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骅

所谓社会性别角色，俗称 “第三性别”，是在生理性别差异的基础上的，由历史文化规定的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别，是社会依据一个人的性别而对其做出的在举止、着装、行为、处事等方面的要求。譬如，今天人们对男性的一般要求是刚强果敢、事业有成、沉稳干练、不拘小节，等等。对女性则有差不多与之相反的另外一些要求。如果符合上述要求，就会被视为正常、健康，甚至成为杰出人物；如果背道而驰，即为反常、病态乃至打入另类。

殊不知，这种性别角色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文化都在铸造着人们特定的心理建构、性格特征和行为规范，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社会也就以此为规范，通过各种教化渠道，将人们塑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既定模式。然而，这并不是一种自然天成的永恒存在。

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将近两个世纪之后，世界并没有像旗手们期望的那样实现两性彻底的平等。社会上仍然是男人占绝对优势，男权的声音仍是这个世界的主导声音。社会性别革命的倡导者们终于发现，只有当男性的传统社会性别角色被修正乃至颠覆之时，女性才可能获得全面而彻底的解放。于是，男性解放运动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男性解放运动在美国迅速兴起，并不断扩展。运动的先驱者们提出：如果男人不卸下自己肩上的一半负担，女人们便没有一半负担可以肩负。男人解放与女人解放，应该是并行的，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缺一不可。他们质问：男人为什么一定要勇敢、刚强、干练、成功？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个人发展取向的权利，而传统性别角色对男性的要求，不正在伤害着他们的生命自决权吗？一个人出生后，本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但是，我们的文化却将我们塑造成了近于千人一面的模式，这不是生命个体的悲哀吗？他们进而提出“兼性”理想，因为世界上似乎不该有什么东西只属于女人或男人，男女两性应该相互沟通、交融与合作。当前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兼性”的趋势……

尽管男性解放的思想与理论尚不成熟，有待人们在反复认识、剔理、揣摸、比较中去认同与弃取，但它毕竟是一种颇有影响的方兴未艾的崭新理论，它和妇女解放思想一样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研究与著述，相关的社会团体也不断涌现。本文试图把这种理论引入红学研究，我们发现，从社会性别角度切入，将给拥挤的红学界乃至古代小说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空间。

曹雪芹的性别角色意识与贾宝玉的“男人解放”形象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叛逆者形象，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夜的新人形象，这几乎成了今天广大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识。而当我们以男人解放思想为背景重读《红楼梦》时，便会发现，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处处流露出对传统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颠覆。毫不夸张地说，曹雪芹是具有初步两性平权意识与男人解放思想的作家，虽然，受其时代的局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性别角色是怎么回事。但在他塑造的贾宝玉这一人物身上，凝聚了男人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诸多理念，这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同时又是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叛逆者。让我们试以男人解放的视角，重视审视一下宝玉的形象。

1，  贾宝玉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意识儒家文化观念下的理想男人应该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贾宝玉是被其所属家庭寄予厚望的一个人物，贾政等人对宝玉的期望，自然是“深精举业”，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贾宝玉一生鄙弃功名利禄，最恨所谓“仕途经济”。这种“不思进取”，是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在贾宝玉那里，与功名相对的，是“风月诗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第五回写宝玉跟着秦氏找午睡之处，先进上房，见挂着一幅画和一副对联，画为《燃藜图》，画的是刘向勤学苦读，而对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对功名厌恶到这种地步。谁若劝他走经济之途，他就斥之为“混帐话”，亦可见其性情。

2，  贾宝玉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规范中，男孩子从小便被教育他们是不同于女孩子的，他们应该与女性保持距离。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整天和女性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

贾宝玉毫不理睬这一切，他整日与女孩儿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用史湘云的话说，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而袭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说：“他偏又好在我们队里闹”。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情呢，自然是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对女孩子们做的事情感兴趣。这或许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

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

的那份“权威”。在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

宝玉具有男人解放主义所要求的对女人的尊重，他曾说：“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沫而已。”他甚至认为“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世界如鲍鱼之市，女人世界则若芝兰之室。

他与女性交往的平等观，以及对女性的爱护，通过许多细节表现出来。第二十一回，宝玉用湘云洗过脸的水洗脸，这绝对是传统的“大男人”形象所不容的。对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宝玉同样没有身为男性或“主子”便高人一等的概念，如晴雯爱吃豆腐皮的包子，他便特意给她留出来，还在天冷时为晴雯捂手；又如第二十回中，宝玉替麝月篦头；再如芳儿梳头，宝玉“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这些细节都可见到他关爱女性的细腻之处。

