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指出，索解“本事”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解经方法中的一种，本事解经模式的一大动机就是防止释义的发散性、解释性，确保释义的封闭性，确保不同阅读主体对经典形成一致的理解。尽管一些研究者（特别是今天的研究者）把本事注解模式或诗歌纪事模式当作搜求文献的独特途径，但是，这一模式的原初出发点却是从属于注经学的［1］。

史官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导致了其他非史官文化形态纷纷向这一中心趋近。史官文化在历史撰述方面有一个重要的信念：史述必须实录，在实录中寓褒贬（即春秋笔法）。

由于史述行为是由个体去完成的，个体的主体性改变了史实的性质，所以任何史述都不是实录。但是，这样的观念只有到了现代阐释学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中国传统史学毫不动摇地坚守着实录信念，执著地追求可以寓春秋笔法于实录之中的史述境界。这种境界在文学批评中被描述为“史笔”。在这种境界的感召下，文学创作界形成了“史诗”的传统。相应的，传统注经学追求还原本旨，“考索本事”成为还原本旨的重要途径。这种解经意向与价值取向在文学批评界形成了“史笔”的评价标准和“本事注经”的解读范式。

自孟的《本事诗》出现之后，中国的诗歌批评史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本事诗现象”，此后历代都有本事诗作品问世。纪昀认为，本事批评是建安黄初以来文学批评界五大批评模式之一［2］。本事注经方式也渗透到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当中。把历史本事作为表象进行艺术运思，成了不少文人进行小说创作的独特方式。小说本为叙事之书，按照传统注经学的说法，作者的意向是明确的。但是，由于一些小说采用了独特的方式去伪装历史事实，于是，挑明“本事”就成为小说批评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红学中的索隐研究的中心任务即是索解《红楼梦》中的历史本事，它与红学同时诞生，即在脂批中已经出现。其索隐从理念、方法和框架上走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致说来，可以分为4个阶段：（1）萌芽期（1754—1901年）；（2）第一个高峰期（1902—1949年）；（3）海外兴盛期（1949—1978年）；（4）多元时代的全面兴盛期（自1978年至今）。

一、索隐红学的萌芽

脂评是红学的总源头，脂评的索隐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谐音方法训读《红楼梦》人名的寓意，二是提示《红楼梦》的历史本事。

脂评对《石头记》的“史笔”揭示在很多脂本中都不时出现。如“嫡其实事，非妄拟也”（甲戌本第二回批语）、“此语余亦亲闻者，非编有也”（庚辰本第六十三回批语）、“一段无伦理信口开河的混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庚辰本第二十五回批语）等。《石头记》的评者不仅与作者一同经历或见证这部书所关涉的历史本事，而且还参与了这部具有春秋笔法的作品的制作。脂评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阐释维度：还原《红楼梦》的历史本事、揭示人物姓名的寓意。

戚蓼生承接脂砚斋等对《红楼梦》的史传文化背景的强调，把史学视界引入了《红楼梦》的批评之中，以史学中的最高撰述原则“春秋笔法”对《红楼梦》的写作方法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迂乎！

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有两溪，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寸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3］
这篇序文实际上是在阐明《红楼梦》符合史学的最高原则：皮里阳秋。既然如此，那么，最好的解读《红楼梦》的方法即是本旨还原的注经方法，“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这“一心”即是捕捉“作者微旨”和“此书弦外音”。戚蓼生这篇序文可以视为索隐红学的第一篇方法论总纲。

