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其芳

十一

如果以上的说明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从《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曹雪芹的也大致就是这样。这种内容和思想的性质是怎样的，它们的社会根源是什么，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到现在，一直是不曾解决的有争论的问题。

先是李希凡、蓝翎同志提出了这样的解释：“红楼梦正面人物形象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与当时最进步的思想潮流相互辉映的”；当时最进步的思想潮流“一方面反映了民族斗争，一方面反映了工商业者反对封建压迫的要求”[注1]。邓拓同志的说明就更加明确，更加强调了。他说，“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曹雪芹就是属于贵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兴的市民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的人物”，“应该说它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注2]。邓拓同志的这种主张发表以后，李希凡、蓝翎同志说，“在大部分同志之间，对于这一问题才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注3]。不但他们后来写的文章讲得更肯定了，而且的确有不少的作者都采取了这种说法。有些文章对于《聊斋志异》、《桃花扇》、《儒林外史》等作品也用这种“新兴的市民思想”来解释，而且其中有一些竟至说《红楼梦》和它们“赋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注4]。

也有不少的人怀疑或反对这种解释。报刊上曾发表过一部分分怀疑或反对的意见。但争论并没有充分地展开。这个问题涉及整个中国的历史，整个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还有待于这方面的专家们的研究和讨论。我这里所能作的也不过是提出一些怀疑的意见而已。

主张市民说的同志们的论点和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在这里把不同的作者提出的一些代表性的理由综合在一起来介绍和评论一下：

首先是有些作者强调清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的发展和代表这种萌芽的市民力量的强大。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已经展开了讨论。读了许多辩论的文章，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觉得那种比较谨慎地承认这种新的经济因素的 萌芽的存在、然而又反对加以不适当的夸大和附会的说法是更为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的。至于为了壮大当时的市民的声势，把东林党和三合会也说成是代表市民的组织，那恐怕并不恰当。

其次是把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颜元、戴震这样一些清代的著名的思想家都说成是“新兴的市民”的代表，想用这来证明当时这种性质的思想潮流的普遍，《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不能处于这种潮流之外。但是这些人的著作都还存留在人间，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许多论文中的片言只语的摘引和勉强牵合的解释，而去直接阅读他们的原著，就不能不越读越怀疑起来。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并不是这篇论文的任务。但也不妨略为举几个例子来看看。

要从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出比较明显的好像代表市民的语句是不容易的。所以许多文章都喜欢引用这样两句话：黄宗羲说过的“夫子固圣忘之所欲来，商又使其顾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王夫之说过的“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但我们查一查《明夷待访录》，就会发现黄宗羲说过的“盖皆本也”的工商并非一般的工商，而不过是限制很严的极少的经营。所以他说“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有禁。令夫通都之市肆，十市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我看当时的工商界是不会欢迎这样一个思想家作他们的代表的。我们在查一查《黄书》，又会发现王夫之所说的“国之司命”的“大贾富民”也并非一般的商贾，而是“移于衣冠”的“良贾”，而是“冠其乡”的“素封巨族”，而是“豪右之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地主和已经升到大地主之列的大商人。王夫之为什么说他们是“国之司命”呢，也并非因为他们负担了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光荣任务，而是据这位思想家说，穷苦的劳动人民有困难的时候，遭遇到旱灾水灾的时候，可以去向他们借高利贷。实在扫兴得很，这位著名的思想家说这句话的用意不过如此。黄宗羲和王夫之的这两句话，是被称为可以从它们看出新兴的市民阶级要求的“鲜明的标帜”的[注5]，原来并不鲜明。

说这些思想家代表“新兴的市民”的理由当然还有，比如，说黄宗羲的《原君》一篇“就渗透着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虽然还披着古代贤王理想的外表，而内里却有着完全崭新的内容”[注6]。像这种出现在封建末期的攻击封建帝王的民主思想，或许也可以说是有新的内容的。但这种新的内容到底是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抗议，还是专门地单独地代表市民，也还可以研究。因此，说它“完全崭新”恐怕也就割断了以前的有民主因素的思想的传统。远在先秦，不但孟轲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杀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一些人所共知的名言，而且《吕氏春秋》上也有这样的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汉朝人撰的《韩诗外传》有一个故事“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汉朝的董仲舒说：“且天下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注7]这都是我国古代的一些可宝贵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传统是并未断绝的。黄宗羲的《原君》应该说是这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里面所说的“理”，也被看作“有着‘近代’的议题”，“已经有了非常鲜明的新内容，即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注8]。根据是他有这样一段话：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则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则于我，能尽之乎？以我★之人则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

很容易看出，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从孔丘的“以所不欲，勿施于人”来的，并不是近代的平等观念。近代的平等观念应该包括政治地位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而不是这种古已有之的“将心比心”的思想[注9]。还有几句被许多论文和著作反复地引来引去的话，那就是王夫之“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曾被有些作者称为“彻头彻尾的人性解放论”[注10 ]，“中等阶级反对派的先进思想家”的“人文主义思想”[注11]。这几句话也是需要查对一下原著的。如果我们查一查《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就会发现这些话原来和《孟子》上面的一段话很有关系。孟轲劝齐宣王行王政，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说：好货不要紧，只要让百姓也富足，一样也可以王天下。齐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说：好色不要紧，只要让百姓也婚姻及时，一样可以王天下。王夫之的议论就是对这段话和朱熹以及辅广的注释而发的。所以他说：

于好货好色与百姓同之上体认出克已复礼之端，朱子于此指示学者入世甚为深切著明。

下面他批评《四书大全》上所录的辅广对于朱熹的话的解释，说不能把克已和复礼分先后，于是就发挥起他的“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这样一些道理来了。最后他说：

