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天池　李书
【内容提要】

《红楼梦批判》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学者、批评家李长之先生在七十多年之前，继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之后，进一步运用西方的美学观念和文艺理论，系统探讨《红楼梦》文学艺术的专著。它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其中的一些观点，作者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评论，对于当代的红学研究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并在红学研究史上占有相应的位置。

【关键词】 李长之《红楼梦》《红楼梦批判》

一

当在电话中听到团结出版社编辑约请整理出版李长之先生的《红楼梦批判》的时候，真是喜出望外。我们没有想到在李长之先生逝世二十七年，在他写就《红楼梦批判》的七十二年之后，仍然有人惦记他，注意到《红楼梦批判》这篇作品。由此，我们又一次掂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名言的分量。

《红楼梦批判》从尘封中出土，不仅由于它在红学研究史上是较早的应用西方文艺理论评价《红楼梦》的著作，人们愿意探寻它在红学史上的坐标，更重要的，是灼灼其华的犹存魅力对于红学研究仍有着相当的启示。

如果说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运用西方的哲学思想评论《红楼梦》，从哲学的角度探索《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话，那么，李长之先生的《红楼梦批判》则是在中国文化史上进一步运用西方的美学观念和文艺理论，系统探讨《红楼梦》文学艺术成就的专著。这么说，不是单纯的从时序上来看，因为在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之后，继踵而起的《红楼梦》研究著作还有《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辨》、《红楼梦考证》等。但是这些论著，有的还带有“史前史那种气息”，如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有的重在作者和《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如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当然，这当中也有吴宓《红楼梦新谈》、佩之《红楼梦新评》等论文触及了《红楼梦》的文学艺术成就，但均没有很好展开。系统而较周密深入探讨《红楼梦》文学艺术成就的专著，《红楼梦批判》之前还没有。只是由于《红楼梦批判》没有写完，也没有结集出版，特别是作者长之先生建国后的坎坷经历，使得《红楼梦批判》在红学研究史上真是差点被遗忘了。

长之先生写《红楼梦批判》时正在清华大学读哲学系，较系统地受到德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洗礼，他服膺温克尔曼、歌德、玛尔霍兹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他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就是在这些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对于当时的《红楼梦》研究的论著也进行了系统的爬梳，为此还写下了《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王国维静安文集》等评论。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１９２８年（民国十七年），胡适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把他六年前的《红楼梦考证》更加确定了。他把红学打得一扫而空，他把作者的生活，背景，给人做出了一个确然的轮廓”。“从咬文嚼字的考据，到事实上的考据，然而现在却应该做内容上的欣赏了。王国维的评论，固然很可珍贵，究竟因为是作于未确定为作者自传以前，而且不能算什么详尽。可是，即开了端绪，我们就更该认真做一下了。”

长之先生是受过系统的哲学和文艺理论训练的，因此，《红楼梦批判》尽管还谈不上体大思精，尽管残缺不全，但是非常有体系，更有着严密的逻辑。他先是研究了曹雪芹的性格、爱好，详尽地探讨了曹雪芹的文艺理论思想，然后才进而探讨《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

