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维斌
【内容提要】

由于在历史转型时期时代人物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灵世界以及代表历史发展进程的新兴价值与旧有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了《红楼梦》与《飘》爱情悲剧主题的相近。但因为创作主体对现实的主观内在体验以及人生观不同，作品所蕴藏的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精神不同，导致《红》与《飘》爱情悲剧主题的相异。

《红楼梦》与《飘》是两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经典著作。它们都以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期为取材背景，叙述着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并且都以爱情的一波三折为作品节奏的主旋律，反映着在历史转型时期时代人物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灵世界以及代表历史发展进程的新兴价值观念与旧有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人物形象也因之凝聚交织着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相抗衡的火花而焕发出异样灿烂的光彩。也正是在时代人物复杂而矛盾的心灵世界中，两部作品都呈现出创作主体对爱情的体味、对人生的参悟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这确实是两部类型上极其相近的作品。然而，由于创作主体对现实的主观内在体验以及人生观不同，作品所蕴含着的民族性的心理气质和文化精神不同，因而使《红楼梦》与《飘》的爱情悲剧主题呈现着迥然不同的风景。也正是这类型相近和主题本质不同，使得我们能将一部中国古典名著与美国的现代畅销小说放在一起进行文化层次上的比较。《红楼梦》自问世以来，“红学”现象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评论“神话”，作品本身迸发出巨大的历史穿透力而成为一个永恒性的文学典范。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他把全部身心全部生命凝聚在《红楼梦》中，创造了众多聪明美貌的人物形象。并在那些才情超凡品貌绝群的人物形象、由想像幻觉和语言的迷津构筑成的太虚幻境以及清纯无污的理想式的大观园之三位一体的精神乌托邦意念框架中，寄托了他对人生的参悟。作为一部对宗法制社会盛衰史的“宏大叙述”，《红楼梦》通过对四大家族的命运叙述，象征性地勾勒了“乾隆盛世”时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无可挽回的灭亡命运轨迹。对这种命运的叙述与创作主体个人的身世、家族的衰亡是具有唇亡齿寒之感。弥漫在文本结构时空的始终皆是“凄凉之雾”、“遍及华林”的凄迷之悲。这种凄迷之悲融合于爱情主体的叛逆和眼泪之中而凝结成一种对往昔繁华挥之不去的感伤情愫，笼罩着《红楼梦》的整个艺术空间。作品也因此飘荡着一种世纪末的悲音，呈现出一种历史意绪化的表象特征。盛世之亡的真诚叙述与凄迷之雾的感伤飘荡二者同构典型地体现了创作主体的创作心态上的矛盾。因而，作品的主题在历年来的评论家面前呈现出巨大的隐喻空间，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多义性而使评论众说纷纭。而对作品主题的阐释所依赖的对象主体则是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以及大观园中悲观离合的女儿故事。这些真实地成了作者阐释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象载体，因而富有永恒的美学意义。

弥漫在《红楼梦》空间的那如烟如梦如幻的哀伤与感喟，那爱情主体梦醒之后对爱情进行本体意义的追求的痛苦，那种视荣华富贵为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的梦幻，成了创作主体对人生意义阐释的支点。作为一个没落贵族，曹雪芹带着浓重的怀旧性的感伤情怀，在宗法制社会溃崩的前夜，不无哀怨地抒写人物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贵族家庭的分析解体、本阶级灭亡的客观趋势。《红楼梦》也因此呈现出与社会发展同步的进步人生观：渴望人性解放，追求个性价值，愿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这典型体现了自明末以来人性觉醒意识在现实社会中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作品又弥漫着“乐极生悲”、“万境归空”的悲凉之味。“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切的美好终如梦幻，现实是虚空的，唯梦才最为真实。贾府的现实如此，宝黛的爱情亦如此。这典型体现了在社会转型期创作主体对历史勾勒的观念与其内在情感相悖反的矛盾。因而这部小说正如王国维所评论的“是唯一一部饱含悲剧精神的辉煌巨著”，也是最为具有中国文化意味的经典之作。这当中，爱情悲剧、家庭衰落成了作者视人生如梦如烟如幻的观念阐释的客观载体。因此，在《红楼梦》的话语空间里流淌着的是“悲金悼玉”式的挽歌的和对往昔荣华富贵流金溢彩挥之不去的深深眷念。那“人间一切之来自太虚，终将归于太虚”的“聚散浮生”式的大彻大悟是对现实看破红尘后的绝然逃遁。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人中一种典型的文化心态。所以，我们看到曹雪芹以“宏大的叙述”，创作《红楼梦》，弹奏宝黛爱情悲剧，隐含在其中的是他对现实人生的彻底感悟，并由此达到了对弥漫在作品时空的历史情绪、历史心态的把握。这是一种对历史的叙述和对人生的抒写的两者内在交织与融合。
这种对历史与人性的内在交织融合使作品的文化心理性格呈现了巨大的复杂性。而创作主体创作心态上的矛盾导致了创作主体的世界观的内在矛盾在作品中的不确定。这是一种跨越国度与跨越时代的艺术规律。它同样存在于西方作家的笔下。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风靡全球的畅销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与《红楼梦》在此呈现着令人惊奇的相似。