孟子承孔子之学，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学者循此以求之，所谓不远之复者，又岂远哉？不然，则非以纯阴之静为无极之妙，则以★之历、大壮之往为见心之功，仁义充塞，而无父无君之言盈天下，悲夫！

读者也许会奇怪，这位被称为市民的代表的思想家怎么居然对朱熹大为称赞呢？所以我们也有必要查一查朱熹的《孟子集注》。原来朱熹的注文是这样的：
愚谓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人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故孟子因时君子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实密，其事似易而实难。学者以身体之，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之所以克己复理之端矣。

在这段注文中，朱熹的有些话和王夫之的意见差不多，所以“甚为深切著明”的评语就被加上了。当然，应该说句公道语，王夫之和朱熹是有区别的。就是在这段话中，朱熹虽然承认了“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但后来还是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但把孟轲和王夫之比较又怎样呢？王夫之的这些话虽然说得更概括，更理论化一些，孟轲对于钟鼓苑囿游观之乐和好勇好货好色之心一概承认其有合理的因素，不也同样是适当地肯定了人欲吗？可见适当地肯定人欲未必一定是“新兴的市民”才有的思想。还有一位同志引了这样一段话，把它作为黄宗羲主张个性解放的证据[注12]：

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无天理之可言矣。

但我们查一查《南雷文案》卷八的《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原来这根本不是黄宗羲的，而是陈确的话，怎么能够引来证明黄宗羲主张个性解放呢？陈确是黄宗羲的朋友。黄宗羲既然在他的墓志铭中特别引出这段话，也许总会是赞成的吧？但就在这篇墓志铭中，黄宗羲就说：“其于圣学，已见头脑。故深中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张太过，不善会诸儒之意者亦有之。”[注13]原来他还是有保留的。我们再查一查《南雷文案》卷三《与陈乾初论学书》，就更会大吃一惊，原来黄宗羲对陈确的这段话曾经大反对而特反对：

老兄云：“周子无欲之教，不禅而禅。吾儒之言寡欲耳。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无天理可言矣。”老兄此言，从先师“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离气质无所谓性”而来[注14]。然以之言气质言人心则可，以之言人欲则不可。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则彼绌，彼盈则此绌。故寡之又寡，至于无欲，而后纯乎天理。若人心气质，恶可言寡耶？“枨也欲，焉得刚”，子言之谓何？“无欲故静”，孔安国注《论语》“仁者静“句，不自濂溪始也。以此而禅濂溪，濂溪不受也。必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则终身扰扰，不出世情，所见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头换面耳。

这篇论学书提下注明“丙辰“，即一六七六年，黄宗羲已六十七岁。《陈乾初先生墓志铭》未注明是哪一年写的。但陈确死于丁已，即一六七七年，作墓志铭当不会隔得太久。难道黄宗羲原来这样坚决地反对这种所谓市民思想，等到他的朋友一死，忽然又变成了所谓思想家吗？恐怕还是陈确的这一类的话未必是“在本质上反映着新兴的市民阶级强大的要求”吧。清初有些思想家对于人欲的适当肯定，是对于程朱学派的否定人欲的反动。这应该是反映了长期受到封建礼教压迫的人民的抗议，而不像是仅仅代表了所谓新兴的市民的要求。

我想不必再多举例子了。这已经可以说明我们有些同志的论点的根据是经不起查对原书的。把清代的王夫之、黄宗羲、唐甄、戴震等人称为代表“萌芽状态中的市民政治思想的主要人物”[注15]，把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人的思想倾向说为“接近于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或“接近于代表城市平民反对派”[注16]，本来是一部分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同志的主张，并不是讨论《红楼梦》问题时的新发现。这些同志的著作提出了许多材料，并且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许多历史现象，我们研究《红楼梦》的人是可以去参考的。但由于这些问题尚无定论，我们应该抱有独立的研究态度，不宜把他们的看法和材料不加考察就照样搬用。清代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的性质，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的共同之处和差异，都是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的。详细说明这些问题不但不是这篇论文的任务，而且也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胜任。还是希望治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同志们多作一些研究和讨论吧。我在这里不过是提出了我的怀疑，好像断定这些思想家代表“新兴的市民”的理由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且经不起认真的考察而已。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而且对于这些材料的研究和说明必须采取严格的事实求是的态度。孤立地或者片面地摘出一些话来，而且加以勉强的解释，我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于清代的这些著名的思想家，我决无菲薄之意。虽然他们的思想和成就是有差别的，而且其中有些人差别很大，但大体上说来，都是一些当时的杰出的人物。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不但在思想上学术上各有各的独特的贡献，而且他们的那种坚持民族气节、至死不屈的精神也令人敬佩。黄宗羲、顾炎武和唐甄的思想中的民主成分更比较显著。应该说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程度上，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的某些部分是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的要求。我们也不能把当时的市民排除在人民的范围之外。我所怀疑的不过是现在有些同志把他们思想中的许多好的部分都一概归结为代表“新兴的市民阶级”，而且对他们思想中的封建性的一方面有些避而不谈，这实在和他们的著作所客观呈现出来的他们的思想面貌不大符合而已。在这些思想家中，或许王夫之的政治思想是封建性最浓厚的。如果说他反对农民起义那还是当时一般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限制，他那样强调“君臣之义”，反复说“君臣者，彝伦之大者也”，“君臣之义，生于性者也，性不随物以迁，君一而已，犹父不可有二也”，甚至认为“非是则不能以终日”[注17]，却就比黄宗羲在《原君》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落后多了。他还强调“辨男女内外之别”，说“妇人之道，柔道也”，“天地之经，治乱之理，人道之别于禽兽者在此也”[注18]。他对封建等级制的拥护尤为狂热。他为封建社会里“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倡优隶卒之子弟”不准参加科举辩护，甚至说草野市井之中没有“令人”[注19]。他说南北朝重门阀为“三代之遗”，“天叙天秩之所显”[注20]。封建科举制度是那样腐败，他却认为它可以“别君子野人”[注21]。他甚至诋毁庶民为禽兽[注22]。他反复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后世庶人之议，大乱之所归也”[注23]。他说：“天下之大防二：夷狄华夏也，君子小人也。”[注24]关于“君子小人”之“大防”他作了这样的说明：

