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毅蓉
【内容提要】

“巴尔扎克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红楼梦》挽歌情调的魅力及其成因。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及其不寻常的家世使曹雪芹在对生活进行艺术描写时，发生了历史与道德评价的错位以及情与理的悖离，这是《红楼梦》挽歌情调形成的深层原因。这种挽歌情调所造就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艺术效果，其魅力是独特而绵长的。

【关键词】 巴尔扎克现象；挽歌情调；历史观；红楼梦

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无不以其四射的魅力而世代流传。关于《红楼梦》这部旷世杰作的艺术魅力的问题，也是历代喜爱它的人们所热衷于探讨的。对此，笔者以为，《红楼梦》的艺术魅力虽来自各个方面，但深沉凝重的挽歌情调却是它的关键所在。笔者拟从“巴尔扎克现象”人手，追踪摄迹，探寻曹雪芹的复杂的历史观及其与挽歌情调的关联，从而找出《红楼梦》挽歌情调的魅力及其形成的深层原因。
一、“挽歌”与“巴尔扎克现象”

挽歌，本是一个文体概念，是指对于死者的吊唁、哀挽的祭文。“祭文者，表其哀也。始于曹孟德之《祭桥元》。其体不一，散文，如韩愈《祭十二郎文》；韵语，如欧阳修《祭程相公文》；四言六言，如韩愈《祭柳州李使君文》；长句短句，如欧阳修《祭苏子美文》”①。作为一种文体概念，其功用是多方面的。“有用以祈祷雨砀者，有用以驱逐邪疠者，有用以吁求福音者，有用以哀伤死亡者”②。但同时，挽歌又是一种美学概念，这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巴尔扎克。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评论：

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 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 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_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 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 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③

在此，恩格斯通过对巴尔扎克作品的总体分析，指出了巴尔扎克作为一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焕发出来的异采，这就是他的挽歌情调。显然恩格斯所说的“挽歌”与“曹孟德之《祭桥元》”等大相径庭。它既是一种美学评价，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长期以来，人们对恩格斯这段话，一般理解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这似乎已成定论。恩格斯的这段话的确道出了巴尔扎克作品中实际存在着的内在矛盾的实质，但这“基本上是重在从政治美学一面着眼”，④并未真正揭示出巴尔扎克作品之所以震撼人心的真髓。由此，就引发了对“巴尔扎克现象”的新阐释。

阐释之一：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悖论，并由此造成挽歌性质。

巴尔扎克在他宏伟的《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⑤，描绘了法国封建贵族衰亡没落以及资产阶级兴起的过程，反映了法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其中需特别指出的是：巴尔扎克违反了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赞赏了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却为他心爱的贵族吟唱了挽歌。这说明巴尔扎克在对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进行历史与道德评价时，发生了悖离，正如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上所作的悼词中说的那样，他的《人间喜剧》“这部浩翰的奇特的作品的作者，是属于革命作家的强大种族的”。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所代替，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巴尔扎克虽然很冷峻地看到了封建贵族的必然灭亡，“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⑥他虽然也对他们做无情而尖刻的嘲讽，但他还是从自我的道德评价的立场上，又百般美化他们，企图“尽力恢复旧日法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标准”，⑦并为它的无可挽回而深情叹惋。这种深度的矛盾和悖论，使他的作品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挽歌效果，具有特别绵长的魅力。我想，这才是巴尔扎克作品的精华所在。
阐释之二：情与理的二元悖论，并由此导致挽歌性质。

巴尔扎克在历史评价与自我道德评价两方面的矛盾，源自于他“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切的认识，使得他感觉到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的怜惜和感叹，尤其是对于没落的贵族阶级的同情，正因为他了解并且彻底的明白社会的发展趋势”；⑧也源自于他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贵族阶级的政治立场。而他在情与理的悖论，则主要来源于他的“实录精神”和寄寓在作品中的“托愤精神”。巴尔扎克一方面宣称“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要严格模写现实”；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热情就是整个人类。没有热情，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了”。⑨其实情与理的二律背反，在许多作家身上都有表现。如司马迁，其《史记》之所以受到了史学界和文学界双重的高度赞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司马迁在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在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中，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美感效果，这种美感效果具有挽歌性质。象《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两篇，若以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刘邦是胜利者，项羽则是失败者。然而谁也不会否认，《项羽本纪》更有美感力量。究其因，乃是因为《高祖本纪》是以理性的直笔写史，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而《项羽本纪》则是以感性的曲笔写项羽的悲剧命运，是司马迁以满腔热情唱给项羽这位末路英雄的一曲悲凉的挽歌。[10]同样，如果巴尔扎克在声称要当法国社会的书记时，只是简单地搜集事实并将其冷漠无情地照录下来，而并未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那么，《人间喜剧》就不是文学作品而成为历史了。其实，挽歌本身就已经寄寓了作者“对于无情历史的诅咒，对于美的毁灭的哀挽。因此，挽歌往往是反历史的，但却有它永恒的形上价值，一种蕴含着人类二律背反悲剧命运的永恒的形上价值”。[11]

