页

宋淇《红楼梦识要》中国书店，2000年12月，第342页

（2）拙著《红楼情榜》，台湾时报出版社，2004年7月，第29页。

（3）陈庆浩编《新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辑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8月，第316页。本文所引脂评均录自此书，下不一一注明。

（4）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712页。

（5）参见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

（6）孙逊、宋莉华《榜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文载《学术月刊》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