君子之与小人，所生异种。异种者，其质异也。质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自有其巧拙焉。特所产殊类，所尚书方，而不可乱。乱则人理悖，贫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滥，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呜呼，小人之乱君子，无殊于夷狄之乱华夏；或且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也！小人之巧拙自以类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人★巧而以贼人。拙者，农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尝轻以小人斥人，而指斥樊迟，恶之甚，辨之严也。汉等力田于孝弟以取士，而礼教凌迟。故曰，三代以下无盛治。夫以农圃乱君子，而弊且如此，况商贾乎？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己亟者也。乃其气恒与夷狄而相取，其质恒与夷狄而相得，故夷狄兴而商贾贵。

王夫之所强调的这两个“大防”是他的最根本的政治思想。强调“夷狄华夏”之“大防”是反对满民族的压迫和统治，客观上不无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思想的性质仍然是封建的。至于强调“君子小人”之“大防”那就更彻头彻尾是反动的封建思想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商贾的态度。他盛赞刘邦“不令贾人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称他为“知政本”[注25]。他说，“农人力而耕之，贾人诡而获之，以役农人而骑士大夫，坏风俗，伤贫弱，莫此甚焉”，所以主张“重其役”“以抑末而崇本”[注26]。他反对“盐之听民自煮，茶之听民自采”[注27]。他说，“割盐利以归民”，“所利者豪民大贾而已；未闻割利以受之豪民大贾而可云仁义也”[注28]。对这样大量存在的材料置之不理，或者加以隐蔽，反而断定王夫之为代表“新兴的市民”的思想家，实在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了。

清代的这些思想家是否代表市民，这是我们研究清初或稍后的文学应该考察的一个方面，但他们的学说的性质和《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性质并不一定一致。如果小说本身真是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的市民的观点和要求，我们不能以这些思想家并不代表市民来否定；反过来，如果小说本身没有这样的内容，这些思想家就是代表市民也不能用来证明这部小说是市民文学。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分析作品。主张市民说的作者们在这方面也是提出了一些理由的。有的说，贾宝玉和甄宝玉“本是一个人，终于分化成为两人，且是相反的两人，就表明着当时社会正是处于一个分化的过程：旧的人物在衰落着、死亡着，新的人物在诞生着、发育着。这表明着一个新兴的阶级即市民阶级正在抬头和说明着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注29]。有的说，《红楼梦》里面说过“除了‘明明德’外就无书了”，在曹雪芹，这“明德”正是“个性的天真”。他主张“明明德”就是主张个性解放[注30 ]。还有人把《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的反对科举也算成“作为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之反映的近代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注31]。为了节省篇幅，这些显然是牵强附会的说法我们就不一一评论了。比较值得考虑的是这样几个理由：说曹雪芹有平等的思想，有个性解放的思想，有以思想一致为爱情的基础的新的进步的婚姻观。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曹雪芹以一种敢于向封建秩序挑战的大胆的精神写出了他所见到的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写出了许多聪明的有才能的女子都受到埋没和摧残。从这种现实主义的描写和揭露，我们是可以引申出男女应该平等的结论来的。对于封建等级制他和王夫之的态度不同。他虽然不曾明白反对，但也并不积极拥护。他把从贵族家庭出身的女子列入金陵十二钗正册，把作妾作丫头的女子列入金陵十二钗的副册或又副册，说明他并没有完全摆脱了封建等级观念，但他对许多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子却给予了同情和赞扬。不过我们知道，平等这一概念是有不同的内容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明过：“一切人，作为人来说，相互之间都有一些共同之点，在这共同点所涉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自古已有的。”市民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却是商品生产的反映，却是“为着工业和商业的利益”，因而它所要求的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红楼梦》里面所包含的一定程度的平等思想更接近前者而不像是后者。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是长期地普遍地存在的事实。观察敏锐的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的作家是可以从生活中直接发现这种残酷的真实，而且加以描写的。所以唐代的诗人白居易就有这样的诗句：“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而封建社会的不少传说、戏曲和小说更常常把其中的女子描写得比男子出色。尊重个性的思想也有和这相似之处。封建社会对于个性的束缚也是长期地普遍地存在的事实。对于这种束缚的不满和反对是可以很早就发生的，不一定要以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远在三国时的嵇康，就是一个“为礼法之所绳，疾之所雠”的人物。他不喜酬答，不喜吊丧，也不耐烦“官事鞅掌”，“裹以章服，揖拜上官”[注32]。这和《红楼梦》里面所描写的贾宝玉，“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往还等事”，叫“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虫”，是很相似的。曹雪芹还不感把贾宝玉写成非难孔丘和四书。而嵇康却公然“非汤武而簿周孔”[注33]，公然说“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注34]：

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余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固知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求；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注35]

可惜的是嵇康生得太早了，他生在三世纪。如果他生在明末清初，岂不也就很可能被称为代表“新兴的市民”的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家或文学家吗？至于以思想一致为爱情的基础，而且是以一种进步的思想为基础，我们在前面也说明过，这的确是一种至今仍然适用的爱情原则。但这种恋爱观和婚姻观是否只有市民阶级才能提出，也是很可怀疑的。恋爱和婚姻既然不只是在市民中间才有的生活现象，关于它们的理想也就不一定要市民才可以提出。

