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与诗骚学术传统
一、经典与经学
对于“红学”史上的索隐派，简直可以用得上“臭名昭著”、“蠢陋不堪”这样的形容词了。据说，其索隐方法之幼稚，恐怕连中学生都看得出来。然而，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却分别再版十次、十三次之多。“这套学说却耸动天下，使无数读者为之折服”。①时至今日，索隐派红学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
然而，索隐方法并非清代人的发明创造，它是传统经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汉书·艺文志》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这在清代学术界里是屡见不鲜的。“说”的方法很多，索隐便是其中一种。这种“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乃是经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是经典，必然字字千金；既是经学，必然蕴含着信仰。于是“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便成为不是多余之举。崇奉经学，必先重“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而“小学”的学问之大，实是非至皓首鹤发不能臻其至境。这样，关于经典之义理的文章就来不及做了，因而乾嘉之学就成了守筌而忘鱼、守蹄而忘兔的本末倒置。当经典从偶像的宝座上跌落之时，乾嘉之学就成为“繁琐”、“呆板”的代名词了。
《红楼梦》值得如此大索特索、一索再索吗？当《红楼梦》登上“文学经典”的宝座的时候，它就开始了与六经相同的命运，各种经学方法就会大驾光临，于是红学也就有了诸如“模仿”、“批评”、“考证”等方法与流派了。
想当初，“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中国文化最为远古的人文著作，不会有人舍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对着它们“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它们尚未被作为统一思想与情感的传统理性主义的工具。只因孔子于官场上失意，便于学问上用意。六书有幸（也是不幸）地成为孔子用意的对象。在孔子那里，六经经历过从政治读物到思想读物的角色转换。马宗霍说：“是孔子于旧有六经，初但治之，欲以用世。及乎周流不偶，始将所治之经，加以修订，以之垂教。故《白虎通》曰：‘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此言‘追定’，最得其实。非初挟意为后王立法也。’，②孔子以这样的前理解去阅读六艺，便赋予六艺以新的意义。由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在西汉被奉为圣人，被孔子整理过的六艺就被当成经典，成为思想的依据，是为“六经”。对于六经的研究成为西汉的主要学术活动，经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国学。自此开始直至20世纪初，经学便成为几乎每一个朝代的国学。
对着五、六本“经典”，两千年间的无数学者在不同的时空从事着同一内容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众多的流派与方法。尽管这些流派五颜六色、旗号各异，尽管它们的治经方法千型万款、斑驳陆离，毕竟，他们有着大致相近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现代学者周予同把历代的经学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和“宋学”。这三派各自特点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总之，三派固各有其缺点，亦各有其优点。我们如果说，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决不是什么武断或附会的话。”③
周予同对传统经学三大派的优缺点的评点是令人信服的。依我看，这三大派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学术三大思维方式，从而原封不动地复现在红学世界里。
从这三派的治学宗旨、态度和方法看，显然可以看出“红学”研究中索隐派、考证派（“探佚派”）和小说批评派的文化渊源。传统思维方式以语言为桥梁进入历代红学家的诠释语境中，或者说，构成了这些红学家的个人历史的一部分。红学中的索隐派接近于西汉今文学，以探求“微言大义”为宗旨。西汉今文学家以章句、训诂等方法去治经，建立了章句之学和训诂学。红学中的索隐派也是如此。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或“探佚派”则无疑继承经古文学的传统。
二、影射与诗骚学术传统
胡适在其《红楼梦考证》里指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是“大笨伯”，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是“很牵强的附会”。
胡适认为，红学的中心内容不是以索隐的方法去附会小说的情节，而“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者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④。