3，  贾宝玉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

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对男女差异有着明确的规定，男人的“阳刚”对应女人的“阴

柔”。为了塑造这一不同的性别形象，男性和女性在幼年的游戏内容上便有区别，而贾宝玉却要打破这区别。第六十二回，香菱等人斗草，“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这种女孩儿们的游戏，荣宁二府中，恐怕也只有宝玉这一个男性会热衷参与。

爱美一向是女人的专利，男人爱美会被看作“女孩儿气”，受到轻蔑。但贾宝玉却喜欢戴精美的绣袋，穿漂亮的衣服。且看第三回中贾宝玉第一次出场的外貌描写：“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活脱脱一个阴柔的样版。至于喜欢吃女孩子的胭脂，更是将这份阴柔演绎到了极至。

那一段“宝玉葬花”更是“女性味儿”十足，也可以说是“兼性”十足：宝玉“将方才的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些菱和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这举动，整个一个林黛玉葬花的翻版。

贾宝玉被公认为多情公子，而这多情，也恰是男人的阳刚形象所不容的，是贾宝玉对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另一背叛之处。至于说到贾宝玉的爱哭，因为最能体现男人解放的兼性理念，容后专述。

4，贾宝玉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

直到今天，“老成持重”、“成熟稳健”的男人仍是社会性别角色要求下的“理想男人”，

而宝玉“谤僧毁道”，用袭人的话讲，就是“说话不顾禁忌”，这种性情的自由随意，不受约束，同样是男人解放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
5，宝玉反叛了男性友谊的“君子之交”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下，男人间深刻的友谊受到抑制。儒家文化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

以男人解放理念来考察，这种对男性间亲密情谊的回避根源在于男人的阳刚形象，男人被认为应该是坚强无比的，是可以独自承担一切重轭的。而温情脉脉、甜甜蜜蜜、亲密无间的交往，会使男人显得太“多情”，有损男人的“硬汉”形象，因此像女性之间那样的亲昵友情在男人世界是被禁止的。此外，男人间的距离还导源于“同性恋恐惧症”，即担心男性间交往过密会被别人认为是同性恋伴侣。
男人解放主义者认为，“同性恋恐惧”阻碍了男性的团结与友谊，因此是要破除的。正如女性主义者主张女人间建立深厚的“姐妹情谊”一样，男人解放主义者也主张男人间建立同样深厚的“兄弟情谊”。

而贾宝玉从来便没有想要扮演“硬汉”，他对这一男性理想形象进行了颠覆，同时也颠覆了同性恋恐惧。

宝玉与秦钟的“兄弟情谊”可谓深厚，元春受晋封时，“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为什么不介意呢，因为秦钟的父亲病故，而秦钟亦病危。他与蒋玉菡、柳湘莲等人有密切关系，突出了他与同性的情谊。

事实上，男人解放主义者所提出的“同性恋恐惧”效应在《红楼梦》中已有表现，如第七回写宝玉与秦钟相互敬慕，便“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

实际上，贾宝玉与同性的关系还仅仅停留在友谊层次，而不是同性恋。因此，与薛蟠

“动了龙阳之兴”自是不同，甚至与秦钟和香怜的“挤眉弄眼，递暗号儿”也完全不符，更与贾琏“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迥异。纵观《红楼梦》全书，虽然多处描写同性间的性爱，即使第十五回里那些暗示性极强的语句，似也仅具有暗示同性间性游戏的层分，而非真正的同性恋关系。

贾宝玉的哭与兼性气质

《红楼梦》全书中，除去林黛玉，眼泪最多的便是贾宝玉了。林黛玉的哭，人们可以从女性的阴柔一面来理解，而对于贾宝玉的哭，则会因为不符合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要求，而受到哂落。《红楼梦》写柳湘莲出家，薛蟠去找，没有找到，回来说：“不怕你们笑话，我找不着他，还哭了一场呢。”可见男人哭泣确实是件让人“笑话”的事。

传统社会理想的男性是刚强的，“男儿有泪不轻弹”是社会对我们要求的最直接体现。男性解放主义质疑了这一性别角色的定位，他们说：哭泣是生理的自然反映，是自我疗救的过程。男人的神经系统与女人是一样的，为什么当我们感到悲伤的时候不能哭泣？男人有泪也可以流出来。