我们在讨论清代的几位思想家和《红楼梦》的思想的性质的时候，常常提到它们的某些内容都有过去的传说。这并不是说，新兴的阶级的思想就不要继承或利用过去的传说；更不是说，从过去找得到和它们相类似的思想就可以证明它们不是新兴的东西。问题的关键是在这里：新兴的阶级的思想除了这种和过去的传说的继承关系或相类似而外，还必须有质的差异，还必须有它那个阶级特有的色彩。而我们从清代的几位思想家和《红楼梦》的思想中都找不到这种质的差异，这种特有的色彩。

确定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的立场上，而又说他“找不到出路”[注36]，这本身好像就是矛盾的。既然是“新兴的”，为什么又没有“出路”呢？说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关系还未成熟。还未成熟，不正是很有希望，很有发展前途吗？曹雪芹从封建地主阶级看不见希望，从别的阶级也没有看到什么出路。《红楼梦》里面没有出现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的市民”，但商人却是写到了的。贾芸的舅舅就是一个开香料铺的商人。他把这个商人写得很刻薄，而且给他取个名字，叫做“卜世仁”。“卜世仁”很可能就是“不是人”的谐音[注37]。他还写到了两家不是一搬商人的皇商。一是薛家。削家开有当铺。史湘云林黛玉不认得当票，削姨妈给她们说明了缘故。她们笑道：“原来如此。人也太会想钱了。”这是作者对于高利贷的态度。薛蟠想跟伙计出去做买卖，削姨妈不放心他去。薛宝钗劝她同意，并且把做买卖叫作“正事”。这倒有些和“工商”“皆本”的说法相似。但可惜主张市民说的同志们也并不把薛宝钗看作正面人物，看作“新兴的市民”的代表。还有一家是夏家。夏金桂却写得那样不堪。可见作者和吴敬梓一样，是有他的阶级偏见的。他们都很讨厌这一类的“大贾富民”。

十二

在市民说之外，还有一种对于《红楼梦》的思想性质的解释。为了叙述的方便，不妨把它简称为农民说。在许多问题上它都是和市民说针锋相对的。

市民说认为：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期”，因为“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者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者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注1]。农民说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按其实质说来，还是封建制度子夜时期的社会，当时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只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其中的进步的、革命的、人民的力量，只能是农民以及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注2]。

市民说认为：“从对于社会矛盾的深刻的揭露上，从对于反面人物的无情的批判上，从对正面人物的新的思想、新的性格及其对他们的热烈的歌颂上，都可以看出《红楼梦》的人民性是以带有前资本主义期的性质和色彩的近代民主思想为内容的”[注3]。农民说认为：“就产生在这个时期中的文学作品的人民性而论，如果不是从农民以及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的革命的发动、革命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以及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憎恨、仇恨吸取源泉，那它就根本没有任何人民性可言”[注4]。

市民说认为：“《红楼梦》反映了反对科举、反对等级、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由和要求个性解放等进步思想”，“这些思想正是作为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之反映的近代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以前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这些思想是簿弱的，或者没有的”[注5]。农民说认为：“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民主自由思想”，“在封建社会里，这也是农民以及以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的思想。农民以及以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的这种思想，一直是比资产阶级的这种思想要坚强得多，并且早就在许多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里提出来了”[注6]。

市民说认为：“正因为曹雪芹是站在新兴的市民阶级方面，并且以先进的民主思想为指南认识现实、反映现实的，所以他能够无比深刻地揭露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注7]。农民说认为：正是酝酿着起义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构成了曹雪芹深广的社会批判的主要动力”[注8]。

市民说认为：《红楼梦》的“虚构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是反映了“新兴市民社会力量的软弱性和它的历史命运”[注9]。农民说认为：这是反映了“农民的反抗”的“失败”[注10]。

我们说市民说是可怀疑的。那么农民说又怎样呢？

从我们所作的这些摘引就可以看出，农民说同样有许多牵强不妥之处。

没有问题，曹雪芹当时的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但为什么要把封建社会的人民的范围划得那样狭窄，一定要把农民排斥在外面呢？为什么要把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的人民性也解释得那样狭窄，只能从农民以及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的“革命的发动、革命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以及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憎恨、仇恨”去吸取呢？而且说构成曹雪芹的创作的主要动力的还不是一般的农民的思想感情，而是在酝酿着起义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这又有什么根据？

同样没有问题，从《红楼梦》里面可以看到曹雪芹对于农民的同情和好感的。秦可卿出殡的时候，贾宝玉路过一个村庄。农民常用的锹撅锄犁等物他都不认识。人家对他说明以后，他点头叹道：“怪道古人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为此也。”作者把刘姥姥写得健康而又忠厚。按照作者的计划，贾府衰败以后，她还要成为援救巧姐的恩人。这都可以看出曹雪芹对于农民的态度。但《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并不在这些地方。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那些内容，都很难用正在酝酿着起义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来解释。就是对于刘姥姥，一方面是同情，另一方面也带着嘲笑。这仍然流露出来了他的阶级偏见。对于农民的反抗，他在第一回更这样写道：“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第七十九回的《★★词》也是称起义的农民为“流寇“为”贼“，而且歌颂了因为镇压农民而战死的恒王和他的姬妾。难道这样的话这样的诗也可以看作是正在酝酿着起义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表现吗？

很显然，这样的农民说是既不能解释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的历史，也不能解释《红楼梦》的。主张农民说的人还有这样一个根据：