对于胡适的挑战，蔡元培给予回应。蔡元培虽不至于像西方结构主义那样剥夺作家对于其创作的本文的权威地位，但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最迫切的任务不是研究作家生平，而是寻求小说情节的微言大义，他说：“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当蔡元培援引先例以支持他的上述观点的时候，我们分明看到了关于楚辞的传统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是如何成为蔡元培的“前理解”的。他认为他的《石头记索隐》并非牵强的附会，他的治学态度是审慎的，方法是严密的。他认为索隐方法要“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徴者；三，姓名相关者”⑤。他对胡适作出了四点反驳，他说，楚辞的作者（屈原、宋玉、景差等）及其作者的生活年代已被考定，于是对于作者的考证工作便算结束，但楚辞的“内容”即情节的含义却需要研究者去解读，而在蔡元培看来，索隐（蔡元培又称为之“情节的考证”）方法就是解读情节的含义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说：“然而‘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按；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莺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如王逸所举者，固无非内容也。’，⑥王逸等学者运用注经学的方法去解读楚辞，通过“配”、“比”、“譬”、“托”等渠道，对文学意象进行还原，从而指明楚辞里寄托在那些“美人”、“香草”、“风云”、“龙凤”等意象中的诗人的原意便是借此影射“忠贞”、“谗佞”、“君子”、“小人”。蔡元培认为对这种影射的解读也是一种考证方法。他反问道：考证作者，属于科学的论证；而考证情节，为什么就一概斥为附会呢？
在这里，蔡元培显然忽略了考证对象的差异性。胡适所要考证的，是一个可言说的对象。一个作家只能有一种“生平”，其姓名、履历、著作的篇目等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因而是可言说的，只要相关的材料能够找到。《红楼梦》的考证工作之所以延续了一百多年，就因为最直接的材料未能找到。但蔡元培则不同，他自以为他也在考证，但他考证的对象不是历史记录，而是小说，而且是一部自称运用了“真事隐”、“假语存”等，手法的小说，立意隐晦曲折，其虚构想象的特点更适合于作美学或文学的途释。这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或者说，它充分展示了一个像早期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无意义”的世界。于是，蔡元培实际上给自己出了难题。
胡适说：“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⑦蔡元培大不以为然：“况胡适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谓如此而后‘值得猜’也。《世说新语》称曹娥碑后有‘黄绢幼妇外孙赍臼’八字，即以当‘绝妙好辞’四字。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以藁砧当夫，以大刀头当还。《南史》记梁武帝时童谣有‘鹿子开城门，城门鹿子开’等句，谓鹿子开者反语为来子哭，后太子果薨。自胡先生观之，非皆笨谜乎？《品花宝鉴》以侯公石影袁子才，侯与袁为猴与猿之转借，公与子同为代名词，石与才则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占八斗’之语来。《儿女英雄传》自言十三妹为玉字之分析，非经说穿，已不易猜；又以纪献唐影年羹尧，纪与年，唐与尧，虽尚简单；而献与羹则自‘犬曰羹献’之文来。自胡先生观，皆非笨谜乎？即如《儒林外史》之庄绍光即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朱布衣即朱草衣，均为胡先生所承认（见胡先生所著《吴敬梓传》及附录）。然则金和跋中之所指目，殆皆可信。其中如因范蠡曾号陶朱公，而以范易陶，因萬字俗写作万，而以萬代方；亦非‘笨谜’乎？”言下之意，“猜”也是考证方法之一种，不是“猜”的方法本身不具有科学性或合理性，关键在于能否科学池、合理地、准确地“猜”。更何况《红楼梦》里那些人物的命名显然是采用了谐音、转音等方法炮制出来的，这已是红学界所公认的事实。而这些方法所依据的原则显然来自这种“影射”传统。
蔡元培还采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归谬法：你胡适攻击我的影射说，但你的《红楼梦考证》不也是采用了影射方法吗？你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倘若如你所说，《红楼梦》“是一部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那么，“案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之影子，则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四次接驾，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胡先生以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頫相应，谓贾政即影曹頫。然《石头记》第37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71回有‘贾政回京覆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闻曾放学差也。……”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小说里找出更多的诸如此类的胡适所难于招架的例子。把“自叙传”理解为小说以作家自己生平的某些行踪为素材则可，但科学主义信仰和史学的职业特点使胡适更倾向于寻找一个客观的“原貌”；所以当他把考证方法运用于小说的人物、情节时，当他把《红楼梦》当成曹家遭遇的原版照搬时，他便陷于与蔡元培相同的境地。然而．蔡元培却为这个相同境地而雀跃欢呼：其实我们的方法都一样，你若认为你的方法是合理的，那就等于承认我的方法同样是合理的，只不过我运用得比你高明，所以我认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