《飘》作为作者一段对美国昔日南方生活往事回忆性的叙述，全书结构呈现出一种隐喻空间，其间流淌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意绪和对已经飘逝了的往昔岁月的深深眷念的情结。作品以美国南北战争的南方为背景，以赫思嘉、白瑞德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在现实主义的总体叙述框架中，绘制了一幅19世纪美国内战期间南方社会体制的灭亡和蓄奴制的溃崩的真实历史图景。然而，作者叙述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战争，而是以战争图景为小说情景，通过对赫思嘉、白瑞德的爱情悲剧的叙述达到对人生的某种飘逝性的感悟。作品中，南北战争、亚特兰大的溃崩点缀于赫思嘉、白瑞德、希礼、媚兰等人的爱情冲突中，使本身就已经浪漫感伤的爱情悲剧因注入了现实内容而显得格外的凝重。作者也许正是在这曲折动人的爱情悲剧的叙述中，以一种绝望、矛盾、痛苦的人生态度去抒写南方的历史，抒写历史的苍凉而达到对人生体验的某种落花流水般的无可奈何的忧伤回忆。

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贯穿了小说的艺术结构空间，成为赫思嘉、白瑞德、希礼、媚兰等人对人生积极进取以及对历史与现实深刻参悟的外在背景。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因注入了作者诗意性的感伤格调而飘荡着一种淡淡的惆怅和随风而去的苍凉情绪：作品一开始就是以光彩照人的赫思嘉风情万种地展现于南方贵族子弟面前而挑开一场悲剧性的爱情的序幕。此时，美国的南方历史正将掀开新的一页。一场旨在消灭南方蓄奴制的战争爆发在即，南方的社会体制旋将解体。也就是在此时，赫思嘉获悉了希礼和媚兰订婚的消息，她却深情地告诉希礼，她爱他，并开始义无反顾地追求他。然而同时，白瑞德却从五彩缤纷的南方小姐中发现了赫思嘉，深深地爱上了她，开始痛苦地追求她，战争岁月里，赫思嘉、白瑞德率先从南方温情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中背叛而出，加入到了来自北方的代表历史进程的行列，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对历史主动性的美国精神。可是，这种符合历史进程的精神取向在他们的情感深处却始终没有走出对往昔南方浪漫抒情的优越化的贵族温情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樊篱。体现历史主动精神的赫思嘉刻骨铭心地追求着代表即将被历史所淘汰的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南方男子希礼，执著个性的白瑞德最终在情感上认同了南方传统的媚兰式的女子。这注定了他们悲剧的诞生，这似乎是一种无法排遣无法逃避的悲剧。这是一种类似于《红楼梦》中所体现的历史进程与文化观念相悖反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在这场爱情纠葛的结尾掀起了高潮，强化了爱情主题的升华，使作品的字里行间飘荡着一种对人生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的淡淡感伤意绪：当赫思嘉从自己对希礼专注不二的爱情幻虚中清醒过来，却发现自己真心所爱的男子并不是希礼而是她一生所不齿的白瑞德时，曾经一往情深地爱着她的白瑞德却因感情上倍受她的摧残与伤害而已心灰意冷了，对她的那份激情早已随风飘逝而去。白瑞德发现，他真正的精神寄托和感情的渴求不是代表北方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激情而是来自南方的带有宗教式的温情，不是闪耀着个性光芒但冷酷无情残忍自私的赫思嘉而是温情脉脉、宽容仁慈且具有古典美范的媚兰式的女子。也就在此时，战争结束了，南方溃败了，媚兰也死了。昔日南方贵族生活方式的浪漫温情已随着历史的飓风飘逝而去。白瑞德奋斗一生的希望彻底地落空了。一切都已逝去了。往事如烟云，历史也化成了虚幻的记忆，爱情意义也随风飘忽不定而富有感伤的含义，飘荡在白瑞德心头的只是对人生的一种gone with the wind 的惆怅情结和浪漫感伤的回忆。

这种文化观念和历史精神心灵化的抗争和消融，典型体现出创作主体的文化情感观念和历史进步的生存状态之间的内在矛盾。创作主体一方面清醒地展示了历史进行――南方蓄奴制的溃崩，北方新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征服南方的南北战争。她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铺洒了历史进程图景。另一方面，她又浪漫抒情式地从人性人情角度揭示了人与人之间最为微妙最隐秘的情愫。在以赫思嘉的崛起和希礼的堕落相对照勾勒了历史前进的界限轮廓的同时，又以白瑞德的最终柔化和媚兰的南方温情相映衬，抒发了人性的诗意。在人生的舞台上，从爱情的角度，展示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并带有一丝淡淡的意绪。这种意绪尽管是略带感伤色彩，但并不虚无。

