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研究中，我们经常会说:曹家不幸国家幸。百年望族的曹家从毁灭中孕育出这样一位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的伟大作家，该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荣幸。如果我们进一步问:我国封建社会的破落子弟代出不穷，为什么只有曹雪芹才写出《红楼梦》?可以想见，探索的思路会是很多的。这里，我只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曹雪芹的人生体验，以期进一步了解曹雪芹深邃的内心世界。

从心理学上说，文学作品是作家体验的表述。而作家的人生体验就是作家关于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审美把握。它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有三个特性:一是指向人的生命意识，也就是指向生命的意义、目的和价值;二是具有审美的性质，也就是有情感的参与;三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也就是对经验过（包括认识过）的事物的追忆和省悟。当一般人经历家庭破落时，他们从中得到的也许只是一种人生经验，而曹雪芹却在对这种人生经验的反复追忆中获得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

秦淮风月忆繁华　　———曹雪芹的缺失心理体验

《红楼梦》创作的第一个心理动机，是源于曹雪芹的缺失心理体验。

作家的缺失心理体验，指的是作家处于生存中的某种缺乏或痛苦之中而产生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审美把握。从心理学角度说，人在缺失状态下会使机体失衡，于是人的机体就会产生一种要求重新取得平衡的内驱力，即产生解除某种缺乏的动机。如人体内缺水，就会产生喝水的动机。作家处于生存中的某种缺失，有的是物质的，但更多是精神的，或者是两种缺失兼而有之。这种缺失体验很可能形成作家文学创作的心理动机。

我们看曹雪芹人生的三段经历:

第一阶段———在康熙的整个年代，是曹家富贵荣华的黄金时期。先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选入宫廷当康熙帝玄烨的保姆。康熙即位后，就派其曾祖曹玺为江宁织造，这是内务府的肥缺，它除了为宫廷置办各种御用物品外，还负有了解江南吏治民情的重要使命，是个官阶不高却有钱有势的要职。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与御前侍卫，后也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禺页、嗣子曹兆页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在这期间，与他们的亲戚———苏州的李煦、杭州的孙文成，“连络有亲，至相遮饰扶持”，以皇帝亲信的身份成为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要员。曹雪芹幼时就是在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贵族生活中长大的。

第二阶段———随着康熙皇帝的寿终正寝，雍正皇帝的登位，由于最高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这个“钟鸣鼎食”之家遭到了一系列的打击。13岁的曹雪芹，从此结束了“锦衣纨衤夸，饫甘餍肥”的生活。全家于雍正六年离开金陵，迁回北京。曹家失去了皇恩浩荡的盛世，失去了秦淮风月的繁华。然而，对于当时的曹雪芹来说，失去的只是物质的依托，得到的却是精神的财富。因为在京中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里认识了敦敏、敦诚兄弟俩，他们称颂雪芹的“傲骨”:“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他们赞赏雪芹的才识:“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正是这份可贵的友情，使雪芹潦倒的青年时代还能感受到一种温馨，一种富有。

第三阶段———大约在乾隆十九年，右翼宗学改组，雪芹的生活没有着落，只得从城内迁居到西郊山村。这时的物质生活是“举家食粥酒常赊”、“日望西山餐暮霞”;这时的精神生活是“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缺失，强烈地唤醒了贮藏在曹雪芹心中的记忆。于是，第一阶段江南的繁华，第二阶段精神的富有，一切逝去的都在追忆中变得可爱。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和体验过的忆想的最好洗涤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①然而，这些诗化了的回忆往往又与眼前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于是产生一种回忆幸福、生成痛苦的循环:现实的缺失、痛苦让人回忆往昔的幸福、快乐，而往昔的欢乐、幸福又反衬着眼前的凄凉、痛苦。正如美国杰出的女诗人狄金森所写的诗:“假如我没有见过太阳，我也许会忍受黑暗，可如今，太阳把我的寂寞，照耀的更加荒凉。②”

我们从《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对空空道人“好了歌”作的注解中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对比怎样撞击着曹雪芹的心灵世界，怎样激发着曹雪芹的缺失体验: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在这里，每个分句，就是一个继时性的鲜明对比的生活情景，这些对比的生活情景，使曹雪芹在缺失境况中不断追忆幸福，又不断生成痛苦。正是这种痛苦的心理体验，使曹雪芹的思维和想象格外活跃起来，既想努力去发现遗憾和痛苦的原因，去深入地思考过去，追忆过去，去挽回一个逝去的世界;又想去寻觅希望，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以期解除缺失状态，恢复心理平衡。可以说，曹雪芹的创作冲动就是源于这种幸福与痛苦的强烈对比。

