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顺贤
裕瑞，号思元，思无主人，清初豫亲王多铎五世孙、豫良亲王修龄第二子，生于乾隆36年（1771)，卒于道光18年（1838)，终年65岁。乾隆60年（1795)，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曾任副都统、护军等职。他又是清代宗室文人中仅见的文艺评论家，撰有文论专著《枣窗闲笔》。

《枣窗闲笔》系裕瑞嘉庆中期在北京时作。书中共有八篇文章，七篇为评论《红楼梦》续书，一篇是评论小说《镜花缘》的。裕瑞的作书主旨意在分析、比较当时流行社会上的几种续书（包括程、高后四十回续书）同前书（曹雪芹80回原作）在创作意蕴、艺术手法、故事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和优劣。但书中有关曹雪芹的相貌特征、言谈举止、为人性格和他的家世先人以及脂砚斋为曹雪芹叔辈、曾批注过《红楼梦》、大观园系随园之假托等等说法，影响着后世红学家对《红楼梦》的研究和考证，使《枣窗闲笔》一书，成为红学史上值得重视的、很有参考价值的早期评论专著之一。

然而，欧阳健先生为了否定脂砚斋，否定脂批，进而否定起《枣窗闲笔》一书来了。他认为，《枣窗闲笔》一书不可靠，有“伪书”之疑。综观欧阳先生的看法，不外乎裕瑞连“雪芹”二字是字还是号还弄不清楚；裕瑞说脂砚乃雪芹之叔，乃附会之谈；裕瑞所说雪芹家事的掌故，系望风捕影。尤其是欧阳先生摘引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和陈毓呈、刘世德先生的话，强调《枣窗闲笔》成书很晚，“对于《枣窗闲笔》的真伪和价值，红学界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从而确立他的“伪书”说。（见《明清小说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一期《红学辨伪论》）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摘引法。我翻阅了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脂砚何人》和《红楼梦论丛》有关章节，周汝昌确实说过裕瑞“提到关于曹雪芹家事的掌故，不无望风捕影，不尽靠得住”的话，陈、刘二先生也说过裕瑞“这位‘前辈姻戚’究竟是否真和曹雪芹‘交好’，值得打上一个问号，令人怀疑他是故弄玄虚，信口开河。”裕瑞所说的曹雪芹的相貌特征，“此是耳食之言，不足为凭。”但我们应该明缭，裕瑞《枣窗闲笔》一书的作书主旨是什么？我们认为，裕瑞的《枣窗闲笔》一书的主体是专论《红楼梦》续书，在《红楼梦》研究史上，这是第一部而且似乎是仅有的一部专论《红楼梦》续书的著作，它是一部文学评论集，并非是曹雪芹的考证集。裕瑞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对续书的评论上，而不是在对曹雪芹的考证上，对曹雪芹的描述，不过是顺带而已。裕瑞在书中对七种《红楼梦》续书进行了淋漓透彻、眼光犀利的分析，指出续书的荒谬之处，暴露了续作的荒唐恶劣，正从反面反衬出曹雪芹的《红楼梦》高不可及。这些评论，基本上符合今人的审美要求。但对于曹雪芹身容笑貌、字号、旗籍，由于《枣窗闲笔》成为年代“离曹雪芹生时却很远了”,由于裕瑞同曹雪芹不同时，只能听闻于“前辈姻戚”的谈话之中，也未作深入的调查、考证，有其偏差失实之处，那也在所难免。我们怎么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把裕瑞道听失实之事的不足而全盘否定《枣窗闲笔》的真实和价值，甚至否定裕瑞亲眼目睹的东西呢？周汝昌先生虽则不相信裕瑞道听之事，但却相信裕瑞所说实见的事，他不是说裕瑞说“曾见抄本脂砚斋的批，这该不假”的话吗？周老的这句话，欧阳先生为什么不摘引呢？由此可见，我们对任何事物的分析，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裕瑞的《枣窗闲笔》是可靠的，尤其是他说看到过脂本和脂批的话。其依据是：一、裕瑞嫡生母为傅文之女，故明兴、明义兄弟皆其母舅，其嫂则为明兴之女。而明义曾作有《题《红楼梦》二十首》诗。雪芹是明琳的朋友，也可能是亲戚，从这些社会关系来看，“裕瑞的话，应有一定依据。”（徐恭时语）二、从裕瑞《枣窗闲笔》中“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的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的话甩，我们考证出裕瑞“曾见”卷额有脂砚斋批语的抄本，就有传世现今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何以见得？证据有三：

一、裕瑞说他“曾见”脂砚斋批语的《石头记（易其名曰《红楼梦》抄本，这话不假。裕瑞一生经历了八十回抄本至百二十回刻本的时代，又经历了“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的嘉庆时期。在乾隆56年（1791）程、高刻本（程甲本）问世，裕瑞正当弱冠之年，并以他的宗室王公身份，他完全有可能见到过《红楼梦》抄本。他非但精读、细读了八十回抄本，而比对程高后续四十回，继而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续书，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分析、比较，鉴别其真伪、善丑。在文章中，裕瑞口口声声说“前八十回”如何好，这前八十回是指八十回抄本，即雪芹原著，非指经程高伪续的百二十回刻本的前八十回，这从文中所言可知：“余曾于程高二人朱刻《红楼梦》版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辞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减处，直接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这由于百二十回刻本中的前八十回，已经程高“厘剔”“截补”之故。更值得注意的是，裕瑞所见八十回抄本，是在刻本之前。这是抄本早于刻本的又一力证。当时人们已经严格区分八十回抄本同百二十回刻本，这说明抄本与刻本实属两种不同的版本类塑（系统）。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二、裕瑞与曹雪芹不同时，何以知道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书未告成即逝矣”,“书未告成而人逝矣。”此种文字语气，完全套用《脂砚斋屯评石头记》甲戌本卷一朱笔眉批：“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句衍化而来。

