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万里/赵耀璋
红学研究的一个热门方法，是以“作者家世”诠释作品。这种方法，从“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甲戌本：《凡例》)，推演出“石头记‘石头’”，即“通灵玉记贾宝玉”、即“作者写《石头记》”，亦即“曹雪芹著《红楼梦》”。这种方法的运用者，尽管所论细节有时不同，但把江宁织造《曹氏族谱》作为《红楼梦》的发祥之地，则一；将悼红曹与织造曹联宗，以艺术形象印证世间实人，则一。如此一来，曹雪芹著《红楼梦》，就被说成了传写自己的显赫祖先。作品中的贾法、贾演二公形象，也就成了曹家的尔玉、尔正二祖的化身。由于这是“儿孙传写祖先”，自然由打构思时起，作者对二公二祖就是等同敬仰、两两并书，当然还是二不缺一的。

上说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姑置不论，因为就算曹雪芹真是曹寅的孙子，也不能由此认识作品的实质。上法到底有何种功用，也且不提，因为那种以家族关系、血缘关系解释作品的方法到底有多大价值，不但值得怀疑，而且从来未能自圆其说，它既不能说明成书过程，也无助于揭示作品的主题。如所公认，《红楼梦》不是传记、不是家史，而是地地道道的文学艺术著作。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艺现象。对于这样一部作品，不牢牢掌握文艺学原则，不遵循文艺学途径进行探讨，就不能掌握正确方法，也不能得出正确认识，不管它是热门，还是冷门。

一

“石头记‘石头’”，记不出宁国府。以一贾不能印证二曹。

依照《红楼梦》本事，“石头记‘石头’”中的加引号的“石头”，是贾宝玉本人；而无引号的石头，则是贾宝玉佩戴的通灵玉。这块通灵玉象古代史官注视帝王言行一样，日夜注视贾宝玉的动向。如同一架摄像机，不间断地摄记贾宝玉的言行及与其有关的事事情情。若干年后，这块通灵玉还为自然，落在大荒山无稽崖下。上文所提的“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那石头就是从前的通灵玉；那上面的故事即是摄记在上面的《石头记》，也就是《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但是，也如摄像机不着录不到的就没有音像留下来一样，通灵玉听不到看不见的事情，也不可能有所传写。如所周知：贾宝玉是荣国府的贾宝玉。通灵玉是贾宝玉的通灵玉。贾宝玉不去不到的地方，通灵玉必定一无所记。对于宁国府贾宝玉只在婚丧宴筵，佳节喜庆之时，偶而一去，通灵玉最多也就是摄取几段宁国府的情节的片断。这在整个宁国府故事中实在是微乎其微的。宁国府实际上处在通灵玉的视听范围之外，通灵玉根本记不出那么个宁国府。

再则，“石头记‘石头’”，要记的只是贾宝玉和与贾宝玉有关的荣国府，干么要记与贾宝玉无关的宁国府呢?可见，“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那故事只能是荣国府故事，没有、也不可能有宁国府的往来。同理，《红楼梦》中也原是只有荣国公，没有、也不可能有宁国公。归根结底“石头记石头”，只能记出一贾，以二贾印证二曹，在这儿是没有根据的。或者有人会说，“石头记‘石头’”不过是大荒山无稽崖下的无稽之谈，何必如此认真?! 这话又对又不对，请别忽略，这里面对的，正是以荒诞无稽的论据论证真实主张的现实，岂可马虎从事。何况红学研究领域里的无稽之谈还不知有多少哪! “石头记‘石头’”，原是只有“荣国一枝”时的写法，不适用于纳入宁国府后“荣宁两宅”的书著现状。