出于这样一种创作冲动，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是为了再还给自己一个完整的梦，一个和当初一样完好的梦。在对往日豪奢引以为荣的点滴描述中，是作者那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的情感的渲泄;在大观园姐妹们那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欢宴、诗会的描写中，是作者那隐隐作痛的往事不可追的心情。护花主人在《红楼梦》第一回评曰:“悼红轩，似即是怡红院故址。当是曹雪芹先生曩年目击怡红院之繁华，乃十年之后，重游旧地，风景宛然，而物换星移，园非故主，院亦改观，不禁有满目山河之感。故题其轩曰悼红，以见鸟啼花落，无非可悼。”我们先不管“悼红轩”是不是怡红院故址，关键的是护花主人准确地描述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心理流程，可谓能解其中味者也。乾隆二十六年初秋，敦氏兄弟来西郊看望曹雪芹，见到他的生活窘境，不胜感慨，敦敏写下了《赠芹圃》云:“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描述的也是一种同样的心理活动:在缺失中回忆“丰富”，在现实中再造梦想，在“悲遇合”中“忆繁华”。

然而，曹雪芹的伟大并不在于他如何咀嚼自身缺失所造成的痛苦，而在于他超越自身具体的缺失，进而感悟到更为普遍的缺失和痛苦。他在经过艰辛的人生实践和体验之后，背负着一腔人类痛苦“将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留给后人。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己家庭之盛衰荣辱，而是关于世界盛久必衰、荣辱更替、周而复始循环的大彻大悟:“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人生就是这样，似春梦，如飞花，有缺失，有痛苦，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原，世间的“众儿女”何必再为这有缺失的人生“觅闲愁”!叔本华在讲到个体的痛苦体验时曾说，那些能使我们敬重的不幸者是这样的:“他把他的生平当作一连串的痛苦来回顾时……他已把自己的痛苦看作整个痛苦的一个特例”，他“意识着一切生命的痛苦，不只是意识着自己的痛苦。但是，必须由于自己本人经历的痛苦，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痛苦，才能唤起这样认识”③。曹雪芹的缺失心理体验也正是如此，这种体验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无才可去补苍天　———曹雪芹的愧疚心理体验

《红楼梦》创作的第二个心理动机，是源于曹雪芹的愧疚心理体验。

愧疚体验是与自我评价有关的一种情绪与感受。当个体因自己的某种行为违反内心的道德准则而引起了愧悔、内疚、自责的心理反应时的体验，就是愧疚体验。作家也像常人一样，当他在生活中违反了自己的某些道德准则时，愧疚之感就会产生。

我国温带大陆型的社会地理环境、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家园一体的宗法社会，共同孕育出一种以伦理道德为规范的伦理型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约而同地以“三纲”“五常”牢笼人们的思想，造成普遍的心理压迫，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达到“国泰民安”。“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忠、孝。对国家、对君王的忠，对祖宗、对父母的孝，制造的是对封建制度的向心力，所以，它也是维系封建秩序的粘合剂。一旦有人违背或偏离了这一基本道德准则，就会遭到谴责，造成你的负罪心理，让你承受精神的炼狱之苦。当曹雪芹在回首往事发现自己的某些行为违反了自己曾经接受的道德准则时，他的心理便负载着沉重的愧疚感。

在曹雪芹生平资料奇缺的情况下，要探讨他创作《红楼梦》时的愧疚心理，就不得不重视作品开端处作者的夫子细道。作者自云:

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识见，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衤夸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这种愧悔之情、负罪之感看来并非虚拟，而是实在地压抑着他的精神，笼罩着他的心理，并希求通过“编述”自己“半生潦倒之罪”聊以自慰，以校正自己的感情倾斜和心理失衡。难怪王国维先生从《红楼梦》这部大悲剧中得出了“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的结论。