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1794年）是红学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索隐专论。他不仅热衷于索隐，而且对索隐的学理依据进行了阐发，他说：“阅《红楼梦》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贵心细，尤贵眼明。当以何义门评十七史法评之。若但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法评之，浅矣。”［4］他要以清代著名学者何焯评十七史的方法去评《红楼梦》，认为如果像金圣叹那样仅仅以文章学或小说学的方法评《红楼梦》，则是肤浅的，把《红楼梦》当作小说，那是小看了《红楼梦》。只有把考证方法引入到对《红楼梦》本身的批评上，才是高明的。只有考索《红楼梦》中所隐之历史本事，才是深刻的读法。对于一位索隐者来说，在知识构成上有比小说批评者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通今博古，熟谙文献典故。“倘十二钗册、十三灯谜、中秋即景联句，及一切从姓氏上着想处，全不理会，非但辜负作者之苦心，且何以异于市井之看小说者乎？”①他对《红楼梦》的诸多人物事件进行索隐，如指“黛玉”之取名本自白居易《咏新柳》诗：“须教碧玉羞眉黛，莫与红桃作麴尘。”该诗题旨是咏柳树，而“柳”是与“曹”有关系的，如柳敬亭本姓曹，而“曹”字在写法上又与“林”相关，所以这首《咏新柳》也与“林”有关，则此诗中已隐藏着“林黛玉”3个字。这里，周春所使用的方法在后来的索隐红学中被概括为“分身法”、“合身法”、“转换法”等等。连一些从事实证的研究者也受其影响②。此外还有六书方法，他说：“十二钗册多作隐语，有象形，有会意，有假借，而指事绝少，是在灵敏能猜也。若此处一差，则全书皆不可解矣。”［4］

可以说，索隐红学的重要方法，周春都已经用上了，此后的索隐红学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些方法，只是进行优化、丰富而已。

此外，关于《红楼梦》的历史本事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乾隆年间的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说，曹练亭之子雪芹撰《红楼梦》，小说中的大观园的历史原型即他的随园。乾隆时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对《随园诗话》进行批点，认为：“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5］。在“明珠说”与“傅恒说”两种本事索隐的说法中，“明珠说”更多地被引用、引申［6］。裕瑞则提出“曹家本事说”，认为小说中的宝玉是作者的叔辈，元、迎、探、惜四春是隐寓其姑辈［7］。

二、索隐红学的第一个高峰

19世纪末，在康有为的倡导下，今文经学兴盛，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学风，20世纪初的红学中出现了功利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的感召下，人们试图对古典小说进行社会政治阐释，吴沃尧说：“近日忽有人创说蒲留仙实一大排外家，专讲民族主义者，谓《聊斋》一书所记之狐，均指满人而言，以‘狐’、‘胡’同音也。故所载淫乱之事出于狐，无非其寓言云云。若然，则纪晓岚之《阅微草堂笔记》所载之狐，多盘踞官署者，尤当作寓言观矣。”［8］狄平子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愤满人之作，作者著如此之大书一部，而专论满人之事，其间大有深意［8］。眷秋认为《红楼梦》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它记录着清代之秘史，事迹人物，全有着落，正文“当日地陷东南”6字实指明末南都之陷落。以此推之，则所纪皆福王被虏以后诸事。“故甄士隐出家时，曲中又有‘从此后真方唱罢假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等语，叹腼颜事仇者之无耻也。呜呼！异族之辱，黍离之痛，所感深矣！”［9］反满的革命思想借着传统的索隐方法而得以表达。

这样的索隐诞生于反满民族情绪高涨的晚清，其政治功利主义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大规模的、集中的索隐却要等到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的出现才形成。

1916年，《红楼梦索隐》一书出版，它采用评点的形式，对小说一百二十回中有隐可索的地方进行索解，把索隐附在小说的正文中，与小说正文一起流传。从此，关于《红楼梦》的索隐基本上都采用了相当的规模，力图构成自圆其说的体系。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也于1916年在《小说月报》第7卷第1～6期上连载，1917年正式出版。出版之后，在阅读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形成了索隐红学的第一个高峰。

在《红楼梦索隐提要》中，王梦阮把他的《红楼梦索隐》的基本宗旨、观点、方法都作了提纲挈领式的陈述。他认为：“看《红楼》须具两副眼光，一眼看其所隐真事，一眼看所叙闲文。两不相妨，方能有得。拘拘于年齿、行辈、时代、名目，则失之远矣。”［10］王、沈之后的一切索隐红学都是在这一模式下操作的。虽然每一位索隐者对所隐的“真事”有着各自独特的索解，但都遵循着王、沈所建立的解读方法论。这个模式的要点有二：一是读者须有两副眼光，二是两副眼光各不相妨。