二

其次，书著自身证明，《红楼梦》中原来没有宁国府。一贾印证不出二曹。如所周知，《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祖本是《石头记》。目前，能够看到的《石头记》，都是经过“五次增删”的改订本。改本中，确实写有荣国、宁国两府，但要说“两府并书”那还相差太远。以庚辰本为据，《石头记》全书八十回，约六十万字。但，在这样一部长篇巨著中，正面而又集中地描写宁国府的，仅有第十一回到第十五回这五回书，前后不到两万五千字。再有，就是片断地零散描述：第五十三回，有二分之一；第六十三回，有五分之一；第七十五回，有三分之一。都不满回。字数仅有一万一千字。此外，就是荣国府、宁国府之间的穿插文字。对这部分，即使翻番计算，也不足一万五千字。这样，前前后后总而计之，字数不过五万——作者用在宁国府的笔墨不管从回目上说，还是从篇幅上看，都不到荣国府的十二分之一，相差如此悬殊，宁国府在全著中的微不足道，也就显而易见了。荣国府、宁国府这十二比一的笔墨分摊，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两府并书；这种厚此薄彼、分别等次的写法也绝不是后辈对两府等同敬仰的态度。另一方面，就是去掉宁国府，也不会改变以荣国府表达现有的主题，因此，从内容上说，也不是荣国府、宁国府两府并书的，《石头记》从来没给“传写显赫祖先”和以二贾印证二曹之说提供依据——这还是“增删五次”之后的改本现状。未加“增删”之前的《石头记》，那可是干净、彻底，根本没有宁国府的。

《石头记》第二回，是全书故事的总纲。书中，通过冷子兴和贾雨村的对话，梗概地介绍了这部书的故事大略。文中，从“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到这一回的回末，冷子兴和贾雨村说了三千五百多字，其中用在叙述宁国府的，只是寥寥数语。从“ 宁公居长”到“也没有敢来管他”，叙说了宁国府的五代人，总共只用了一百八十一字。这一百八十一字，还明显不是原撰，而是在增删过程中随情节的增多而增入的。其增入过程清晰、明白，请看下文：雨村笑道：“自东汉贾复以来，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谁逐细考查得来?若论荣国一枝，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发生疏难认了。” 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荣国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 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也极多，如何就萧疏了?”(引自庚辰本第二回) 这段对话，浓缩地展视了“增删”过程。作者先书“荣国一枝”；后变“宁荣两宅”。中间隔看“荣国两门”。这荣国两门，落到实上，只能是指贾赦、贾政。然而，赦、政乃荣国两兄弟，实仍荣国一门。“荣国两门”之说，如指荣国府外，言不切意；如指荣国府内，于事无实。语虽似是而非，意仍“演说荣国一府”。但，作者留有深意，以“荣”字上承“荣国一枝”，凭“两”字引进“宁荣两宅”。就借“荣国两门”这个过门儿，仅仅二十五个字，塞进一个宁国府。鬼斧神工，笔力超绝。不过，白纸黑字，宁国府的来路，在这儿也留下千古确证，证明宁国府是后纳入荣国府的，证明《红楼梦》的早期书稿，原本只有一个荣国府，只是“荣国一枝”，而不是“宁荣两宅”。

是什么时候才把“荣国一枝”变成“宁荣两宅”的呢?那再早也早不过第三次增删。因为脂砚斋看见的第二次增删稿中，还没有宁国府。如果说《红楼梦》第二回是《红楼梦》全书的提要，那么，“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则是这提要的提要。两个提要都不提示书中有宁国府。这已经表明那时《红楼梦》中只有一个荣国府。另外，脂砚斋在第二回的回前批中十分赞赏先从小而远的“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入手，后及近而大的“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写法。脂砚斋在赞扬这一写作手法的同时，也反映出他所赞美的书稿中没有宁国府，他批赞道：其演说荣府一篇者，盖因族大人多……使阅者……已有一荣府隐隐在心……未写荣府正人先写外戚，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荣府，然后……叙及外戚……其死板拮据之笔，岂作《十二钗》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写外戚者，正是写荣国一府也。(节自庚辰本 ) 这段批语，既然是论赞“由远及近、由小到大”的，就不能不远近兼论、小大并提，毫无理由弃置一方，如果不是所评书稿原即没有的话。据批以观，较之荣府，宁府远且小矣，然批中三出“外戚”而不及宁府一语，盖书中本无宁府；较之外戚，宁府内而大矣，但注内五见“荣府”，竟不书宁府一字，实是书中只有荣府。面对只有“荣国一府”之书，脂砚斋怎出 “荣宁两宅”的批注?!书中没有“宁国府”这个内容，回首题语，当然只能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了。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庚辰本为据。书中第一回，明载该书是经过“五次增删”的改定稿；同是这一部庚辰本，卷首又明标着“脂砚斋凡四阅评过”。“五次增删”，“四阅评过 ”很难设想在初删稿上作评后偏偏隔着其后的某删稿再继续“重评”。很可能二删稿即“脂砚斋(初)评石头记”。上述第二回的回前批也多半就评注在这个二删稿上。不过，在这里，这个批注作在哪一稿上，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个不能抹杀的事实，那就是往上作批的那一稿，是一篇第二回只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书中内容也只有荣国一府，书名题作《十二钗》的书稿。而这篇书稿顶早早不过脂评的初评，即早不过二删稿。因此，变“荣国一枝”为“宁荣两宅”，顶早也早不过“三次增删”。而且越晚越有利于加强这里的论证。归根结底，在“二次增删”的《红楼梦》稿中，仍然不是两府并书；其二贾、二曹、爷爷、孙孙之类，也仍然还是毫不挨边儿。