在蔡元培的反驳过程中，找们可以看到他一与传统的承传关系。
首先，是楚辞的学术传统影响了他。楚辞是战国时代屈原、宋玉、景差等作家所创作的一批文学作品的总称。在这批作品中，尤其是在屈原的作品中，作家广泛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其思维方式是象征，也可以说是影射。当屈原把他对于生活的感受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当他以文字创造出一个形象的世界的时候，他所创造的这个形象世界对于屈原来说．实际上便影射了他的生活。然而，既然作品采用了隐喻、象征的手法，那么读者见到的只是“喻体”，而“喻体”背后的喻义，则需要读者去理解，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便是读者唯一可以做到的事，索隐便是理解方法之一种，是以意逆志的一种，索隐便是影射的逆向运行。
自从经学于西汉大盛之后，经学方法就被广泛运用于各个人文领域，那种寻求微言大义的方法被运用于文学领域。楚辞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使它必然要受到经学方法的洗礼，因而有“善鸟香草”之类的索隐方式。到了汉代，《离骚》被尊为《离骚经》，上而蔡元培所引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之语，见于后汉注经大师王逸为《离骚》所作的序文里。在这段引文之前，王逸还有一句话：“《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所谓“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指的是《离骚》隐喻结构的建立方式。这里的“兴”，是指《诗大序》的“诗有六义”中的“兴”.“引类譬喻”则是指“诗之说义”中的“比”。《毛诗序》就是对于《诗经》的隐喻（影射）思维方式的美学诠释。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义而谲谏，言艺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便是诗学上的隐喻（影射）规则，后世的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等，都是指通过运用隐喻（影射）思准方式而创造的美学境界而言的。所谓“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所谓“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⑧这里的“他物”与“所咏之词”的关系就是一种影射与被影射的关系。关系的双方不必具有性质、内容的一致、同一，只要有结构上、形状上、语音上的相同、相似或相近，即可构成这种影射的关系。“先言他物”便是影射。而当作家把“所咏之词”或“此物”隐而不宣，然后仅仅把“他物”、“彼物”作为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的时候，就如曹雪芹把真事（“所咏之词”、“此物”）隐去，把假语（“他物”、“彼物”）留存一样．这时，这部文学作品就成了一部影射之作。于是解读的最佳方式便是索隐，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何况《红楼梦》的作者于白纸上写黑字，说是：“作者自云，……故将真事隐去，……何妨用假语村言……。”索隐方法理所当然地成为《红楼梦》“比兴”（尤其是“兴”）的实体的最有效的还原方法。刘勰说：“比显而兴隐”，“观乎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雅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⑨所以《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关雎的形象描写（喻体）便是对“后妃之德”的影射。刘勰这段话可以用来描述索隐的运思方式。
王梦阮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红楼梦》的构思方式的，他说：“《红楼梦》一书，海内风行，久已脍炙人口。诸家评者，前赓后续，然从无言其何为而发者。盖尝求之，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是纯用借宾定主法也。”
“全书以纪事为主，以言情为宾，而书中纪事不十之三，言情反十之七，宾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隐，故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于是故作离奇，好为狡猾，广布疑阵，多设闲文，俾阅者用心全注于女儿罗绮之中，不复暇顾及它事。作者乃敢乘人不觉，抽毫放胆，振笔一书，是又善用喧宾夺主法者。明修暗渡，非寻常方家之能事已也。’，⑩所谓“借宾定主法”、“喧宾夺主法”，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所咏之词”占宾客的次要位置，而“他物”反倒占主要位置。王梦阮关于“纪事”、“言情”的说法合理与否，苟且不论，他对《红楼梦》艺术思维的理解的结论―明修暗渡，无疑触及了《红楼梦》的，也是传统经学的比托影射的思维方式。索隐派红学的学术前提即是这样一种理解：《红楼梦》是以影射方法构筑而成的。
三、猜谜与“六书”