可以看出，曹雪芹的悔罪意识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刺激:一方面是认为自己辜负了“天恩”，另一方面是认为自己辜负了“祖德”。第一回他借顽石之口曾表示由于“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而“自怨自愧，日夜悲哀”，其中包含着的就是作者老大无成的自我谴责，或者可以认为是后曹雪芹对前曹雪芹的“准自我否定”。弗洛伊德有一个观点，认为罪过感是人人都有的。随着人的年龄、阅历的增长，人的社会化程度就越高。而人的日见其高的社会化进程从内在心理机制的动态化考察，即表现为“超我”对“本我”的日益挤压并最终占据优势。“本我”即自由天性、本能欲求;而“超我”则是理性原则、公共规范。“超我”对“本我”的战胜与否定，必然导致人的悔罪感、罪过感。写作《红楼梦》时的曹雪芹，毕竟不是八十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即令他傲骨犹健，但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封建文人，恐怕也很难对家庭和个人的变故作出完全正确的解释。如果他认为自己早年那种“锦衣纨衤夸”“饫甘餍肥”的时日是“赖天恩”所获得，也不致使我们惊怪;然而，自己却“半生潦倒”、“无才补天”，为此羞对“天恩”，当然就要“自怨自愧”了。至于背负“祖德”，那更是一种直接而沉重的伦理情感的压迫。在宗法社会里，“不肖之子”可是个不小的罪名。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在《春柳堂诗稿》中说他“素性放达”，乾嘉时的经学家宋翔凤说他“素放浪”，曾被其父“钥空室中”三年，这些轶闻野史至少说明曹雪芹青少年时是个不守绳墨的人。《红楼梦》第三回写王夫人对刚进贾府的林黛玉说: “我就只一件不放心: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深知曹雪芹的脂砚斋在“孽根祸胎”处批道:“四字是血泪盈目，不得已、无可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联系作品中对“父兄教育之恩”与“师友规劝之德”的点滴追忆，我们不能否认，作者在写《红楼梦》时对他早年的放荡不羁、“背父兄教育之恩”是痛悔内疚的。同回中的《西江月》二首，是作者为宝玉画像:“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联系第一回的作者自白，我们认为这里不无曹雪芹的自嘲与苦笑，他举重若轻，把凝积心底的自责与愧疚，故作轻松之笔，以谑语出之。为什么“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在那艰厄万状中还要坚持创作《红楼梦》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恐怕有一点，就是要用“黄叶著书”传达自惭自悔之意，来向家国、君父负荆请罪吧?

另外，在这段自道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自责自贬的同时，曹雪芹身上还有一个显著的心理特征，就是谦卑，这是自恋的一般特征。从心理分析看，自恋者往往会“变得越来越谦卑，对象则变得越来越高贵，直至最后对象完全掌握了自我的自爱”④。曹雪芹赋予宝玉的“痴”、“呆”、“疯”、“傻”等怪癖，再加上宝玉又是“潦倒”又是“愚顽”，又是“腹内草莽”，又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种种自责、自贬，无不是曹雪芹内心谦卑的表露。与此同时，曹雪芹笔下的少女形象往往都是一些具有诗一般理想色彩的完美人物，仿佛是生活于尘世之外的圣洁的天使，“其行止识见，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一谦卑，一高贵，而作者恰恰是在这些高贵的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种未能达到的人格的化身。曹雪芹无意之中把她们作为一种满足自我的自恋性手段。俞平伯先生早在1954年就提出了“曹雪芹自比林黛玉”的考证结论⑤。确实的，林黛玉的精神气质与曹雪芹的人格情操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当宝玉爱黛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以肉体上享乐为目的，而以对方人格为恋爱对象的爱情，这种超凡脱俗的“意淫”，实质上就是曹雪芹自恋情绪的形象显现。

既自疚又自恋，既接受传统道德准则，又试图冲破道德约束，这是一种多么矛盾和痛苦的心态。然而，正是这种矛盾和痛苦，才使我们看到一颗更真实、更伟大的心灵。

谁解其中味　　———曹雪芹的孤独心理体验

《红楼梦》创作的第三个心理动机，是源于曹雪芹的孤独心理体验。

孤独体验是一种深刻而强烈的智慧内省，是个体生命与广泛联系的外部世界暂时中断联系而潜心考虑生命个体、生命意义问题时，所意识到的与他人无法重合的个别感、特殊感，是人的自我意识深化的一种心理反应。孤独体验的产生，依赖于渴望理解和沟通的强烈与这个渴望不能实现的矛盾。也可以说，只有害怕孤独的人才有孤独体验。在心理学看来，这是一种心理的失衡，是两种动机的冲突产生的痛苦。如果结合人生观来看，心理的失衡产生于:利他的人生理想得不到实现和肯定，而又不能转向为己的人生标准或放弃自己的个性和追求以与流俗合而为一。失去了价值观念的稳定，必定产生内心心理平衡的丧失。

曹雪芹就是这样的一位孤独者。他有与他人沟通心灵、交流感情的强烈愿望，咀嚼孤独并不是他所愿意，可以说是他最大的精神苦难之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种痛苦的呻吟，足以说明，无人理解是何等的孤独。然而，他的“一把辛酸泪”和满怀痴情并没有因无人理解就默默地、永远地带进坟墓。相反，正因为在现实中无法沟通，创作的冲动才倍加强烈。从创作心理上看，一个没有激情的人固然谈不上创作，而一个在现实中把激情发挥殆尽，心理充分平衡、充分宁静的人同样不会有创作的冲动。人的需要越是得不到满足，往往变得越加强烈，而从需要中产生的动机也越不可抑止。于是，身处孤独荒原却又渴望理解和倾诉的心理状态，便成了曹雪芹创作的最佳状态，“故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把自己的孤独体验自然而然地融入妙玉、黛玉、宝玉这三玉的形象创造中。