和当时一般的《红楼梦》研究者研究曹雪芹的方法不同，长之先生并没有沿着胡适先生的家世交友考证方面的思路追寻下去，而是在胡适先生所考证出的资料基础上，单刀直入地探寻曹雪芹的人格与风格。研究作品，以研究作家的人格和精神气质为先导，是长之先生文学批评的一贯路数和特点，也是他深受德国美学理论影响的结果。对于曹雪芹，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有纯挚丰富的情感”，是“纯真豪放的人物”，“他的伟大就在他的感情”。他说：曹雪芹“却正是诗国里的英雄，因为他有天才，又有纯挚丰富的情感。这好像李后主，虽然‘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可是他诗国里的所有，什么‘千里江山寒色暮，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却永久夺不去的。曹雪芹同样的失去了一切，却同样的有比一切人都富贵，都伟大的成就，这就是由他美妙的感情所浸灌滋润的著作”。在这之后，他便详尽地分析了曹雪芹的文学态度：曹雪芹“对于中国过去文学的态度，他是喜欢纯文艺”。“对于当时流行的八股文的态度，他是痛骂”。“对于创作小说的态度，他是反对陈套，要求忠实。详细说来，他标出了六点：第一，他既然要求忠实，便提出两个意思来，一是什么是最忠实的，在他便认为自传最忠实。二是忠实应当怎样，在他便认为要合情理。……第二，他认为艺术作品，只可以本身为目的，不能另有目的，而把艺术当做手段。……第三，他认为应该用活语言，他主张用白话。……第四，他认为艺术作品，该是提高人的精神的，所以他反对‘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第五，他认为书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理想的。……第六，他反对老套的场面。……”。“对于诗的态度，以创作论，他重内容，轻形式，以鉴赏论，他提出艺术的真。”最后他总结说：“我们从他的文学见解，我们才越发了解他的创作：因为见他是重视纯文艺的，我们才见出他创作的不苟且；因为见他是要求艺术的忠实的，我们才可以明白它描写得如何亲切，也就是如何有着自然主义作风的技巧；因为见他是主张用活的语言的，我们才知道他是如何充分用了我们国语的表现能力，而这部书也就如何有着国民文学的资格；因为见他是主张书中的人物必须有理想的色彩，我们也就晓得他书中的人物不是行尸走肉，乃是有着灵魂的，而那理想的所在，也就值得我们加以探索；因为见他是反对不必要的场面的，我们才除掉对于书中的误解，那统系全书的警幻仙子，也必须从书的内容上找出其所以设下了的意义，而不是无谓的找一种形式自缚；我们见他对于诗的认识那样正确，我们才承认《红楼梦》这部大著作乃是中国唯一的出自于有文学素养的作家之手的小说。”这是七十二年之前，长之先生对于曹雪芹精神人格，尤其是其文学观念的分析。如果说长之先生对于曹雪芹人格精神的分析在当时胡适先生的考证风气十分热烈的情况下别辟蹊径的话，那么回观现在曹雪芹的人格精神和文学观念研究上的进展，长之先生七十余年前的观点也仍然有着启示意义。
在接下来的《论红楼梦的文学技巧》中，长之先生也有一些很好的见解。他说：“《红楼梦》作者在一开头，便说‘闺阁中历历有人’，便说‘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便说‘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这已经说出那种清晰的深刻的具体的印象了。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马上注意到，作者虽然情绪很丰富，却不是模糊一片的，这关系着作者的个性，就仿佛有些尖刻的锐利的轮廓画在他心灵的幕上。正因为如此，它能写出小说，它能把自己感染的情绪，具体的给读者一种清清楚楚的刺激。”“为了真切，便需要采取现实生活中的活材料，而在这些材料之中，最能够表现那生动的神情的，是活的语言。曹雪芹在这方面，非常成功。这大概因为他在有这种天才之外，又加上他的生活环境：他是旗人，在说话场面上，当然是讲究习惯了的；而且，他之运用活的语言，乃是意识着的，乃是有着要达到真切的目的的，这自然和一般偶然用白话写小说的人不同了。”

长之先生不同意胡适笼统地称《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的话，认为自然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特色：“（１）是提出社会问题的（２）是科学的（３）是暴露现社会的丑恶的”。“作了自然主义的骨子的，是科学精神”。他说：“在《红楼梦》里，有的地方就已经作到。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这一回叙述宝玉何以作梦，是很有科学的根据：

‘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往哪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吧。’宝玉点头微笑。有一嬷嬷说道：‘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妇房里睡觉的理？’秦氏笑道：‘唉约，不怕他恼，他能多大了，就忌讳这些么？……’

这是梦的第一个诱因。大概在小孩‘性的知识’刚发达的时候，在摸索，在揣想，他使用着天赋的对于性的行为的悟解力和感受性，大人的话，自以为隐约，其实都恰恰激动那一触即发的嫩敏的心弦。许多性的知识，儿童多半在成人的说笑中悟解来的。特别的得自于仆人。这很是教育的问题，《红楼梦》作者提出来了。只可惜，在从前的人，并不以为是个问题。因而我们就忽略了中国作家就不是不提问题的了。只就这点说，也够自然主义派的气息了。

‘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宝玉便觉得眼旸髀软，连说好香’

感官的刺激，这是第二个诱因

‘入房，向壁上看时，由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对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

加上文字的刺激，成为第三个诱因。

秦氏笑道：‘我这屋里，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的’。

这第四个诱因，使宝玉在梦中见仙见神。

‘秦氏便吩咐小丫环们，好生在檐下看着猫儿打架’