二、《红楼梦》挽歌情调形成的原因

《红楼梦》挽歌情调形成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我以为，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内在根源却是曹雪芹历史观的复杂性。这种复杂的历史观带有非常明显和强烈的指向性，它使曹雪芹在风云多变、坎坷艰难的社会与人生的生活和体验中，特别是对他所经历过的生活，有着一种特殊的感受，这集中表现于他在对生活作出反映和评价的时候 象巴尔扎克一样产生了深度的矛盾心态。

曹雪芹短短的一生中，经历了康、雍、乾三个时代，他的家史更是经历了从明末到清初整整一个历史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可以概括地说，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曹雪芹复杂的历史观正与他所处的时代及其不寻常的家世密切相关。

清朝是在明代极端腐朽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王朝的建立，从其政权的外部来看，它并未改变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依旧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和与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这使得封建地主阶级更加快了他们掠夺和兼并土地的步伐，而广大劳动人民则更是生活在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直至最后被逼揭竿而起。当然，清王朝毕竟是一个新的政权，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由明代中叶的兴起和发展而在此期还在继续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预示着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取代，亦即一种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对旧的社会制度的必然取代，那旧的东西就象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预言的那样，“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康熙初年，由于康熙的文功武治，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当时封建制度所能达到的极限，出现了罕见的“太平盛世”，而曹家亦因与清廷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如曹玺之妻孙氏曾是康熙的奶母，曹寅曾是康熙的心腹、宠儿⋯⋯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到了康熙晚年，情况有了变化。清廷内部各政治集团为财产和权力而相互倾轧，其矛盾和斗争由中叶的明争暗斗发展为互相残杀，这集中表现在皇权的继承问题上。最后雍正夺得皇位，残酷地贬、杀诸皇子及有关臣僚，大兴抄家藉没之风。曹家亦因在这场争斗中，与好几个政治集团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于雍正夺取皇位之后败落下来，充当了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与财产再分配斗争的牺牲品。乾隆中期，封建经济外表上显赫依旧，而实际上内囊已尽，显露出江河日下的趋势。曹家更是一蹶不振，根本就没有重新回复到从前繁华富贵的生活的可能，直至最后“树倒猕猴散”。可见曹家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命运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而曹家的败落则直接决定了曹雪芹的命运，也决定了《红楼梦》的诞生。同时，这个风云动荡的时代，曹家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不平常的家世变迁也造就了曹雪芹复杂的历史观。

曹雪芹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看到了封建社会、封建贵族家庭必然灭亡的趋势，并对其罪恶与腐朽作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在他如椽的大笔之下，封建社会和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种种丑行劣态被暴露得淋漓尽致。我们看到：“封建皇帝是如何专横；宫廷生活是如何痛苦；封建衙门是如何贪赃枉法；贵族官僚大家庭的生活是如何奢侈浪费；他们是如何残酷地无餍足地剥削农民；他们表面上是如何地诗礼簪缨，暗地里又是如何地荒淫无耻，这些官僚子弟的精神是如何地空虚和堕落，以至于使人明显地看出这个阶级已经后继无人；在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内部：父子、兄弟、妯娌、姐妹、姑嫂、叔伯、夫妇、妻妾之间，又如何地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个家庭里的总管、庄头、管家以及各房的丫环仆妇、书僮小厮和各色执事人等，又是如何地各依主子、各仗势力。特别重要的是作家写出了贯穿于这个贵族大家庭的上下主仆之间的一个共同心理、共同情绪是：盛筵将散、好景不长的预感”。[12]但另一方面，由于它毕竟曾给曹雪芹带来过“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也曾“温暖”过他的身心，因此，作家尽管写出了它的必然败亡，而在同时又写出了对那腐败的社会、败落的家族的百般留恋、万分怀念和无尽的悲惋以及不忍它彻底毁灭的真诚心态。王熙凤和贾母就曾几次带着追念和怀恋的口气谈到过昔日的繁华与富贵。探春也曾进行过小有成效的家政“改革”，但最终也未能使贾府重振雄风。曹雪芹面对无情的历史，不得不客观地写出历史的进程。脂砚斋在“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回里连批几句：“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这正是曹雪芹的历史主义观点。与此同时，作者又对那失去了的、已经成为历史的“乐园”表现出了脉脉的留恋之情。这种历史与道德、情与理的评价之间的矛盾，不仅使作品具有了多重的阐释性，给作品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感和人文感，而且也形成了作品独特的挽歌情调。正如巴尔扎克为他心爱的贵族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一样，曹雪芹也为他心爱的贵族、神迷的贵族生活以及那一去不复返的煌煌繁华、赫赫富贵唱了一曲深情的挽歌。