王梦阮明确指出《红楼梦》的影射采用了“或数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数人”的方法，这可以说是索隐红学发展史上首次明确表达了“分身法”与“合身法”的观点。此二法是索隐红学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它实现圆满解说、实现多重转换的基本方法。“书中代情僧者，不止宝玉一人，而宝玉为大主脑；代小宛者不止黛玉一人，而黛玉为大主脑。”［10］这就是后来索隐者所说的“合身法”。贾赦、邢夫人、贾政、王夫人4人之名姓合成“摄行政王”4字，这也可以视为“合身法”的结果。王梦阮又指出，“书中写宝玉，亦有时兼指辟疆。”宝玉可以分别影射清世祖和冒辟疆，王梦阮称之为“梨园演剧法”，后来的索隐者则称之为“分身法”。至于黛玉，黛玉为未嫁之人，小宛为两嫁之妇，并不吻合。但是，王梦阮说：《红楼梦》的作者以6个人物分写小宛，“《红楼梦》好分人为无数化身，以一人写其一事，此其例也。”［10］这6人便是秦可卿、薛宝钗、薛宝琴、晴雯、袭人、妙玉，加上黛玉，则是7人。自作者的角度看是“分身法”，自索隐者而言则是“合身法”。可见，有了“梨园演剧法”（“分身法”和“合身法”）之后，索隐的结论一般来说都可以达到自圆其说的效果。

蔡元培进行《红楼梦》索隐之日，正是全国排满反清情绪高涨之时，所以他的“本事”确认就朝着反满的方向进行。蔡元培之阅读《石头记》，与他倡扬民族主义的反满清政治倾向密切相关［11］。反满清的政治倾向成为他阅读《石头记》时的心理定势。于是《石头记》语言的隐喻性在他的理解中统统指向反满清的政治之维。蔡元培以其独特的身份、怀抱排满的目的而进行索隐，其《石头记索隐》把当时的排满革命情绪作了一次集中的表达，故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事实上，从索隐红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从索隐方法的成熟、全面来看，他的《石头记索隐》还不能与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相比，也不能与此后的邓狂言等人的索隐相比。

蔡元培进行《红楼梦》索隐之日，又正是胡适大肆倡扬实验主义、科学主义、考证方法之时。所以他的索隐被胡适当作弘扬科学考证方法的绝好祭品，胡适以犀利乃至近乎刻薄的语言对蔡元培等的索隐红学所进行的抨击，遂为此后的红学史论者所普遍认同。

在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进行索隐的前后，还有其他人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在胡适对索隐红学进行猛烈轰击之后，索隐红学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后出转精。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一书采用了逐段评点的形式，逐段进行索隐。在索隐的具体方法上，邓著不求助于周密的转换方法、转换程序，而是采用“甲即乙”的直解方式。邓狂言认为《红楼梦》原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曹雪芹得之，对它进行增删，进行一番“隐”的功夫。《红楼梦》为顺、康、雍、乾诸朝之影射［12］。阚铎对《金瓶梅》、《红楼梦》两书进行比较，索解方法甚是有趣、别出心裁，比较的内容包括两书之僧尼、皇亲、王姓、官、造屋与卖药、做生日出殡、官吏卖法、扶正、叙事章法、词曲等。他以心理象征解释《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关系，把《红楼梦》当成《金瓶梅》性描写的伪装［13］。寿鹏飞认为《红楼梦》是“明代孤忠遗逸所作”，是一本“康熙季年宫闱秘史”，影射胤祯诸人夺嫡的史实。宝玉是传国玺，林黛玉的“林”字是指康熙的36个儿子（“林”字拆成十八加十八），袭人是龙衣人［14］。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一书写于1934年，在民族存亡之际，他感觉到“《红楼梦》为民族革命文书”。他频繁地使用“分身法”：“傻大舅笑谈真武庙假墙，一为点明画蔷之为画墙；二为讥笑明末边墙之不固，暗写洪吴诸人；三为实写康熙不修边墙一事云。”一事可以分影三事。人物则可以一人分影二人或二人合影一人：前半部甄宝玉影宏光帝，与贾宝玉影胤　相同，下半部的甄宝玉则影永历，“所以说出显亲扬名著书立说言忠言孝立德立功一片语绝非宏光所能讲。”［15］湛卢于1947年8月至10月间在北平的《北平时报》上连载了《红楼梦发微》的系列文章，基本的观点是《红楼梦》是一部拥护明朝、反对清朝的民族小说。