再刺激一下，宝玉如何能在这时逃开性行为的意念呢？至于在梦里，便梦见可卿，这些都是如何近于科学地记录啊。在作者那种观察的深刻透到，便自然而然的，与西洋大自然主义派的文艺暗合。曹雪芹并不是受过科学的洗礼的，可是确实有科学的精神。这如同辛弃疾《送月》的词：‘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识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这与科学家所说月亮绕地球的道理，不期而合。不期而合，自然是很凑巧的，然而也就因为是凑巧的，所以有时不能彻底。我们可以想象，假若中国科学精神早发达，曹雪芹的天才还不知如何发展呢？假若曹雪芹生在法国，一定比左拉、莫泊桑还出色呢”。

长之先生认为小说的心理分析非常重要，“伟大的作品，其所以能够动人的，必须是令人感到真切。这就必须使读者的灵魂，与书中人物的灵魂，有着赤裸裸的感印：在冲破了一切障碍之后，彼此立于同一世界而仿佛知友们畅所欲言的谈心。心理分析的重要在此”。他说《红楼梦》深刻的心理分析包括三个方面：“用分析的方法，好像论文似的，自然是记录心理的一种方法。借书中人物的自道，能够直接的透出那人物的心理也是一种方法。头一种方法，可以很周到、相近，后一种方法，便可以有力，深刻。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写复杂的心理的表现，那边可以很具体，更其有真实感”。

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描写，长之先生认为“书中的人物，固然个个都有个性，但又特别明显的几人。假设他书中的人物，有的是真的，有的是造的，那么，至少这几人，便千真万确是真的。假设他书中的人物，全是实际上有过的，那么，这几人，便必定是他最熟悉，和他接触最多的。撇开一切不谈，但以描写个性的技巧上说，这几人也是最为成功的。这几人是谁呢？一是宝玉，二是黛玉，三是凤姐，四是袭人，五是宝钗”。他说“宝玉的情感，像是一直流去的溪水，黛玉的性格，却像是曲曲折折的水道：水道非接受了这溪水，显不出那石子的珠圆玉润，溪水也非从了这水道，作不出那潺潺清脆的流声”。“熙凤那种八面俱到的才能，也真真与作者的技巧相称。熙凤在事业上是顶成功的人物，她有周到的眼力和心劲。在事业上成功的人物，所必不可缺的两件法宝是：细心、狠心，王熙凤都够。”……

他不同意俞平伯先生贬低后四十回的说法：“通常总以为后四十回不及前八十回，这完全是为一种心理所束缚，以为原来的好，真的好，续的便不好。这很像是受了中国古代书生对于经学的见解的影响，大家有今古文之争，你说你是真的，我说我是真的。对于《红楼梦》也是如此，在未确定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书的时候，大家都很公平的去欣赏，而且说非常精彩，一经证明是续书，大家都改变态度，我以为这是不对的。我以为高鹗在文学上的修养，或者比曹雪芹还大，而且他了解曹雪芹的心情，也真亏得他把曹雪芹所想要表现的统统给完成起来。高鹗实在可说大批评家兼大创作家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不时称赞曹雪芹，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赞称高鹗”。“我们觉得高鹗更能写人精神的方面。倘若容我做个比拟，则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朵斯退益夫斯基。”

无疑的，较之当前一日千里的红学研究，长之先生在《红楼梦批判》中的某些见解可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了。但假如我们把它放在七十多年以前来估量，这些见解就相当的难能可贵，是在王国维之后，认真地用西方文艺理论指导研究《红楼梦》艺术成就的占风气之先的论著，其观点有相当的体系性和创新性。在红学研究史上，它难道不应该占有一定的位置吗？