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艺术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只有这种文学的倾向才能达到辉煌的荣誉，它是在有威力和重要的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符合时代的迫切需要。”“所有现代欧洲文学引以为荣的作家们，无例外地都是被那成为我们时代动力的一种精神所激动着的。……反之，这些天才家，如其他们的作品里没有浸染着这种精神的话，那不是依然默默无闻，，便是博得了一种决不令人欢喜的名声。因为他们并没有作出一部配享盛名的作品。”[注11]那么，曹雪芹在其中无情地批判本阶级罪恶的时候，已经通过自己头脑的“折光”，不自觉地或不完全自觉地被那成为“时代动力的一种精神”，无疑地也就是正在酝酿着起义的农民阶级的革命精神所浸染着，激动着。他在写《红楼梦》时已经没落到“贫穷难耐凄凉”，也就可能接近人民生活，从而获得革命精神的影响（具体过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既然曹雪芹无保留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宣告了它的死刑，也就必然意味着，他是由下而上，从被剥削阶级，从身受其害者的角度来观察他们，否定他们的。正是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构成了曹雪芹深广的社会批判的主要动力[注12]。

这里所引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见于《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对于译文的引用，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查对原著的。要比较完全地看出这段话的意思的译文应该是这样：

只有那些在强大而蓬勃的思想底影响之下，只有满足时代底迫切要求的文学倾向，才能得到灿烂的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历史的事业，都有它的特殊的追求。我们这时代的生活和光荣是由这两种彼此紧紧相连而又互相补充的追求构成的：人道精神和关于改善人类生活的心。……凡是新的欧洲文学所赖以自豪的一切人──大家都受到这种推动我们时代的生活底追求所鼓舞，毫无例外。贝朗日、乔治．桑、海涅、狄更斯、萨克莱的作品，它们也是受到人道主义和改善人的命运的思想底启示。而那些在生活中没有贯穿着这些追求的有才能的人，他们或者默默无闻，或者得到的完全不是有利的名声，因此就创造不出什么值得称颂的光荣。[注13]

读者们不要嘲笑和奇怪：“你怎么在论文里做起翻译的校正来了？难道你对这篇论文还不够冗长吗？”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一种很重要的现象，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是值得花一点篇幅来评论一下的。我们在许多论文里面常常见到这样一种情形：他们的作品不是认真地去分析问题本身，不是对问题的各个方面去作必要的考察，这样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却是引用了一些名人的话，就以之为根据、为前提来得出结论。这些被引用的话好像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是不能上诉的。我们当然不能绝对地完全地否定引用前人的话。世界上从古至今的事情和问题是那样众多，我们不可能每一项都自己去从头研究一遍。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的著作都是以大量的材料为基础、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科学的研究的结果。很多问题他们都已经解决。不充分地重视和利用他们的正确的结论就是不要理论的指导。然而这种以引用名人的话来代替自己的思考和研究的风气无论如何是很坏的。第一，世界上从古至今的名人很多，他们的话未必句句都正确。第二，即使他们的话是正确的，也未必和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完全适合。自然和社会都不断地在提供着新的问题，他们不可能预先知道今天的一切问题，给我们都准备好了答案。第三，即使他们的话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习惯于盲目引用，不肯多加思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理解未必对。我们这里的例子就接近于第三种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他那个时代的“追求”或“精神”本来是很广泛的，那就是明白地重复地说了的“人道主义和改善人的命运的思想”。这种广泛的精神或思想其实曹雪芹也是有的。然而我们的引用者却好像不满足于这种说法，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竟至把点名这个主要思想的句子删节去了[注14]，硬在译文的“动力”二字上做文章，于是就得出正在酝酿着起义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构成了曹雪芹的深广的社会批判的主要动力这种奇异的结论来了。尽管这种渺茫的说法在曹雪芹的传记材料和《红楼梦》里面都一点也找不到证明，也不要紧，因为这是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

读者们会说，“对，这是教条主义。”不但这样地运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是教条主义，而且用农民说来解释《红楼梦》，本身就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这些作者大概都记熟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样一些结论。这些结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历史的结果，当然是正确的。但这是就整个封建社会和它的历史来说。至于封建社会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那却是情况非常复杂的，差异很大的，怎么能够都用这样的结论来解释呢？曹雪芹从封建官僚家庭出身，就是他破落以后，也还是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往来最多。他住在北京西郊。他当然可能和郊区的农民接触，但那也不会很多很深入。所以《红楼梦》里描写的主要还是他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而关于农民和农民生活的描写却非常少。这样一个作家，他从哪里去接受正在酝酿着起义的农民阶级的革命精神革命情绪的影响呢？这样一部作品，又从哪里可以看出它反映了这种革命精神革命情绪呢？

用市民说来解释清初的思想家和《红楼梦》，其实也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这是搬运关于欧洲的历史的某些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这些作者把清初看作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因而对清初和稍后的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加以“新兴的市民”的代表的头衔。“中等阶级反对派”和“平民反对派”，这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对于当时德国的不同的市民集团的分析，现在也被用在清初和稍后的某些思想家身上了。其实中国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和欧洲的思想史文学史，是有很多具体的差异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没有欧洲中世纪那种市民当权的城市。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出和文艺复兴相当的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如果不是牵强附会地而是客观地去观察清初和稍后的思想和文学的状况，很容易看出它们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和文学的面貌实在大不相同。为什么清代那些杰出的思想家的思想，只能以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的市民”为它们的社会基础呢？难道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末期、它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这一总的原因以及明王朝的崩溃和灭亡、满民族的入侵和压迫、宋明理学及其流弊所引起的不满和反对等具体的原因，就不可以得到解释吗？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有的表现为强调“夷狄华夏之大防”或“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有的表现为针对封建统治，特别是针对明朝的统治的各种积弊和问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或仅仅是企图加以补救的改良的办法；有的表现为对宋明理学整个的否定或部分的修正，或仅仅是提出了对它们的流弊的反对和批评——我看都是和这些原因很有关系的。所以我说，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程度上，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的某些部分是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的要求，然而又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为只是代表市民，尤其不能归结为只是代表所谓“新兴的市民”。清代出现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一些小说，也未始不可以从这里去得到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末期，它的黑暗和腐败日益显露，必然要激起广大的人民以及一部分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反对，而长期存在的民主性的思想传统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包括最初是从市民社会生长起来的白话小说的传统，也必然要在这样社会条件下发展，而且这样发展必然要在文学上得到新的杰出的表现。这样的解释虽然是很粗略的，虽然还并不是深入的研究的结果而仅仅是凭我们现有的一般的知识提出来的，也比简单的直接的市民说更为合理，更为符合这些作品的客观面貌。