三

宁国府是在较晚时候才被增删纳入荣国府故事的，这在情节上也留有纳入痕迹。宁国府故事内容，主要包含贾敬寿辰和秦氏病丧两大基本情节，恰恰这两大基本情节，都留下了“纳入痕迹”。贾敬寿辰，写在第十一回。寿日这天，宁国府大摆宴筵，唱戏祝寿；积修阴德，散《阴鸷文》。荣国府的人也来赴宴、祝寿。然而，贾敬寿辰究竟是何月何日呢?这个问题很难一语作答，因为它在两府的时间上，不是一个季节。在宁国府时间上，贾敬寿辰在秋天。例如，在贾敬寿辰这天：贾珍、尤氏二人亲自递了茶，因说道：“老太太原是老祖宗。我父亲又是侄儿，这样的日子原不敢请她老人家。但是这个时候，天气正凉爽，满园的菊花又盛开，请老祖宗过来散散闷……”(第十一回) “天气正凉爽，满园的菊花又盛开”，这显然是秋天景象。贾敬寿辰这天，宁国府的花园 “会芳园”里却是一派肃杀之气：黄花满地，白柳横坡……疏林如画，西风乍紧……又添蛩语……(第十一回)这种叶落林疏，菊花满园，西风阵阵，秋虫叽叽，分明是深秋景色，九月天气。在祝寿中间，王夫人问起秦氏的病情，尤氏道： “她这个病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太太们玩了半夜，回家来好好的。到了二十后，一日比一日觉懒，也懒待吃东西，这将近有半个多月了。”(第十一回) 上段话中说“上月中秋”，说这话的月份自然是“这年九月”；上段话中说上月二十后“ 半个多月了”，说这话的日子必定是九月初七日前后。但说这话这天，正是贾敬寿辰，因此，贾敬寿辰在宁国府时间上，是九月初七日前后。这在宁国府的情、景、话上，都是统一的。但是，同是这一个贾敬寿辰，而在荣国府的时间上，却是另一个季节。这要从第七回凤姐的一段回话说起：凤姐已卸了妆，来见王夫人回话：“今儿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鲜的船去，一并都交给他们带了去罢?”(庚辰本第七回) “年下送鲜”贵在应时。早了，霉烂；晚了，赶不上过年。凤姐这次回话，当在腊月二十六、或二十七。这个节候，十分明白、确切，是一年的年末。“次日”，凤姐带宝玉逛宁国府。宝玉认识了秦钟。其(第八回)“后日”，贾母过宁国府看戏取乐；又“次日”，秦钟来荣府拜见贾母。再(第九回)“后日”，秦钟伴宝玉入家塾，此后，“不上一月(姑且以三十天计算)工夫，秦钟在荣府便熟了”；接下去是顽童闹学堂，金荣吃了屈。为给金荣出气(第十回)，璜大奶奶愤走宁国府。宁国府正在为“后日”的贾敬寿辰作祝寿准备。贾珍对尤氏说了一席话。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因说道：“后日是太爷的寿日，到底怎么办?”(第十回) “太爷的寿日”，就是贾敬寿辰。总计上述这些“次日”、“后日”和“一月工夫”统共是四十天。就是说，从“年下送鲜 ”到“贾敬寿辰”，其间、隔着四十个荣国府日。也就是说，从腊月二十七往后再过四十天，就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初七。二月初七前后有一天就是荣国府时间上的贾敬寿辰，这已经是阳春二月了。同是一个贾敬寿辰，在宁国府是深秋九月，而在荣国府则是阳春二月。这种时间上的龃龉，正是将一个固有情节楔入另一个既定的故事时常会留下的“纳入痕迹”。这自然是还没有增删完美的结果，但从这“纳入痕迹”，是可以窥见其“增删纳入”过程的一斑的。