经学方法无疑与汉字的“六书”规则密切相关，它们蕴含着相同的文化意识。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调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谐声。”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认为“六书”指的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的规则；转注和假借是用字的规则，但经过转注和假借己有的汉字，该汉字产生了新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转注和假借也可算是造字的规则。象形是最基本的原则。六书的造字和用字规则并不是先于造字者而存在的先在规则，而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状、结构，分类、归纳出来的。六书规则的归纳，实际上也是一项还原的工作，从汉字的形状、结构逆向反推出造字者的“本意”，还原汉字所指涉的事物“原貌”。
谜语，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设置方式与汉字的构造方式密切相关，如把“绝妙好辞”分解为“丝”、“色”、“少年”、“女人”、“女儿”、“儿子”等零件，再把这些零件做一些转换，从而设置为“黄绢幼妇外孙赍臼”的谜语。懂得汉字的构造原则，就有可能解这些谜语，还原出它的原意（谜底）来。这种将文字还原的方法实际上不是猜谜活动所独专，它是经学方法的运用。可以说，文字的还原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经学、文字学、训诂学、历史学、诗学等领域，包括胡适所驾轻就熟的考证学。它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从会意规则，我们不难演绎出意象理论、意象组合理沦、意境论、整个古典诗歌理论。后世猜谜活动中的造谜方法显然采用了会意字的造字规则，因而猜谜的还原方法当然也就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折字法。折字法为索隐派红学所广泛运用。
假借字是依据“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规则，借用已有汉字，从而产生新义，也使一个汉字产生了多种含义，这是对一字多义现象的反推。但要从一个本文反推其多种“本义”则几乎是非人力所能及。
关于转注规则，戴震认为就是互训规则，所谓“转相为注，互相为训”，例如辞典在注释“考”字时，注为“考者，老也。”而在注释“老”字时，则反过来说：“老者，考也。”此外如“巨者，大也。”“大者，巨也。”这样，“老”与“考”、“巨”与“大”便是一种互训关系。从假借规则与转注规则里，我们可以找到“影射”思维方式的文化渊源。“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便是借尸还魂。如果在一个本文中，把所托之事、所还之魂“隐”去，而将假借之字留存而成为本文，就如《红楼梦》的“真事隐”、“假语存”的叙事规则，那么，这个本文就是对其“本事”的影射，也即隐喻。（因而就有“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人际交流方式）。如果把互训关系的一方省略去，那么留下的一方便是对另一方的影射、隐喻。这种通过“真事隐”、“假语存”的方式以实现影射目的的思维方式通过语言、通过大量的本文而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这样，对于世界与传统的哲学诠释（以庄子最具代表性）、美学诠释、历史诠释、道德诊诠释等，都离不开对隐喻（影射）思维方式的演绎与归纳、制作与解读。《红楼梦》的作者演绎了传统，以隐喻（影射）的方式制作出“喻体”《红楼梦》，而“红学”也演绎了传统，同时演绎、解读了《红楼梦》（《红楼梦》对于红学家来说已是传统的一部分）o也可以说，《红楼梦》和“红学”都演绎了传统，也是传统的延续。曹雪芹以隐喻（影射）的思维方式创造了《红楼梦》。当《红楼梦》进入“红学”家的视野中的时候，它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具有隐喻（影射）思维方式的传统之中，它理所当然地要被红学家以所有的传统方式给予解读，索隐方法便是其中之一，索隐派红学是把《红楼梦》当作一份隐喻密码去破译的。
因为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运用文字、以“六书”的方式去诠释生活，以寓言、隐喻、象征的方式去诠释其生命存在（这就叫“影射”）。那么，在经学家看来，诠释这些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本意以及复原他们的作品所指涉的生活原貌，就必须运用还原方法。猜谜法即是还原方法之一。
四、象征与还原
然而，传统注经学对于还原方法未免过于自信，它以为只要逆向而行就可以找回原路。它忽略了文字的象征性。一方面，当一个个的汉字被连成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本文的时候，它们就都处于语境的统摄之下。一个字、一个词的意义要在上下文（语境）的连续中去实现，而一个本文，尤其是当它是一部神话、寓言、小说、诗歌的时候，其文字意义的歧义性便使还原方法感到困难。而另一方面，语言（包括书面语言）的意义的实现是依赖于约定俗成的，因而本文意义的诠释便依赖于文化语境。而对于诠释者本身来说，便是“前理解”制约着他对本文的理解，制约着他寻求原意、原貌的一切努力。当作者运用文字去记录生活与生命的时候，他的诠释就被消融在文字的象征性之中，他的本意和他所意欲复现的生活原貌就已消融在文化的语境中。由影射的意图到化为隐喻的意象，这其间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过程，作者的前理解和语境将漂洗他的影射意图，最后出现在本文中的意象已具有模糊性，这个意象营造得越是形象可感，其影射的意图就越是模糊，最后消融在意象里。于是还原就成为一则神话。