用农民说或市民说来解释《红楼梦》的同志们，总的理由其实不外乎是这样一个：它对封建地主阶级和许多封建制度都作了深刻的批判。农民和市民当然都是有反封建的要求的。但对封建主义怀抱不满的人并不限于农民和市民。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都告诉我们，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常常分化出一些不满分子和有叛逆性的人物来。《红楼梦》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丫头，她们的身份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把她们排除在封建社会的人民范围之外，而且不能不承认她们也有反封建的要求。所以对封建秩序封建主义怀抱不满是封建社会的被压迫的广大人民所共有的，甚至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可以出现一部分这样的分子。而且这些分子很熟悉他们所从出身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和人物，很了解那种生活的腐败和那些人物的灵魂，再加上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包括文学修养，因而从他们当中就可以产生出一些深刻地批判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这样的作家。我们怎么能够因为《红楼梦》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和许多封建制度，就断定它的作者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或市民的立场上呢？何况还不是一般的农民，一般的市民，而是正在酝酿着起义的农民或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市民？像《水浒》，那的确主要是反映了农民的革命情绪的。它不但以农民起义为题材，而且对农民起义和农民领袖是那样同情，那样赞扬，对造成农民起义的封建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封建官僚充满了火一样的憎恨。像宋元明的话本和拟话本，那也的确是大量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和思想的。它们把商人和手工业者作为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和主人公，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变化。而且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和《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注15]那样的作品，或者对男女爱情有它的特别的看法，提倡什么“帮亲”，说“只有会帮亲的最讨便宜”，或者对于海神也幻想她化作美女来和商人同居，帮助他囤积居奇，获得暴利，那就的确只能用市民思想来解释了。从《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却找不出这种特别的色彩。《红楼梦》的全部内容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都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而且这种概括要比农民说和市民说自然得多，合情合理得多：它的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者立场，他的思想里面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前者是和人民相同的；后者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人民的影响。曹雪芹在他少年时代的繁华生活里，可以遇到类似晴雯和鸳鸯那样的丫头，类似焦大那样的老仆人，类似刘姥姥那样的穷亲戚；在他坠入困顿以后，就更可能同城市和郊区的人民有些接触。这就是直接的影响。他所继承的以前的富有民主性的思想传统和富有人民性的文学传统，其中必然也包含有人民的思想和观点。这就是间接的影响。封建社会的人民自然主要是农民和市民，但不能缩小到只是农民或只是市民，尤其不能缩小到只是正在酝酿着起义的农民或只是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市民。文学理论上的人民性这个术语有存在之必要，正是因为有许多作品都并不能用这种狭隘的简单的农民说或市民说来解释。

应该说明，用市民说来解释我国封建社会的某些文学现象，是比较农民说更为流行的。不仅对于清代的一些杰出的作品，而且还有作者认为现实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出现分不开，认为中国从南宋以后，在封建社会中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就从市民中间产生了话本，所以中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开始于南宋，即第十一到十二世纪，而不会更早[注16]。这些看法涉及文学这种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这一根本理论问题。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把文学、哲学这一类“更高地漂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加以区别，明确地指出过艺术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和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经济对于文学、哲学的最后决定作用大半是间接的，而且对于这些意识形态的本身的传统不可忽视，但我们有些作者仍然常常把文学、哲学这一类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看的那样简单，那样直接，那样机械。正是由于这种机械的观点，他们才局限于用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市民的思想来解释《红楼梦》和清代的那些思想家，不顾考虑产生它和他们的更为复杂也更为符合实际的社会根源；而且甚至对同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本来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也不能不借助于这种流行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了。

做过实际工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在工作中努力了解客观的情况，努力使我们主观的认识和客观的情况相符合，还常常有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的可能。如果我们看问题本来就主观片面或者本来就有教条主义的倾向，那就更不用说了。学术工作也是如此。我国的学术有许多很可宝贵的优良的传统，但牵强附会的传统也是很古老的，是从汉朝起就大量存在的。这种老的牵强附会在加上新的教条主义，学术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现象就显得相当普遍了。这种主观主义不可服，我们的学术水平是很难提高的。

十三

我们在前面分析是的曹雪芹的八十回的《红楼梦》。对于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只是偶尔涉及，并没有把它放在一起来评论。这是不得不如此的。我们对曹雪芹的《红楼梦》给予了最高的赞扬，称它为伟大的不朽的作品，称它为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如果把这样的评语用在高鹗的续书上，那就很不适当了。

后四十回还没有确定为高鹗所续的时候，早就有人对它深为不满了。清代的一位距曹雪芹并不太后的作者说：“此四十回全以前八十回中人名事物，苟且敷衍。若草草看去，颇似一色笔墨，细考其用意不佳，多杀风景之处。故知曹雪芹万万不出此下下也。”他又说：“且其中有无若前八十回中佳趣，令人爱不释手之处。诚所谓一善俱无，诸恶俱具之物！”[注1 ]