在前80回中，明确写及宝玉的哭，达19次，而且均有所渲染，这在全书男性中绝无仅有。宝玉的好哭，在周围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凤姐称之为“婆婆妈妈”。但如果我们细细研究他为何而哭，便会发现其规律是十分明显的。

贾宝玉的第一次哭，是在第三回中，因听说林黛玉也没有玉，便“登时发作起痴病来，摘下那玉，就狠狠摔去……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说到底，这还是因为女孩子们而哭，因为林黛玉而哭，因为自己同这些“水做的人”不一样，而心生不满才哭。

第二次哭在第十一回，听秦氏讲自己“未必熬的过年去呢”时，“那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凤姐说：“宝兄弟，你忒婆婆妈妈的了。”

第三次哭，则是“话说秦钟既死，宝玉痛哭不已。”因死亡而哭泣，在情理之中，全书明确写出宝玉因此而哭的，只有两次，即为秦可卿和秦钟，而前者属于宝玉眼中冰清玉洁的女性，后者则是他的密友。再一次与死有关的哭，便是梦到晴雯死，哭醒过来。而到了属于“臭男人”行列的贾敬之死，众人痛哭不已，却未提宝玉，到送殡那天，“贾母犹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可见又少了一次为“正理”而哭的机会。

仅此我们便可以看出，宝玉之哭，多为女性而哭，多为某些不值得哭的事情而哭。当然，这其中使他落泪最多的，还是林黛玉：

第二十二回，因黛玉使小性子，情动而哭泣。

第二十八回，又因黛玉“不觉滴下眼泪来”。

第二十九回，再因黛玉而哭；同一回中，因听了“不是冤家不聚头”，二人又分别“潸然泪下”。

第三十回，“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要说又说不出来，自叹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

第五十七回中，紫鹃唬宝玉说，黛玉要回江南林家，宝玉“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却哭不出来，只是发呆。回到房中，“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直到“见了紫鹃，方嗳呀一声，哭出来了。”这是一场好哭，又哭又闹，夜里睡去，也时常“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

第六十四回，宝玉去看林黛玉，见脸上有泪痕，感多病之黛玉，念自己之感情，又担心自己说话造次，“早已滚下泪来”。

如果说因心中暗恋的黛玉而落泪亦可理解的话，那么到了第四十三回，进水仙庵，看到泥像，感觉“翩若惊鸿”，“不觉滴下泪来”。这为泥塑而哭，只有一种解释，宝玉真将那“翩若惊鸿”的泥塑看成了洛神，而且是一位妙龄女性，才会这样落泪。
第十九回，袭人唬宝玉说自己要走，“宝玉泪痕满面”。

第四十四回，感念平儿命运，“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
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中，先是担心紫鹃身冷，“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而紫鹃正告他“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说着便起身，携了针线进别房去了。”“（宝玉）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

第五十八回，为了杏树落空枝和岫烟择了夫婿，也是“只管对杏流泪叹息”。

到尤二姐死，“宝玉已早过来陪哭了一场”。

王夫人赶走晴雯、芳官等人，“岂不伤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来”。

去看晴雯，晴雯病在床上，“因上来含泪伸手轻轻拉他”。

薛蟠娶妻，宝玉却在为香菱“耽心虑后”，反惹香菱冷言相待，“宝玉见他这样，便怅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后，不觉滴下泪来。”

综上所述，宝玉只为女儿才哭，又时常为自己与女孩子们间的距离而哭。他的哭泣不是软弱，比如第九回学堂里打成一团的时候，他不仅不哭，而且极有“阳刚”之气呢。因此，哭泣在这里成为曹雪芹塑造贾宝玉性格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曹雪芹所写的宝玉的哭，多是“滚下泪来”、“滴下泪来”、“流泪叹息”这种很阴柔的哭的方式，这与贾宝玉的整体形象是相符的，体现了他作为“兼性”形象的特质。

在续书中，高鹗明显意识到了曹雪芹对“哭”的运用，因此在这40回中也写了19次宝玉的哭，与前80回的总数相等。其中，既有得曹翁真谛处，也有一些过分夸张的败笔。得真谛处是，所哭亦多为女性而哭，使得几乎哭遍了金陵十二钗；而败笔之处，在于高鹗写的哭，多是“放声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号陶大哭”等等，过于简单，使宝玉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