四

与“贾敬寿辰”所表明的问题相类，“秦氏病期”也表明了相类的问题。秦氏病期，究竟有多长?是几个月，还是几年?这一问题的可能答案是很多的。以宁国府时间计算，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时，尤氏追述秦氏得病情况说：八月二十以后，“一日比一日懒，也懒得吃东西”；九月初三，凤姐探望秦氏，秦氏病重，“强挣扎了半天”；到九月初七前后，即宁国府贾敬寿辰时，秦氏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不能赴宴祝寿了。此后，“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样”的。到了腊月初二，凤姐再来宁府，“看见秦氏的光景，虽未甚添病，但是，那脸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因而凤姐提议尤氏，说道：“这实在没法了，你也该将一应的后事用的东西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 尤氏道：“我也叫人暗暗地预备了，就是那件东西(棺椁)不得好木头。” (以上均引自庚辰本第十一回) 所有的描写，都暗示：秦氏已到生命的最后关头。接下去，果然秦氏死了，议者一般以为秦氏永垂于当年的冬天，据说病了三个月。但是，文中明写着“腊月初二”秦氏还活在世上，按照这种写法，秦氏死在腊月中旬的可能性大。秦氏从八月二十日得病，到腊月二十日是四个月。就是说，宁国府时间上的“秦氏病期”的这个算法，应为四个月。但是，这个“ 四个月”只是秦氏染病情节造成的印象，并无确切日期可据。特别是由于其中包含了“贾瑞病期”这个荣国府时间上的情节，使得“秦氏病期再也维持不住”四个月了。
“贾瑞病期”又是多长呢?贾敬寿辰这天，贾瑞见凤姐起了淫心。此时，秦氏得病已经半个多月。按照荣国府时间“腊月初二”夜里和“过后两日”的晚间，贾瑞两次来荣国府幽会凤姐，两次都担惊受冻，并最终带着一身屎尿和债务跑回家来，不觉就得了一场病。“不上一年”工夫，病添全了。“倏又腊尽春回”贾瑞沉疴不治而死——贾瑞死于得病后的第三年的春天(以上据庚辰本第十二回)。可见，荣国府时间上的“贾瑞病期”长达三个年头。但是，贾瑞病在秦氏得病以后，死于秦氏死去之前。因而，从宁国府时间上说“贾瑞病期” 还不到四个月；或者从荣国府时间上说“秦氏病期”长过三年头。反之，也不过倒算一番。究竟哪一段时间可作哪一个病期的答案，均属难定。唯一可以确定的，乃是荣国府、宁国府情节的交互穿插，使得哪怕是同一件事，其一方的时值，对另一方来说，都是荒唐的。