索隐派在“考证”《红楼梦》的情节时运用了索隐的方法，企图还原作者的本意（影射），被嘲笑为“猜笨谜”。当它所还原的对象是那些可说的世界（作家生平、姓名、作品的版本、流传情况等）的时候，考证派所发掘到的那些确凿的直接材料便足以证明索隐派乃为“笨伯”。但是，当索隐派试图把还原方法运用于不可说的命题的时候，当它试图还原小说情节的微言大义（影射）的时候，谁都没有足够的本钱去嘲笑它是笨伯。当考证派、探佚派、小说批评派都不可能找回那个失落的世界一一作家的原意以及与小说相关的生活原貌一一的时候，对索隐派的嘲笑就是对自身的嘲笑，干是一切的诠释都是
“猜笨谜”，一切的诠释者都是“笨伯”。从这一角度看，索隐方法也是诠释文化的一种方法。在索隐中，显示了索隐者的智慧、学力，在索隐中，索隐者的个人历史得到了显现，传统文化在这个索隐行为中得到了显现而提升为一个新的境界。所以，无论胡适们的考证是如何证据确凿，嘲笑是如何刻薄尖酸，无论美学派的嘲笑是如何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索隐者及其方法却始终没有消声匿迹，而且不时有一些力作出现，从王梦阮、沈瓶庵到蔡元培、邓狂言，再到70年代香港的“不过如是斋”的《红楼梦谜》，再到最近的刘铄的《红楼梦真相》，不管“大多数人”如何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这类著作始终以其智慧和学力上的魅力而征服了很多读者的心，它们让人在其索隐的运用中领略到文化（包括文字）的张力，或者叫做象征意蕴。
五、索隐―视界的拓展与融合
索隐派红学的宗旨是把小说《红楼梦》的情节还原成某一历史事件。于是，在“索隐派解读《红楼梦）》”这样的事实中，就存在着三个历史时刻：一是索隐派的历史时刻，一个是小说《红楼梦》诞生或所指涉的历史时刻，一个是索隐派听“索”出的历史时刻。这三个历史时刻在索隐派的感知结构中整合为一个浑然的整体，统一在索隐派的阅读行为之中。
当索隐派红学家阅读《红楼梦》的时候，他大脑中关于现实生活（当然包括他个人生活经历）的表象被唤醒；或者，当索隐派红学家阅读《红楼梦》的时候，他大脑中关于某段历史生活的记忆表象被唤醒。这种“表象唤醒”意味着，在索隐派红学家的个人理解中，上述三个历史时刻或者其中的两个历史时刻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而传统经学的教化，使索隐派红学家确信，《红楼梦》作者所处时代某些历史事件或作者之前的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些历史事件，就是《红楼梦》作者所要影射的“本事”―原本事件。三个历史时刻之间的同构、尤其是《红楼梦》诞生或所指涉的历史时刻与《红楼梦》之前的某段历史时刻之间的同构，在索隐派红学家的理解中变成了同一，索隐派红学家把这种“同一”的理解表述为“就是”。
当《红楼梦》成为索隐派红学家的理解对象之后，或者当《红楼梦》唤醒索隐派红学家大脑中关于某段历史的记忆而成为理解对象之后，索隐派红学家实际上就把理解对象纳入自己的理解结构之中，通过联想、想象、记忆等心理活动，把理解对象整合成为一个富于索隐者个人情感特征和思维特征的意象。在这个整合的过程中，索隐者的历史知识、历史理解、个人经历、精神气度、政治信仰、价值观等因素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每一个人的感知结构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因而每一位索隐派红学家对于上述三个历史时刻的整合方式与结果，必然也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这一点也足可以表明：索隐派红学的生命力是永恒的。
索隐派红学的结论、它的“就是”意识，我们尽可以拒绝、嘲笑。然而，如果我们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阅读索隐派红学家为我们所展现的三个历史时刻的视界融合，那么，我们就可以领略到他们的历史记忆、现实表象、艺术意象的交汇运动，领略到他们为我们所展示的开阔的历史视界。这个开阔的历史视界是任何其他红学方法所无法代替的。每一种索隐派红学，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红楼梦》的阅读视角，而我们对索隐派红学著作的解读，无疑又拓宽了《红楼梦》的阅读视界，也拓宽了我们对自身与传统的理解。在索隐派红学家对不同历史时刻的同构关系的展示中，我们领悟到传统的衍续性和稳定性，领悟到个人存在的历史性。
在索隐派红学中，遥远而陌生的历史画面与《红楼梦》的文学意象与索隐者的个人理解的互相切入，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阅读状态；陌生的历史画面延续了《红楼梦》的情节，也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陌生的往昔历史，在真实与虚构的双重诱惑中，我们已完成了自身的历史视界的拓展。
当然，作为事实的历史，在被《红楼梦》的作者所感知之时，已被作者的知觉定势所整合。这些史实已永远迷失其还乡之路而被融合在作者所创造的审美意象之中，这一点注定了索隐派红学永远无法自圆其说。
①见杨光汉《两次红学革命的思考》，刊《中外学者论红楼》一书，北方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
②马宗霍《中国经学史》
③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的序文
④⑦《红楼梦考证》
⑤⑥《（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一对胡通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⑧朱熹《朱子语类》
⑨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⑩王梦玩《红楼梦索隐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