而对于《红楼梦》，尽管同样也呈现出文化观念和历史进程的矛盾，以感情悲剧为载体，达到对人生的感悟。但是，这种感悟所流露出的并不是对飘逝人生的惆怅感慨，而是呈现着一种虚无和厌世。如果说，在《飘》中，赫思嘉、白瑞德在风雨飘摇、土崩瓦解的南方废墟中崛起，体现了一种困境中的进取昂扬的人生观，一种标准型的美国“can－do”精神，并由此达到对个人自由的把握和个人权利的追求。那么，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弃绝家庭和仕途经济之道，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便注解了作品主题虚无主义厌世人生观。在曹雪芹思想意识结构深层，世界永远是茫然之境，人生乐极生悲，到头来终如梦幻。这种体现在作品主题中那如烟如梦的宿命论观念本质上是来于几千年来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以人生如梦意识来达到在巨大外在痛苦中获得灵魂的内在安宁。曹雪芹仍未走出这种历史文化模式。这种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的现象在本质上体现着一种对现实的无奈。表现在《红楼梦》中，纯情男女面对着现实苦难，他们并没有赫思嘉、白瑞德式的从废墟中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所做的只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选择模式，以进行死与隐的无奈选择达其日的。其实，他们根本没有选择。他们也没有达到真正目的，与其说，他们无力与强大社会力量相抗衡，不如说，他们逃避了不既定的被动生存困境。他们对爱情的追求注定失败，这并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思想局限，而更是时代氛围、文化氛围以及生存条件等诸多先天性不足因素所致。因为，对某一民族特定时代的文化成员来说，他无法自由地选择历史，无法超越历史樊篱。他一出生，就生活在以既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该民族漫长历史文化长河的特殊氛围中。传统文化的知识积淀形成了他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此基础上，影响或支配着整个民族各时代的文化素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审美价值取向。

就中国而言。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长河中是一种早熟文化，体现着一种伦理型、整体型文化特征。它没有西方文化那种强调整体各部分结构的对立冲突，没有那种重个性的推崇，而是呈现一种静态中的模糊、暗示、含蓄的阴柔之美，强调“中庸之道”。因此，没有导向置重情感的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的放纵激情，也没有导向偏至理智的日神精神――阿波罗巨大的理性，而是二者的合一。因而它孕育了中国人阴柔静态性格，而并非西方人那种对个体价值置重的，立志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阳刚之气。没有那种主动性、占有性、攻击性的外在性格。它经不起风浪袭击和现实打击，总是委屈求全，折中调和，将外在的痛苦消解到内心的无为之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赫思嘉尽管是为了虚幻的爱，也要不折不挠地斗争。明知和希礼的婚姻已成泡影，却本能地为了爱而行动起来去争取掳获希礼。而宝黛对此连梦都不敢，他们只是进行着历史的文化延续。面对爱情的悲剧结局，宝黛缺乏赫思嘉那种具有激烈的外部冲突和强烈痛苦的个性，缺乏她那刚强性格的外向性的精神，他们无力也无心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外部环境，他们只是把磨难和痛苦遁入内心，而不能进行本体性的绝望的挣扎和奋斗。因此，当悲剧来临时，他们就以血泪将爱情归于虚无，叹于厌世。于是，“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的林黛玉“痴情焚诗稿，”“梦境中遍饮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群芳髓（碎）”的贾宝玉魂飞遁入空门。“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这是看破红尘心态对现实的彻底绝望和厌弃。而赫思嘉对此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像宝黛那样沉沦，她要挽回局面，就只有行动，进行自我抗争。她不是以泪和悲泣相近苦难，而是迎头挺胸而上，闪耀在她身上的是金光灿烂的个性火花。这两种对爱情悲剧的不同处理方式是根植于中西文化在爱情观念上的不同体现。
因此，当大观园倒塌，贾府败落之际，曹雪芹使悲凉涌上心头，“真作假时假亦真，无为有时有还无”，唱了一曲凄哀悲凉的挽歌――“好了歌”，在无奈的无为中将人生一切归于虚无。这种通过爱情悲剧主题达到对人生的阐释的虚无主义思想、人生如梦情结与《飘》中飘荡着的随风而去的惆怅情结形式了两种全然不同的风景。

艺术创作规律是无界限的。当我们将《红楼梦》与《飘》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文化比较时，我们便深深地感觉到艺术规律跨越国度、跨越文化、超越时空的巨大力量。文学母题也总是在不同特质的文化长河的发展和流变中呈现出共同特征。因此，当我们对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时，目的就在于寻找这种艺术的交叉点，以此为基点去进一步探究不同文化的内在本质特征和艺术发展的流向。

【原载】 《池州师专学报》19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