然而“秦氏病期”还不只是上述的三个月、四个月，或三个年头。秦氏死后，凤姐协理宁国府。第十四回的一天，凤姐来到秦氏灵前，一见棺材，就泪滚珠珍，放声大哭。这是在秦氏“五七正五日”的第二天。旧俗，人死后头四十九天，每隔七天为一个忌日，祭奠一次，称一个“七”。秦氏的“五七正五日”即秦氏死后第五个“七”的第五日，亦即第三十三天这天。由此，宁国府时间的“凤姐哭祭秦氏”，是在秦氏死后的第十四天。就在这第三十四天上，还有昭儿回凤姐的一段话，那是： “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己时没的。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就回来……(第十四回) “林姑老爷九月初三日”死在扬州。根据丧祭之后再送灵柩到苏州所需时日，下文的年底当是林如海死去当年的年底。又据话意可知，昭儿回话时距年底尚有一段时日，假定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后，则上溯“五七正五日”秦氏死在十一月十一日。按照宁国府的时间，从八月二十日到十一月十一日，在这儿“秦氏病期”才两个多月。但是，据荣国府时间说：“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第十一回)。过了冬至，凤姐来到宁国府探望光景时，秦氏说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现过了冬至又没怎么样，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第十一回) ｜分明过了冬至，甚至过了腊月初二秦氏依然活着。从腊月上旬的某一天加上三十三天，则秦氏的“五七正五日”当在秦氏得病后的第二年；昭儿所说的“年底”，再早也早不过第二年的那个年底。按照荣国府时间，在这还有一个“秦氏病期”。这个病期只少跨着一个“年底 ”；俗话常把这说成是“病熬了(只少)两年”…… “秦氏病期”这么多，然而这么多还未穷尽。“贾敬寿辰”加上“秦氏病期”是第十一回到第十五回的主要情节的全部；也是集中地、正面地描写宁国府的仅有的两大基本内容。因此，这两大情节的时间龃龉，实际是宁国府情节和荣国府故事之间的龃龉。显然，这种龃龉对其情节本身的意义、对红学研究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造成这种龃龉的原因。

五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的宁国府是后于荣国府增删入书的；两府情节之间也多有不谐。不过，这并不是说作者笔力不济，恰恰相反，曹雪芹是文艺大师，乃“行文之大手笔”，十分注重草蛇灰线，首尾照应。失谐之事，非出偶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宁国府”入书较晚；另一方面，还因为作者谢世太早，“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不但“下部后数十回”失去着落，连上部前八十回也未增删完美。失谐，是很难避免的，也是不难理解的。宁国府、荣国府没有结构上的有机联系，是可以分割的。并且，在作为单一的描写时，荣国府故事也好，宁国府情节也好，都还顺理成章，优美动人。只是，一接合就失谐，一穿插就龃龉。这一情况，自然表示了问题出在合成上，但同时也突出了合成两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突出了被合成的荣国府固然是成稿在先，而后纳入的宁国府也未尝不是先有成稿。如果不是这样，便不会有独立的宁国府情节，和独立的宁国府时间，也就不会有此失谐和龃龉现象。事实正是这样，未经增删前的“宁国府”，乃是一篇“旧有之作”。