无疑的，较之当前一日千里的红学研究，长之先生在《红楼梦批判》中的某些见解可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了。但假如我们把它放在七十多年以前来估量，这些见解就相当的难能可贵，是在王国维之后，认真地用西方文艺理论指导研究《红楼梦》艺术成就的占风气之先的论著，其观点有相当的体系性和创新性。在红学研究史上，它难道不应该占有一定的位置吗？然而，可惜的是，《红楼梦批判》并没有写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作者准备写的“全文的一小半”。按照作者的写作计划，“在论文学的技巧下，还有两个小题目，阐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和论文学的技巧相并列的还有三个大题目，一论《红楼梦》之内容，也就是论作者思想和情绪，一论《红楼梦》的社会史的分析，一是总结论。”原文发表在《清华周刊》的第３９卷第一期、第七期上，作者标明“未完”。原因是“在北平文化机关的‘装箱’空气中，我的文章材料也寄到远处了，因而暂结”。
在这之后，长之先生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基本上中止了，虽然他在１９４２年评李辰冬《红楼梦研究》时阐述过对《红楼梦》主旨的看法，说：“《红楼梦》的主旨只在‘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②。在１９５３年第３期的《文艺报》发表《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一文时，对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也有过精彩的叙述，他说“《红楼梦》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巨著。就浪漫主义精神说，它是《牡丹亭》的继承；就现实主义精神说，它是《金瓶梅》的发展。争爱情的自由，争个性自由，简直是封建社会下灵魂的呼喊。《牡丹亭》给《红楼梦》开了路；以家庭为中心，暴露了封建社会崩溃的丑恶，《金瓶梅》却给《红楼梦》打下了蓝图。在《牡丹亭》中所缺少的现实的认真地描写，在《金瓶梅》中所缺少的理想成分和积极力量，《红楼梦》都给弥补起来了。《红楼梦》的伟大在此，而它的伟大关系到它的继承处也在此”。尤其是，１９４４年长之先生在中央大学文学系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发表《水浒传与红楼梦》的讲演，可谓短小精干，犀利鲜明，别开生面。将《水浒传》与《红楼梦》进行比较研究，在长之先生之前，不是没有人做过，但往往是片言只语，是随感式的。长之先生的讲演，将这两部伟大的作品作了比较系统地分析比较，大处落墨，言简意赅，妙语连珠，他一气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他讲“这两部书背景不同，就他们生活的态度说，是平民与贵族的不同”。“《水浒传》的游侠式的传奇，是墨子精神的继续。《红楼梦》却是儒道思想的合流，道家的个人主义，儒家的家庭中心，都为他所接受了”。“就美的观点说，《水浒传》是壮美，是雕刻，是凸出的线条，健壮坚实，全属于单纯的美。而《红楼梦》是优美，是绘画，彩色繁复，与前者大不相同。”“换个说法，《水浒传》是首史诗，而《红楼梦》是抒情诗。《水浒传》也抒情，不过是抒大众的感情，不像《红楼梦》是抒个人的感情。”虽然这个演讲很短，没有充分的展开，有些说法也不无可以商榷的地方，尤其是在讲“《红楼梦》则不然，它是女性的，宝玉、秦钟、贾蓉们本来是男子，也女人化了。”“代表女性感情的是‘哭’，贾母见了黛玉，哭！宝玉见了黛玉，哭！而且哭，又是女性的哭。”受到了学生的追问和质询，但是这个演讲开启了中国古代小说以比较的方法研究的路径，以比较的角度解读《红楼梦》的新思路③。这篇讲演的另一个特点是，充满了生动的讨论的气息，涌动着现场的活跃氛围，师生对话，幽默、机智、风趣、生动，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青年学子对于《红楼梦》关注的热点和思考，也是红学上绝好仅见的史料。但是，没有想到长之先生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暂结”竟成为永远，后来时过境迁，没有继续下去，在红学史上留下了遗憾。
二

长之先生是文学批评家，他一方面对于《红楼梦》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进行研究，这两者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他说：“我为作《红楼梦批判》，留神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④。他的《红楼梦批判》写于１９３３年的３月，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批评写于同年的８月⑤。这篇批评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次对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其中的许多见解被后来的学者所接受并吸取。长之先生认为“批评家对于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地密切地观察才行。这是认真的工作，蜻蜓点水是不中用的，偶然的感想也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批评家就应当搞一辈子，不能中断，不能松懈”⑥。他对于《红楼梦》研究的关注贯彻了他的一生，只是后来由于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才中断了。