在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中有这样的意见：“胡适和俞平伯从他们的考证观点出发，拦腰一锯，把一部完整的《红楼梦》锯为前后两橛。他们对八十回以后的四十回，采取深恶痛觉的否定态度。”[注2]其实这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胡适根据俞樾的《小浮梅闲话》，说后四十回为高鹗所作。但他并没有对后四十回采取深恶痛觉的否定态度。他说后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还说里面有不少部分“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而且佩服高鹗“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俞平伯先生倒的确是对后四十回作了更多的贬责。在这一点上，是不是胡适的看法比俞平伯先生高明呢？我看是不然的。俞平伯先生和我们在上面引过他的话的那位清代的作者有相似之处，虽然他们对于后四十回 的评价并不完全恰当，而且某些具体的意见还表现出来了他们的观点的错误，但他们有一种艺术欣赏能力，他们直觉地感到了后四十回的艺术上的拙劣。这种艺术欣赏能力正是胡适所缺乏的[注3]。

高鹗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续书大大地帮助了曹雪芹的原著的流传。如果没有一百二十回本的出版，我们很难想像《红楼梦》会很快地就发生那样大的影响。这还不仅仅是活字本和抄本的差异问题。就是把前八十回排印出来，许多情节和人物都没有结局，特别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没有结局，一定是不像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那样容易被广大的读者接受的。

当然，续书和援助印在一起，能够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也有它本身的原因。绝大多数情节都和前八十回大致接得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不但保存了悲剧的结局，而且总的说来也还写得动人。有些片段也还写得较好。比如宝玉娶宝钗那一段，虽然未必曹雪芹也会那样写，高鹗的构思还是不错的。又比如夏金桂放泼、贾政作官和袭人改嫁等片段都写得符合这些人物的性格，而且也比较生动。这都是后四十回的可以肯定之处。

然而曹雪芹没有能够写完《红楼梦》，却无论如何是一件天地间的恨事。如果我们读文学作品不满足于只是读情书，不满足于只是某些片段还可读，不满足于常常要读到一些平庸的甚至拙劣的描写，我们就不能不感到后四十回实在太配不上原著了。俞平伯先生曾说凡书都不能续，并非高鹗才短。《红楼梦》的续书要写得和前八十回一样好，的确是不可能的。但比高鹗写得更可读，更有文学的意味，更符合曹雪芹的原意，那却不一定不可能做到。如果有那样的有才华的作者，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像写历史小说一样依据曹雪芹的计划和自己的相像去加以重写或改写，高鹗的续书或许还是可以“取而代之”的。

正如前八十回的艺术上的精彩之处多到不可胜数，要一一指出只有用过去的评点的办法一样，后四十回的缺点和败笔也是可以逐回批注，批它一二百处的。在这篇论文里不可能这样作。我们只能概括地简单地作一点说明。

关于高鹗的思想，有这样一种说法：“高鹗和曹雪芹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同属进步方面”；“即使最后布置了一个‘兰桂重芳’，暴露了高鹗思想上的弱点，但这弱点，也是由于历史的限制，不得不然。即使在曹雪芹思想上，也未必没有这种弱点”[注4]。但后四十回的内容是直接反对这种高曹思想基本一致论的。诚然，在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上，高鹗保存了曹雪芹原来的计划中的悲剧的结局。这是他的续书能够附原著以流传的根本原因。然而在贾府的衰败的这另一重大情节上，高鹗却并未打破大团圆的老套，却直接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因而大大地削弱了整个故事的悲剧气氛。贾府抄家不抄全家，只抄贾赦一房。贾政仍然承袭荣国公世职。到了后来，连贾赦也完全免了罪名，贾珍也仍袭宁国公世职，所抄家产全行偿还。最后的结局是“荣宁两府善者修德，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这样，由曹雪芹所已经描写的和尚未写完的宝戴悲剧，由他在前八十回所作的种种有力的批判和揭露所展开的封建社会的巨大的深刻的裂痕，就由高鹗的手把它勉强捏合起来了。而且高鹗把宝玉的结局写成不但“高魁贵子”（就是这四个字就显出了高鹗是多么封建，多么庸俗），还加上成了佛，又被皇帝商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在高鹗看来，这大概也可以心满意足了，就是说这也是一种团圆的结局，剩下的苦命人不过是林黛玉一人而已。高鹗在最后把点名真是已经隐去的甄士隐这样一个人物忽然又拉出来，而且强迫他讲了这样几句话：

贵族之女，俱属从情天孽海而来。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故不可犯，只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莺苏小，无非仙子尘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缠绵的，那结果就不可问了。

这不但是责备敢于触犯封建礼教的林黛玉，说她的不幸是咎由自取，而且对敢于描写儿女之情的曹雪芹，也是加以口诛笔伐了。还能说高鹗曹雪芹的思想是基本上一致吗？

由于他有这种封建的庸俗的思想以及其他原因，高鹗在后四十回中就把有些人物写得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原来的性格。宝玉对黛玉说：“我想琴虽是清高之品，却不是好东西。从没有弹琴的弹出富贵寿考来的，只有弹出忧思怨乱来的。”探春出嫁的时候，宝玉先很悲伤。后来探春对他说了一些“纲常大体”的话，他便“转悲作喜”。宝玉不但去应科举，而且那样重视“举人”，和王夫人告别的时候居然说：“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答报，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这和曹雪芹所写的贾宝玉不是显然不同吗？有些作者连宝玉中举这种十分违背曹雪芹的原意的谬误也强为辩护，说是宝玉“在矛盾中对科举制度嘲笑般的消极抵抗”，说是“一种反抗形式”，而且“对‘读书上进’的禄虫们说”，“倒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注5]。这实在只能说是一种奇谈了。高鹗还把他自己对八股文的看法硬加在黛玉头上。黛玉有一次居然对宝玉这样说：八股文中“也有近情近理的，清微淡远的”，“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这一次高鹗倒没有忘记宝玉是很鄙视八股文的，所以他接着写道：“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薰心起来？”真的，黛玉怎么也这样势欲薰心起来？这只有高鹗自己才能回答了。在前八十回中，妙玉是一个非常孤僻矫情的人。到了高鹗的笔下，妙玉竟至听说贾母偶有微恙，便特别赶到贾母床前来请安。请安以后，还和王夫人和惜春都说了一阵不相干的闲话。大某山民加评本上有这样一句评语：“何套话如此之多？”妙玉怎么也这样势欲薰心起来？这也只有高鹗自己才能回答了。