三、在目前发现的十一种早期抄本中，《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是唯一对作者谐音取名批语最多的一个抄本。裕瑞《枣窗闲笔》有二处摘引谐音取名。一处是在《红楼圆梦书后》一文中指出：“前书吴新登，暗隐‘无星戥’之意。”一处是在《后红楼梦书后》文中说的：“所谓元迎探惜，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裕瑞既不与曹雪芹同时未见面接触过，又不参与《红楼梦》创作，他怎能深悉雪芹取名“吴新登”和“元迎探惜”足分别隐寓“无星戮”和“原应叹息”呢？我们认为，那就是裕瑞曾看到过脂批甲戌本而据以摘引的。

或云：“甲辰本《红楼梦》在‘名吴新登’正文旁也有同样的批语，裕瑞据甲戌本说不足为凭。”但请不要忘记，第二处“原应叹息”谐音批语翻遍十一种现存早期抄本，惟甲戌本在卷二中之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小姐的名字旁，分别朱批“原”、“应”、“叹”、“息”四字，而在甲辰本《红楼梦》上则无此批语，只有在“名唤惜春”正文下有央批“贾敬之女”。可见，裕瑞所引确系甲戌本之批无疑。或云：“裕瑞所引‘原应叹息’意在指出雪芹是在写其姑辈原型，其知‘原应叹息’谐音含义有可能来自‘前辈姻戚’的谈说之中，非必出自抄本批语。”这不是没有可能。裕瑞的前辈―母舅辈中的明仁、明义、明琳都同曹雪芹有过交往。曹雪芹把创作《红楼梦》人物采用谐音取名的含义告诉过他们，故他们知道“原应叹息”四小姐为雪芹姑辈，而在平时闲谈中时常提起，以至传到晚一辈的裕瑞耳中，这并非不可能之事。但曹雪芹把一个仅仅是府内的银库房总领谐音取名含义也告诉给他的好友，这似乎不大可能。请问，吴新登在贾府有多大地位？在书中有多少作用？即使其真有生活原型，他在曹家又有多少地位和影响，而值得曹雪芹在好友面前挂齿？况且，裕瑞对这样一个在书中无足轻重、淡淡一过的贾府奴仆形象能如此深深而不忘以致摘引于文？由此推论，裕瑞能知道吴新登为“无星戥”，元迎探惜为“原应叹息”的谐音取名，并在书中加以摘引，只能是他在看到早期脂抄本，尤其是脂批甲戌本以后

最后，说一说《枣窗闲笔》成书年代。欧阳健先生还引周汝昌说《枣窗闲笔》中说到的“叔传说”“是自作聪明地要以‘叔传说’来转换‘自传说’，说明它只是‘自传说’的一种变相。它之不可能产生在胡适之前，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推测。周汝昌、陈毓罴、刘世德诸红学家虽则都说过《枣窗闲笔》是“一部很晚的书”，但晚到什么时候，他们都认为在“嘉道年代”。远没有象欧阳健先生所说，竞晚到胡适以后！我们认为，这个推论较符合客观事实。一、从红学史上看，《红楼梦》续书最活跃最盛行的时期，在嘉庆朝。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问世于乾隆56年（1791)，而在嘉庆元年，第一部《红楼梦》续书出现，那就是逍遥子的《后红楼梦》。第一部续书一问世，社会上就蜂拥而上，泛起了一股续红风，一下子出现了多种续红之书。这些续书，“明翻前事”，歪曲曹雪芹思想底蕴，把《红楼梦》续的一塌糊涂。这实在是对曹雪芹《红楼梦》的夜读。裕瑞的评续书的文章，并非为研究而作，他是有感而发，有感社会上续红风泛滥，有感对曹雪芹的损害，把续红质品放在曹之真品中鉴别其优劣、好恶，以扬曹雪芹的光辉。试想，假若《枣窗闲笔》一书是胡适以后有人托名伪造，他相隔一个半世纪的人去伪造评论嘉庆续作，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是胡适于一九二七年购得，他把这个抄本视为“世间最大最可宝贵的写本”秘不示人，独独珍藏了三十多年，直到一九六一年五月才在台北影印问世。上文已论述，裕瑞曾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并在行文中对甲戌本脂批加以摘引。大家知道，如果真有人以裕瑞的名义伪作《枣窗闲笔》，那他能摘引甲戌本中的批语，一定在龄适影印甲戌本以后，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以后，否则，胡适未曾影印问世的珍藏古本上的脂批他怎能知道而加以摘引呢？但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即早胡适甲戌本影印前六年，《枣窗闲笔》已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刊印，已有摘引的甲戌本上的批语。对这个问题，欧阳先生该作如何解释呢？三、从甲戌本批语被裕瑞《枣窗闲笔》摘引看，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脂砚斋批语的《红楼梦》抄本，存在着脂批甲戌本。再从现存的甲戌本印证《枣窗闲笔》所说不假，确系裕瑞的文学评论集。四、欧阳健先生说甲戌本不避讳，是民国以后的产物，那么《枣窗闲笔》中有避讳字（开卷序言中“矢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弦”字缺末笔），怎么能说是胡适以后的产物呢？总之，从裕瑞生活于嘉庆朝，对嘉庆朝的泛滥续红之风批判的历史环境，还是从现存脂批甲戌本同《枣窗闲笔》的关系看，《枣窗闲笔》不可能是伪作。

【原载】《红楼梦学刊》一九九四年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