与一般研究《红楼梦》者对于《红楼梦》研究成果的关注和研究不同，长之先生是从文艺理论和批评史的角度去观察这些研究成果的，他跳出了孤立的静止的在《红楼梦》小圈子中研究的是是非非，而是从文化史、文艺理论批评史的角度对于诸多《红楼梦》研究的专著论文进行思考。比如，对于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他就认为“中国的新文艺批评，认真地说，他的历史要比中华民国的历史长一些。我们所谓新文艺批评，是指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印象式的，片段的批评，而入于近乎西洋的（质言之，就是受了西洋的文学观念之影响的），体系的，称其为论文的批评言。在这种批评之中，我们不能不首先想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⑦。《红楼梦评论》的“第一个长处，首先是有组织有系统，这是从来中国文艺批评所没有的”。“第二个长处是有根据。在中国过去的文艺批评，确实没有以思想作为内容的”⑧。对于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他说：“仍有代表‘史前史’那种气息的批评的，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此书出版于１９１７，但成稿当在此前）。在某一方面看，这似乎是开倒车的，承继以往的‘红学’；但在另一方面看，这却是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文学作品的第一个先导。蔡先生在游学德国以后，看到他们学者研究《浮士德》的考据工作，于是也郑重其事的来钻研了中国的名著。我们如果就着一个意义看，这部书之不合时宜，便不是因为它出的晚，却是因为他出的早了。将来如果中国的文艺科学史真正写定的时候，恐怕蔡先生这书另有它的真正估价的。———不过这是就深一层的、内在的意义看是如此”。他认为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中国文学批评“由开创而入于草草的建设”的产物，“胡适慢慢有介绍西洋文艺思潮的文字，有整理中国文学名著的文字。我们认为后者的价值尤大，他的《红楼梦考证》……，一直到后来对于蒲松龄的生卒年的考证，都恐怕是他将来被结算成绩时最有价值的部分”。“胡适的考证工作，发生兴趣的是学者，而不是一般的青年”⑨。这些批评把《红楼梦》的研究与现当代的文艺批评史相联系，而不是就《红楼梦》谈《红楼梦》，的确独具慧眼，发人深省。

长之先生是一个从学习哲学入手，以文学批评为职业的红学家，不仅他自己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逻辑严明，能够从大处入手，观其大，思其大，对于别人研究《红楼梦》的论著，他也作如是观照。他赞赏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有组织有系统”，认为“秩序这样整然，系统这样清清楚楚，显然是受了西洋的著述体例的影响和哲学思索之训练的结果”。他欣赏李辰冬对于《红楼梦》审美上的考察，尤其赞赏他对于《红楼梦》结构上的分析，却不满意李辰冬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哲学的忽视，他批评说：“作者在《文学与青年》里说：‘以前谈美学者，大都是从哲学出发。哲学为专门学者的东西，无怪愈论愈使人莫名其妙。现在应当将艺术还给大众，从大众意识的立场来讲艺术，可见作者有一种反哲学的态度。大概也就是因此，使他的观点不能更深入些”。针对作者的忽视，长之先生忍不住干脆把自己理解的《红楼梦》的内在精神阐述了一遍：“《红楼梦》的著者是有两个世界的，一是形上的，这就是贾宝玉还没走入红尘时的世界，一是现世的，这就是荣华富贵，一场空幻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如何，是《红楼梦》的哲学。人生是必须由行上界而至现世界，又复归形上界的。用《红楼梦》的话说，是必须到红尘走一遭，然后各自销案，这是他对于人生的启示。用现代的话讲，这种人生态度是审美的，也是辩证的。《红楼梦》的主旨只在‘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是《红楼梦》的著者所认为的人生必须经过的几个阶段。《红楼梦》里不但有人生体验，而且有人生智慧”。“然而《红楼梦》的著者的动机，终于在抒情。‘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在记忆中一种清晰而又渺茫的痛苦。试和《浮士德》的献辞一比：‘我目前所有的，已自遥遥隐遁。那久已消失的，又来为我现形’。那意思非常明显。总之，那‘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个字和这十四个字，是一把解《红楼梦》的钥匙。不触及于此，就好像没有触及核心。”这阐述大概既是对李辰冬先生的商榷，也算是他在《红楼梦批判》中因故“暂结”未能倡言而借题的一吐为快吧！