三、《红楼梦》挽歌情调的艺术魅力

挽歌型作品的艺术魅力与一般作品的艺术魅力，其美学品格是有所不同的。挽歌型作品由于带有极大程度的反历史的倾向，也由于在某些方面与作者的人生观、道德观相左，便使得挽歌型作品独具特色。这里我们不妨设想在当时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写法：

1、大批判式：这种写法是指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一致。其主要内容是：认识到了封建社会、封建世家的不合理性，指出了它走向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也对其没有任何姑息与迁就，宽恕与叹挽，而是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表现出了与封建社会、与封建世家势不两立的情态以及与历史同步的态势。如果曹雪芹在当时这样写，《红楼梦》的真实性和艺术魅力将会大打折扣。

2、大团圆式：这种写法是指反历史进步与虚假的道德评价的一致。其主要内容是：宝、黛“改邪归正”，同视“仕途经济”为进升之阶，立身之本；宝玉更是勤勉上进，日夜读书，终于不负众望，登科及第；又时逢朝廷开明，正值用人之际，宝玉加官晋爵，既显身扬名，又使家道复兴，真正的忠孝两全；而宝、黛、钗三人亦成为一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它一方面反映出作者对当时统治者的歌颂与赞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对“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等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人生理想的追求，其结局似乎是圆满的。然而，这样的写法是荒谬的，它既违背历史，又不合情理，更不合人物思想性格、情感意愿。
3、由盛而衰式：这是曹雪芹采用的写法。其主要内容是清算与怀想。作者清醒地看到了并艺术地描述了这个封建世家以及养育着它的那个社会的罪恶与腐朽。同时又为它的崩溃与灭亡感到切肤的哀痛与惋惜，对它充满了怀想。当他直面它的罪恶与腐朽时，他表现了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所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当他想起昔日的荣华以及那被葬送了的他心目中美丽而可贵的东西时，他的内心，他的激情。他的灵魂，他的道德评判，又使他不由自主地成为一块历史的绊脚石。前者表现为向前看，后者又表现为向后看。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当历史的大波大浪汹涌激荡的时候，不仅将一切尘埃、一切罪孽荡涤净尽，甚至连最令人怀想、最美好的东西也被冲刷得荡然无存。这是怎样的悲哀与叹挽呢?这种矛盾与错位又是怎样折磨着作家的心灵呢?这是巴尔扎克式的挽歌型作品。这是一出人生的大悲剧。陶东风在其《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二元对立》中说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话：“人类历史前史阶段的悲剧性二律背反现象，我以为是文学活动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以及挽歌型文学作品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这种二律背反集中表现为历史与道德的对立和分离，即历史的进步并不总是伴随着道德进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对象，从道德的眼光看并不具有更为久远的合理性。这种二律背反之所以同时是悲剧性的，是因为各具合理性的矛盾双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无法共存，必以牺牲一方而成全和发展另一方(可参阅黑格尔《美学》卷三(下)第286页)。历史的片面性就表现在：在扫荡旧时代的同时，往往连同它的美也一同带走。这正如旧的一天过去时，连同落日的壮丽和晚霞的绚烂一起消逝”。[13]我以为这段话充满了辩证法。它既指出了挽歌型作品如巴尔扎克的作品和《红楼梦》所形成的深层原因，而且也指出了挽歌、挽歌型作品在本质上乃是一种独具魅力和难解的文化现象。曹雪芹的这种挽歌式写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巨大的张力和无限的魅力，它所产生的那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艺术效果是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是只可用心、用情去深深体味而难以抽象概括的。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曹雪芹复杂的历史观及其不寻常的家世和人生经历，特别是他那“满纸荒唐言”里的“一把辛酸泪”!可见，《红楼梦》的挽歌扩大了它本来的意义，上升为一种美学的和文化的意义，是一种挽歌精神。

① ② 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注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34、334页。

③ ⑤ ⑥ ⑦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

④ ⑩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28页、327—328页。

⑧ 瞿秋白《马克思思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11页。
⑨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

[11] 参阅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

[12] 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期第ll页。

[13] 《文艺评论》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