我们可以看到，哭林黛玉仍是重要主题，但显然哭得没有“水平”了。得知林黛玉已死，本可以是一场写得更为精彩的哭戏，但高鹗是这样写的：“宝玉听了，不禁放声大哭，倒在床上”。大哭之后，便是“长哭”，一句“宝玉终是心酸落泪”，说明哭得长久。而到潇洒馆看林黛玉馆木时，“宝玉已哭得死去活来，大家搀扶歇息。”“宝玉又哭得气噎喉干”。这很重要的哭，虽然哭得很伤心了，但与第五十七回曹雪芹所写的那次同样因黛玉而哭相比，文学技巧上明显逊色得多。此后，又几次写他为黛玉而大哭、恸哭。

高鹗也写了宝玉为其他女性所哭。

第八十一回中，为了迎春受苦而“放声大哭”；在第一百回，宝玉听袭人和宝钗谈论探春出嫁之事，又“哭倒在炕上”；第一百零六回，宝玉见宝钗“忧兄思母，日夜难得笑容，今见他悲哀欲绝，心里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

这些“大哭”，让人看着总觉过于单薄，缺少了那种“滴下泪来”的兼性气质，也有损于人物的复杂性格。

到了第一百零七回中，“宝玉是从来没有经过这大风浪的，心下只知安乐、不知忧患的人，如今碰来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见人哭他就哭。”这是一处败笔，因为曹雪芹心目中的宝玉，绝不是随别人哭而哭的人，而是哭别人之所不哭的人……

宝玉的好哭，与“理想男人”形象是极为相左的，而体现出传统女性角色的气质。但正是因为这总共38次哭，刻划出了一个贾宝玉背弃传统性别角色的重要一面，又与他女孩子一般的性情，与他喜欢同女孩子为伴相符合。

贾宝玉周围人士对男人解放倾向的态度

当男人解放作为一种理论提出的今天，在全世界仍有很多的反对者。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人奴役之深正在于，它已完成观念内化，成为我们观念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受其奴役而又觉察不到，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于是，许多持旧性别观的女性，便会觉得解放的男人不符合她们理想中的“好男人”形象。

贾宝玉的生活中，几乎都是这样的反对者。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代表人物贾政自不必说，包括贾母、薛宝钗、凤姐、袭人等人在内，亦是这样的反对者。
全书中，宝玉两次被人指责“婆婆妈妈”的，一次是凤姐因为他在秦可卿病床前哭，另一次则是袭人。宝玉因晴雯病而想到海棠花之死，认为是一种应验，袭人笑他：“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按袭人的话推理，同样的话，女人说便可理解，而男人说便是“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这个词本身便具有贬意，它用于女性也是一种轻蔑，这里又通过将男性归入女性行列完成了对男性的轻蔑。

而到了“宝玉葬花”一段，被香菱看见了，也说：“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崇崇，使人肉麻呢。”“肉麻”，和“婆婆妈妈”一样，用来指称某个男人有女人味儿。

第三十五回，借两个婆子之口形容宝玉：“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浊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第六十六回，又借兴儿的嘴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由此可见，贾宝玉这一男性解放者的形象，不仅为上层阶级反对，也为下层反对，不仅为女性反对，也为男性反对。

宝玉的叛逆，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摒弃仕途上。当史湘云听贾宝玉说不愿意会见贾雨村时，曾这么劝他：“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仁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谁知宝玉却一点面子也不留：“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政是传统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典范，热心仕途，追求“成功”之外，还表现在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上。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推崇的是严父形象，以“严父”指称贾政再合适不过了，他毒打宝玉，除了嫌他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或害怕“窝逃”受害的因素之外，也有恨他“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在外流荡优伶”这些有损传统男子社会性别的行为举止。

举凡荣宁二府，真正能够欣赏贾宝玉男人解放倾向的，也只有林黛玉一人了。正是那次史湘云劝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时，宝玉说：“林妹妹从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早和她生分了。”黛玉无意中听到此言，不禁“惊喜交集”，觉得“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已。”正是这不说“混帐话”，是宝黛借以建立爱情关系的基点。而这不说“混帐话”，实则又是两人在男人传统社会性别角色问题上的态度一致。宝钗、湘云、黛玉三人均是宝玉之妻的合适人选，但前二人都劝他求仕途，只黛玉纵容他“调脂弄粉”，宝玉不爱此人，又爱何人呢？

