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维昭

我曾经指出，索解“本事”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解经方法中的一种，本事解经模式的一大动机就是防止释义的发散性、解释性，确保释义的封闭性，确保不同阅读主体对经典形成一致的理解。尽管一些研究者（特别是今天的研究者）把本事注解模式或诗歌纪事模式当作搜求文献的独特途径，但是，这一模式的原初出发点却是从属于注经学的［1］。

史官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导致了其他非史官文化形态纷纷向这一中心趋近。史官文化在历史撰述方面有一个重要的信念：史述必须实录，在实录中寓褒贬（即春秋笔法）。

由于史述行为是由个体去完成的，个体的主体性改变了史实的性质，所以任何史述都不是实录。但是，这样的观念只有到了现代阐释学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中国传统史学毫不动摇地坚守着实录信念，执著地追求可以寓春秋笔法于实录之中的史述境界。这种境界在文学批评中被描述为“史笔”。在这种境界的感召下，文学创作界形成了“史诗”的传统。相应的，传统注经学追求还原本旨，“考索本事”成为还原本旨的重要途径。这种解经意向与价值取向在文学批评界形成了“史笔”的评价标准和“本事注经”的解读范式。

自孟的《本事诗》出现之后，中国的诗歌批评史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本事诗现象”，此后历代都有本事诗作品问世。纪昀认为，本事批评是建安黄初以来文学批评界五大批评模式之一［2］。本事注经方式也渗透到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当中。把历史本事作为表象进行艺术运思，成了不少文人进行小说创作的独特方式。小说本为叙事之书，按照传统注经学的说法，作者的意向是明确的。但是，由于一些小说采用了独特的方式去伪装历史事实，于是，挑明“本事”就成为小说批评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红学中的索隐研究的中心任务即是索解《红楼梦》中的历史本事，它与红学同时诞生，即在脂批中已经出现。其索隐从理念、方法和框架上走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致说来，可以分为4个阶段：（1）萌芽期（1754—1901年）；（2）第一个高峰期（1902—1949年）；（3）海外兴盛期（1949—1978年）；（4）多元时代的全面兴盛期（自1978年至今）。

一、索隐红学的萌芽

脂评是红学的总源头，脂评的索隐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谐音方法训读《红楼梦》人名的寓意，二是提示《红楼梦》的历史本事。

脂评对《石头记》的“史笔”揭示在很多脂本中都不时出现。如“嫡其实事，非妄拟也”（甲戌本第二回批语）、“此语余亦亲闻者，非编有也”（庚辰本第六十三回批语）、“一段无伦理信口开河的混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庚辰本第二十五回批语）等。《石头记》的评者不仅与作者一同经历或见证这部书所关涉的历史本事，而且还参与了这部具有春秋笔法的作品的制作。脂评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阐释维度：还原《红楼梦》的历史本事、揭示人物姓名的寓意。

戚蓼生承接脂砚斋等对《红楼梦》的史传文化背景的强调，把史学视界引入了《红楼梦》的批评之中，以史学中的最高撰述原则“春秋笔法”对《红楼梦》的写作方法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迂乎！

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有两溪，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寸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3］
这篇序文实际上是在阐明《红楼梦》符合史学的最高原则：皮里阳秋。既然如此，那么，最好的解读《红楼梦》的方法即是本旨还原的注经方法，“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这“一心”即是捕捉“作者微旨”和“此书弦外音”。戚蓼生这篇序文可以视为索隐红学的第一篇方法论总纲。

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1794年）是红学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索隐专论。他不仅热衷于索隐，而且对索隐的学理依据进行了阐发，他说：“阅《红楼梦》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贵心细，尤贵眼明。当以何义门评十七史法评之。若但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法评之，浅矣。”［4］他要以清代著名学者何焯评十七史的方法去评《红楼梦》，认为如果像金圣叹那样仅仅以文章学或小说学的方法评《红楼梦》，则是肤浅的，把《红楼梦》当作小说，那是小看了《红楼梦》。只有把考证方法引入到对《红楼梦》本身的批评上，才是高明的。只有考索《红楼梦》中所隐之历史本事，才是深刻的读法。对于一位索隐者来说，在知识构成上有比小说批评者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通今博古，熟谙文献典故。“倘十二钗册、十三灯谜、中秋即景联句，及一切从姓氏上着想处，全不理会，非但辜负作者之苦心，且何以异于市井之看小说者乎？”①他对《红楼梦》的诸多人物事件进行索隐，如指“黛玉”之取名本自白居易《咏新柳》诗：“须教碧玉羞眉黛，莫与红桃作麴尘。”该诗题旨是咏柳树，而“柳”是与“曹”有关系的，如柳敬亭本姓曹，而“曹”字在写法上又与“林”相关，所以这首《咏新柳》也与“林”有关，则此诗中已隐藏着“林黛玉”3个字。这里，周春所使用的方法在后来的索隐红学中被概括为“分身法”、“合身法”、“转换法”等等。连一些从事实证的研究者也受其影响②。此外还有六书方法，他说：“十二钗册多作隐语，有象形，有会意，有假借，而指事绝少，是在灵敏能猜也。若此处一差，则全书皆不可解矣。”［4］

可以说，索隐红学的重要方法，周春都已经用上了，此后的索隐红学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些方法，只是进行优化、丰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