对于这部旧作，目睹了《红楼梦》早期稿的撰写和增删过程的脂评家们，留下了足够约略看出原作情书和主旨的批语。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甲戌本第十三回回后批)。可见宁国府的秦氏，是从“淫丧” 增删成“病死”的。无怪乎“秦氏病期”这样难于理顺。 “……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毛传靖本第十三回回前批)这说明“增删”不是小枝小叶，而是大删大改的。原作既有 “遗簪”、“更衣”而至“淫丧”等情节，那么这部早已有之的成稿，自然是描写男女风月、淫奔苟合之作。将“淫丧”增删成病死，原来的“淫妇”，才变成了满身正气的夫人；而登徒子，则不但被寓藏起来，还被装扮成道貌岸然的爵爷，从而美化了八旗贵族。如此增删，投合了批书人的心意，庚辰本第十三回的回后批就赞叹说： “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且大发慈悲心也，叹叹!” 这是对隐去“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第七回)表露的感激之情。这种心情，在对第五回《红楼梦曲•好事终》的批注中，说得更清楚。那里说，隐去“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的诸多描述，叫人不易看出“兄弟通妇，父子聚鹿”(第六十四回)的深意，“使深意他人不解”，“是作者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撰成此书。”(据甲戌本批注)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作者增删，批者感叹，在这增删感叹之间，证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宁国府原是从“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的旧有之作，蜕改删纂而来。荣国府、宁国府故事，原是由两个并不相干的文著，经过增删、融会，合成在一起的。即便在合成之后，如果不强令两府一律姓贾，就不存在“一门二公”；即便全都姓了贾，其一贾存在于先，另一贾纳入于后，绝非“两两并书”，更谈不上作者的意图是传写自己显赫的祖先。可见，以《红楼梦》的作品故事及人物印证和类比江宁织造曹家的家世与成员，是荒谬的；作品实际，根本不证明悼红曹与织造曹有共同的家世；没有依据在显示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有的依据都是否定的——这，固然没有“秘籍”直书其事。但这一论断的依据，不是破败王府的瓦砾，不是望风捕影的传说，更不是随意云云的忖度，而是指证指实的《红楼梦》书著实际。曹雪芹认祖归宗，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也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活动， “红学研究”也应遵循科学原则，坚持严谨态度。起码，说话要有依据。以作者家世诠释《红楼梦》、说悼红曹具有织造曹那种家世的倡导者们，从来未能拿出经得起推敲的依据，诸如 —— “奏折说”：以织造曹的奏折为依据，说曹颙有“遗腹子”、曹俯有“妻孥” 、这子和孥是曹寅的孙辈，因而就是曹雪芹——但是，这一说不让奏折承包子、孥的姓别与曹雪芹是否相同，也不负责曾否长大成人，更不管他是否真叫曹雪芹。所以，在这里奏折实在是不足为据的依据。

“族谱说”：以曹氏族谱为依据，深揭深挖辽东五庆堂曹氏族系、和丰润曹氏族系。功夫下得很大，但终于没能找出有关曹雪芹的记载。这一说，在考证织造曹方面，工作作得几乎可以说倍且尽矣。但对悼红曹却是十分隔膜，族谱中不但找不到“曹沾(雪芹、芹溪)”之名，连与之偏旁相同的辈分也没有。可见，族谱也是一个不足为据的依据。

“避讳说”：这一说以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有“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为据，说作书人只说“敲了四下”，不说“寅正初刻”，认为这是曹雪芹避讳祖父曹寅名号的“避讳法”，由此得出结论：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但是，这与《红楼梦》书著实际不合。如果曹雪芹真是避讳曹寅的寅字，然而，《红楼梦》中的自鸣钟，并非只敲了上述那四下。第六十三回说， “人回，二更以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第五十一回又说，“只听外间房中十锦上的自鸣钟，当当打了两声”，前者没讲“子初”，后者不说“丑正”，按照“避讳法”，这应该是避忌曹子或曹丑的名讳的。但，曹雪芹怎么会同时是曹子、曹丑、曹寅的孙子呢?这种逻辑是荒谬的逻辑，这种论证是虚假的论证，这一“避讳法”自然还是不足为据的依据。

综上所述，将悼红曹与织造曹联宗，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是拿不出站得住脚的依据的。然而有趣的是，这种拿不出依据竟成了一种依据，仿佛有了这个依据反而可以“用想当然 ”取代科学论证，反而可以凭臆想编造关于曹雪芹的神话。诚然，《红楼梦》的某些情节与江宁织造曹家有其相象之处，不过，这充其量也只能说作品的某些素材取自曹某一类的世家，因为与《红楼梦》本事有相似之处的并非只是一个织造曹家。如所周知，不是很早就有人说“是傅恒家事”、“是和绅家事”、“是明珠家事”，甚至说“是顺治家事”么，强把作者与这些世家联宗，既无助于揭示作品的真谛，又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呢?然而《红楼梦》何止就象这么几个家事?它实际上象所有的八旗世家家世，但又不是任何一家的家事。这正是这部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的成功表征，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认可如此无休止的猜测，也不接纳文艺科学，奇怪的倒是宁肯搜遥索远，也不一顾书著实际!倘然曹雪芹地下有知，如此凭臆度编纂他的小传、别传，岂能容忍，难免要发生“曹傅文灵应恼甚：东拉西扯吗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