林黛玉不仅支持宝玉的“男人解放”，她自己也是一个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反对者，仅由对待香菱学诗的态度便能够看出来。按理说，香菱更有理由就近向宝钗学诗，但宝钗却笑话她，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而林黛玉则是极力帮助香菱学诗。由此可见，钗黛二人对于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定位便大相径庭，她们对于男人解放倾向的不同态度也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对贾宝玉这一男人解放思想的实践者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作者曹雪芹。曹雪芹无疑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来塑造贾宝玉的，宝玉形象寄托了他的理想。此外，曹雪芹在书中也多次流露出两性平权的意识，如对反抗压迫的下层妇女的同情与歌颂。

第一回开篇，曹雪芹便写到：“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随后，又借石头之口，说明《红楼梦》与其它才子佳人小说的不同：“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样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这实则已经表现了曹雪芹心目中女性的地位，更与他此后全书中所刻划的基调相吻合。虽然曹雪芹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但还是可以表明，他的男人解放思想是与女性主义思想相契合的。

至少在这一点上，高鹗有意或无意地与雪芹先生的观念相符合了。在第一百一十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证同类宝玉失相知”中，写到甄宝玉出场，与贾宝玉一面之后，宝玉便斥之为“禄蠹”：“这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宝玉对“臭男人”模式背叛得如此彻底，以致于恨不能剥掉这张皮。

“宝钗见他又发呆话，便说道：“你真真说出句话来叫人发笑，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况且人家这话是正理，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宝钗的传统角色意识，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体现。

须知，男人解放主义者在今天仍在主流社会之外，属于“另类”，在当年便要加一个“更”字了。《红楼梦》第十九回有这么一条脂批：“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因此，这位批书人说贾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贾宝玉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在当时处于“草色遥观近却无”的状态。

以两性平权、男人解放视角进行红学研究的意义与潜力

关于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以往的红学研究多强调他的阶级叛逆性，而我们这里试图从性别角色叛逆这一视角，特别是男人解放这一最新理念出发，对其进行审视与解读。阶级叛逆与性别叛逆尽管有时交插错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又能彼此关联，相互生发，具有统一性。
首先，社会性别角色是一种文化观念界定，而我们知道，任何文化观念上的界定，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色彩，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社会性别观念，同样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管制人民的一种手段。历来的统治者，在以强权和独裁维护其统治的同时，往往都要依靠包括社会性别角色在内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作为其补充手段。而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讲，人本主义思想理应受到尊重，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两性的平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想。

其次，性别角色规范对个人同样具有强制性。可以说，社会性别角色的条条框框，同样是一种对个人独特性的蔑视与剥夺，足以通过强化这些束缚，而将个人控制在既定的统一规范之内，使其个性无从发挥，直至彻底泯灭。因此，性别角色模式的过分强化，同样是一种奴役和剥削。

贾宝玉的背叛，是阶级叛逆与社会性别角色叛逆的统一，正是这一双重叛逆决定了他背叛的彻底性，也使其人物形象变得更生动而鲜明。

引入男人解放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比如前面专节论述的贾宝玉的哭，以及贾宝玉诸多被当时主流社会视为女性化的举止和表现，如果单纯以阶级叛逆的观点来解读，有时难以取得十分令人叹服的答案。

再以贾宝玉对男性的态度为例，《红楼梦》全书中，贾宝玉对于男性的态度主要基调是反感的，而他之所以同秦钟等人往来十分密切，以往红学家们基于阶级背叛的观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贾宝玉反感的男性是上流社会的人士，而他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对于惟一的例外北静王，也有学者引证说，贾宝玉对北静王的友情很快便十分淡漠了。如果以性别背叛为出发点，便会发现贾宝玉的男性朋友，包括北静王，都是眉目清秀、相貌俊朗的青年男子。贾宝玉对他们的喜爱，表现了男性对俊美同性的欣赏，且这种欣赏又不是基于性爱的。而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女性对美丽同性的欣赏受到认同和理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性身上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或会立即由此联想到同性恋。所以引入男人解放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全面体察，以及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如果认真深入地以社会性别角色理论全面解读《红楼梦》，我们还将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可以说两性平权意识贯穿全书。正因为此，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说，曹雪芹是一个具备了初步女性主义，以及男人解放主义思想的伟大著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