我们曾说，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这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的一个总的艺术特色。我们又曾说，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无论是日常生活的描写还是大场面的描写都洋溢着生活的兴味，而且揭露了生活的秘密。在这一点上高鹗的续书刚好相反。这是后四十回在艺术上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根本弱点。连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清代的作者也早就感到了，他说它“全以前八十回中人名事物，苟且敷衍”，“且其中又无若前八十回中佳趣，令人爱不释手处”。俞平伯先生说，顾颉刚先生最初是很赏识高鹗的。他的理由是“凡是末四十回的事情，在八十回都能找到他的线索”。俞平伯先生的看法却不同。他说，“我总觉得后四十回只是一本帐簿。即使处处有依据，也至多不过是很精彩的帐簿而已。”[注6]这就是有艺术感觉的人和缺少艺术感觉的人的差别。八十回以后进入贾府的大衰败、宝戴悲剧的高潮以及贾府大衰败以后众多人物的遭遇和结局这样一些情节的描写，应该有多少新的生活内容，多少动人的事情和场面呵！如果在天才的曹雪芹的手中，那将描写得多么丰富多采，多么紧紧地吸引住读者的全部的心灵！然而高鹗的续书，除了很少一些片段较有生活的味道而外，绝大部分都是写得那样贫乏，那样枯燥无味，那样永不厌倦地而且常常是拙劣地去模仿和重复前八十回的情节。这种模仿和重复实在太多了，如果一条一条地写出，我们这篇论文的这一部分也就会变成一本帐簿。随便举几个例子吧。第八十三回，贾母入宫去看元春。元春含泪说：“父女兄弟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亲近。”这是照抄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时对贾政讲的话，不过把文言改成白话而已。连“含泪”二字都是原来有的。第八十八回，贾芸在重阳时候买了些时新绣货，来走凤姐的门子，求凤姐在贾政跟前提一提，要贾政派他办一两种工程。这是模仿第二十四回端阳节前贾芸买了些冰片麝香来求凤姐派他办贾府的差事。但香料是端阳节要用的，绣货和重阳何干？而且要凤姐这种年轻的媳妇去在叔公公面前替人求差事，也很不合情理。第九十一回至第九十二回之间，袭人派秋纹到黛玉处去叫宝玉，秋纹诳称是贾政叫他，吓得他连忙起身。这种细节也是从第二十六回薛蟠逼着焙茗用贾政之名去叫他那一段抄袭来的。薛蟠是一个混人，他可以这样胡闹。秋纹凭什么要这样吓宝玉呢连庄头、焦大、倪儿这些并不重要的人物也要重复地写他们一遍。薛蟠要再打死一次人。凤姐要再办一次丧事。写得最拙劣不堪的是宝玉要重游一次太虚幻境，再看一次金陵十二钗正副册。而且“太虚幻境”居然改为“真如福地”，宫门上的“孽海情天”四字居然改为“福善祸淫”，牌坊上的对联“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也被改为直接和曹雪芹作对的“假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是有非无”，这种地方只能说是对曹雪芹的《红楼梦》的糟踏了。

第一百零四回贾宝玉说他“一点灵机都没有了”。用这句话来作为后四十回的绝大部分的评语倒是很适合的。第八十七回黛玉吃饭的时候，吃的是“一碗火肉白菜汤，加了一点虾米儿，一点江米粥”，还有“五香大头菜，拌些麻油醋”，这已写得够寒酸了。但黛玉居然还称赞它们“味儿还好，且是干净”，好像她很饿的样子。第九十二回，外国来的洋货不但有围屏，而且上面雕刻的景物居然是“汉宫春晓”。第一百零八回，薛宝钗过生日，贾母见大家都不是往常的样子，她着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着？大家高兴些才好。”湘云道：“我们又吃又喝，还要怎样？”我们读到诸如此类不合理或者拙劣的地方，实在不能不失笑了。至于求签占卦，闹鬼见怪，这类关于迷信的描写层出不穷，也是高鹗的续书的败笔。

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并不是没有缺点和漏洞，然而他写得太好了，这些小小的缺点和漏洞完全无损于整个放射着天才的光辉的宏伟的建筑。高鹗的后四十回并不是没有一些可以肯定之处，然而弱点和败笔却太多了，而且它们常常关联到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一些根本方面。

总起来说，后四十回就是这样：它保存了宝戴悲剧的结局，这是它的最大的优点，但另外有些部分的思想内容却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在艺术的描写方面，除了有些片段还写得较好或可以过得去而外，绝大部分都经不住细读。所以它虽然能够以它的某些情节某些部分来吸引读者，在艺术欣赏上要求较高大人读完以后还是会感到不满足。所以它的作用一方面是大大地帮助了前八十回的流传，另一方面却又反过来鲜明地衬托出曹雪芹的原著的不可企及。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是我们至今还不曾充分认识的小说艺术的宝库。我们今天的作家要克服许多艺术上的弱点，都可以从它取得有力的辅助。从高鹗续的后四十回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要求自己很严格的作家应该不满足于他的作品仅仅有较好的题材和情节，不满足于仅仅有某些部分还写得可读，不满足于仅仅依靠题材、情节和这些可读的部分在读者中间获得的成功，还必须努力去创造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更高也更统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