长之先生在批评上是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的。他的论文立场鲜明，充满感情色彩，写《红楼梦批判》时，“哽咽得难过，我的泪却痛快地淌下来了”，他也要求别人的评论文字富于情感。他赞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第四个长处便是“在他理智的评衡之中，还流露他的情绪。我以为非如此不能真切，而且并不和锐利的批评向背。王国维把《红楼梦》看作是好作品，便比常人所以为的那样好法还更好起来，批评家应该如此。他绝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麻木，好坏是马马虎虎的。批评家却是敏感的，认真的，自然而然他带出他的透到的判断力和不禁的极度的好恶心所交织的情绪。王国维就如此，所以最可敬也可爱”。他评论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也说：“作者在序上说，他的母亲就是最喜爱，也最熟悉《红楼梦》的。父亲也是《红楼梦》迷，弟妹也很热心。总之，他有一个研究《红楼梦》的氛围的家。凡是研究一部作品，假若不是在生命中有种共鸣和经久地浸润在其中时，是不会深切的。就这点上说，作者有写出很好的研究的资格”。从这些方面看，长之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和他对于别人的《红楼梦》研究的研究在观念上是一致的，是贯彻到底的。在红学研究史上，像长之先生这样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对于《红楼梦》研究的研究结合得如此紧密如此完善的学者非常罕见。

三

李长之先生生于１９１０年，卒于１９７８年，在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舛的学者，他写作《红楼梦批判》的时候，正是精力弥漫，笔尖儿横扫千军万马之时。有一次，他和朱自清先生聊天，朱自清先生问他一天可以写多少字，他回答：“快的时候，曾写到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还另外写了两篇杂感”。《红楼梦批判》正是在这一时⑩期所写。《引子》写于２月１２日，《红楼梦作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之考察》写于２月２２日，《论红楼梦的文学技巧》写于４月２４日。目前所见《红楼梦批判》共近六万字，这中间他还写有《蓝》、《夜宴》、《乐师在那里演奏》、《一个个的人》等诗歌，写有散文《春天里的雪和驴》、《笑的诅咒》、《编校后记》等散文，写有《思想与社会———读稽文甫〈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想到思想之社会基础的意义》、《我所了解的陶渊明》等论文。这一年，仅我们现在能够找寻到的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有六十余篇。当他在执笔写《红楼梦批判》时，感叹“人类间的天才，需要培养，又需要爱护。天才的出现，一点也不能偶然，必须是文化灌溉出来的花”。我们想，是在这点上，他找到了与曹雪芹共鸣的契合，因此他在写作过程中“要冲开一切，我们要和我们的天才握手。不知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哭起来，我哽咽得难过，我的泪却痛快地淌下来了”。

才华横溢的人的兴趣往往十分广泛且容易改变和转移，长之先生也是这样。他的《红楼梦批判》因故没有写完，就此搁笔之后，

将兴趣转移到文艺理论的探索和现当代文学的批评上去。稍后，长之先生写了著名的《鲁迅批判》。其实，《鲁迅批判》也没有写完。长之先生在《后记》中说：“我要停笔。因为我惦记着许多别的文字和书，好在重要的已经写出了”（11）。不过，《鲁迅批判》相对完整，主要的部分都写出来了。《鲁迅批判》曾给长之先生在文学批评上带来了声誉。但在建国之后，《鲁迅批判》给长之先生又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成为把他打成牛鬼蛇神，踩在脚下的主要依据。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鲁迅批判》又在鲁迅研究领域声誉鹊起，成为引文率最高的研究鲁迅的专著。与《鲁迅批判》不同的是，《红楼梦批判》由于大半部分没有写完，又没有结集出版，建国以来，知道的人寥寥，几乎无人提起。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对于自己的作品，过度的寂寞和热闹，大概都不是他所想看到的。他希望看到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公平的坐标，是他的作品能够对于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２００５年适逢李长之先生诞辰９５周年，谨以此文以及先生的《红楼梦批判》等文章的结集出版以奠。

注释：

①李长之《红楼梦批判》，《清华周刊》第３９卷第一期（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５日）

②李长之《评李辰冬红楼梦研究》，《梦雨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５年版。

③李长之《水浒传与红楼梦》，重庆《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４４年），又载《白黑评论》一卷一期（１９４７年６月）

④李长之《王国维静安文集》，《大公报》文艺副刊２７期，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３。

⑤李长之《王国维文艺著作批判》，《文学季刊》创刊号，１９３４年１月１号出版。

⑥李长之《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北京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９日。

⑦李长之《统计中国新文艺批评发展的轨迹》，《文潮月刊》１９４７年，２卷３期。

⑧李长之《王国维文艺著作批判》，《文学季刊》创刊号，１９３４年１月１号出版。

⑨李长之《统计中国新文艺批评发展的轨迹》，《文潮月刊》１９４７年，２卷３期。

⑩李长之《杂忆佩絃先生》，《文讯》第九卷第三期。

(11)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