第五回《红楼梦曲·世难容》中的妙玉，由于“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使她体验到“天生成孤僻人皆罕”这种独异的存在，于是，她从红尘中逃离出来，希望在栊翠庵这孤独的氛围中求得精神的自由，保持气质的独异。“却不知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到头来依旧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璧遭泥陷”，最终陷入更深的孤独之中。《红楼梦三家评本》在此评曰:“妙人妙文，自叹息也。俯仰宇宙，谁是知音?”求知之难与感知之切，这是曹雪芹多么难以解开的一个情结。

当博大深沉的爱在同类中得不到肯定时，当与人类交流感情的欲望得不到实现时，曹雪芹便把眼光投向大自然:“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日望西山餐暮霞”，“野心应被白云留”!山川为友，花鸟为伴，暮霞为餐，白云为家，于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自然世界在《红楼梦》中出现了。当黛玉无意中被关在怡红院外，独自在花荫下悲戚之时，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花何曾有情绪，鸟如何有痴梦，看似无理，然而，它已经成了主人公孤独感情外化的对象，于是，无情的花鸟便有了人的灵魂、人的感情。我们从这新的艺术形象中可以想见黛玉那多少难以言传的苦情愁绪，可以想见曹雪芹那多少难以忍受的孤独无助:只有花为之溅泪，只有鸟为之惊心。于是，当黛玉“愁绪满怀无释处”而“独把花锄泪暗洒”时，她想到的就是“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给她带来的安慰，带来的同情，她也只有与花交流，对花泣诉:“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在第三十八回的《问菊》中，曹雪芹更是把自己的孤独体验之情借黛玉之诗移之菊花: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雁归蛩病可相思?莫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

《红楼梦三家评本》在此亦评曰:“起结处有望知音而不得，是作者问世意。”当孤独的曹雪芹感到知音难觅的时候，仿佛只有这“孤标傲世”的菊花才能了解他的愁绪，才能解除他的孤独。“莫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这是一种多么浓重的孤独感，而伴随这孤独的又是一种多么富于人情味的自然。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现象，可以说是补偿功能和调节机制在起作用。失去了人类的爱，就向自然索取爱并给自然爱;人不爱我，我爱自然。在与人类的交往中失去的心理平衡，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或许能够重新获得。

然而，如果只有为孤独而咀嚼孤独，那就不是曹雪芹了。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超越孤独，能够在孤独体验中同情人类的不幸遭遇，并进而上升为一种只有形上意味的对整个宇宙的哲理性感受，对永恒的人生之谜的探索。

人生活在世界上似乎有两个家。一个是社会，如果被社会这个大家庭所遗弃，他就会像孤儿那样感到孤独。但此时他还可以走到自然宇宙这个家中去，如果在这个家中他感到爱和温暖，那么，他会忘却社会性的孤独体验。但天地浩茫，光阴似箭，在天地无边的空间里，个体是那么微不足道;在宇宙不尽的时间中，个体的生命是那么短暂。对这种渺小和短暂的内心体验，就是宇宙性的孤独感，它集中反映在个体的时空意识上。

第五十八回，当宝玉病后去看黛玉时，发现杏花全落，已结小杏———

因想到:“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山因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山因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正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到:“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这里，自然界的花鸟并没有给宝玉孤独的心灵带来慰藉，他在大自然这个家中并没有感到爱和温暖;相反，他看到的是无情的岁月之流，带去阳春，飘去娇花，更使美容枯槁，乌发成雪;他推想的是春归会再至，花落能重发，而青春却一去不复返。又如第七十八回，宝玉听到宝钗已搬出大观园后:

怔了半天，因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咋日好似改作凄凉了一般……门外的一条翠樾埭上，也半日无人来往，不似当日……又俯身看那埭下之水，仍是溶溶脉脉的流将过去。心下因想:“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去了司棋、入画、芳官等五个，死了晴雯……大观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

显然，这种迷惘感、失落感，已远不只是个人家庭破败的感叹，也不只是具体肤浅的怜香惜玉的表现，而是一种属于众多人的痛苦，是个人在无穷无尽的自然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面前，感到人生有限、天地无情的痛苦，这是人类最根本的孤独。一个深刻的孤独者，就是在这超越时空的层次上感受人生和宇宙，关心生命和存在。

叔本华在《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中云:“尽管人生如梦、光阴似箭，尽管生存的漂浮感和人生的无尽之谜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来，但是，每个人并未对此作出持续不断和锲而不舍的哲学沉思，而只有少数极为例外的人才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曹雪芹就是这“极为例外的人”中的一个，因此，他“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⑥，从而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从不思考有关个人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的创作态度。可以说，正是曹雪芹这种超越时空的永恒体验，才成就《红楼梦》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注释

①转引自福建师大中文系资料室编《文艺心理学资料》第307页。

②引自张芸译《狄金森诗钞》。

③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43页。

④《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

⑤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第361页。

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