这一时期的索隐红学虽然不能如考证红学那样独占鳌头，却也可以说是尽领风骚了。

三、海外索隐红学

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在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的大量严密考证面前败北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出现，在红学史上不仅被视为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而且被视为索隐派衰落的标志。然而，导致蔡元培时期的索隐派红学败北的原因，究竟是索隐方法丧失生命力，还是该时期索隐方法的不成熟？是值得辨析的问题。

1949—1978年，索隐红学在中国大陆被定性为唯心主义，基本上销声匿迹。但在海外却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后来的索隐派红学专著在方法上已远比蔡元培时期成熟、全面，尤其是在整体把握上注意各条索解不相矛盾，力求无懈可击。《红楼梦考释》的作者、台湾杜世杰说：“研究红楼，要像求证几何一样，要从各个角度去求证，例如设宝玉扮演帝王，必须求证其父母为帝王皇后，其祖父母为帝王太后，其妻妾为后妃，其兄弟为阿哥亲王，其姊妹为格格公主，其奴仆为侍儿太监，住处为皇宫，戴的是皇冠，穿的是龙袍……这一切若都吻合，而仍不信宝玉扮演帝王，那也真是难矣哉了。”［16］

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特点是充分利用文献考证方面固有的和最新的成果，以之为新索隐的基础，使得其索隐更加精致。索隐者有一些是在文献考证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如周汝昌、潘重规等。也可以说，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一大特点是：把本事考证建立在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之上，尤其是新发现的曹学资料和版本资料。潘重规认为《红楼梦》里蕴藏着一段民族沉痛，此书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血泪结晶［17］。这种索隐的产生与潘氏立足台湾、面对大陆而坚守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相关。

海外的索隐红学中最为讲求方法之圆浑的是杜世杰。杜氏于1971年出版《红楼梦悲金悼玉实考》一书，该书经修订，于1972年以《红楼梦原理》为书名进行重印。后又进行修订，以《〈红楼梦〉考释》为书名，于1977年自印。该书第2篇“《红楼梦》的组织和读法”专门阐述索隐派红学的方法论，阐述了索隐红学的主要方法：谥号命名法、谐韵添字法、拆字法。更重要的还有“两面像”法：“红楼人物都具有两面像，有时演真方，有时扮假方。也有时扮男，又有时演女。”［18］一人而具真、假、阴、阳4种属性。其实也就是“分身法”与“合身术”。
考证派红学的攻击，使索隐派红学明白自己的弱点所在，进而以各种方法使索隐工作更灵活、更能“消除一切矛盾”。从解谥法到谐韵添字法、拆字法，再到一手二牍法，经过了多次的转换。每一个转换，都遵循一定的法则，体现了某种合理性，要说索隐派“全是务虚”，则不符合实际。每一个转换都是实的，但用以转换的工具则建立在假定性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转换之后，其索解出来的结果则已看不出与《红楼梦》原文有什么血缘关系。

四、索隐红学的多元化

1978年以来的索隐红学出现了新的变化，变化之一是索隐者充分利用关于曹寅家世研究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考证红学的成果，有些研究者本身即是在这些方面有深入研究的，如周汝昌、李知其等，所以这一时期的索隐红学与曹学出现了难解难分的局面。这些索隐者往往既可归入索隐派，也可归入“新红学派”。变化之二是这一时期的索隐者（如赵同、李知其）公开声称索隐红学的智力游戏性质。变化之三是这一时期的一些索隐红学与大众文化合流，强烈的消费性推动着索隐红学的大量涌现。

（一）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

以往的索隐红学大都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也拒绝把《红楼梦》与曹家本事联系起来。这一时期的很多索隐者也是如此，如李知其等。但是，另一些研究者把曹学的新成果运用到对《红楼梦》的索隐上，把《红楼梦》本事与曹家联系起来。而曹学中本来就存在“曹、贾互证”倾向，这种倾向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索隐。索隐红学与曹学的合流正是水到渠成。于是索隐红学便出现了一种新面貌。

以前的《红楼梦》索隐所索出的“本事”是顺治帝与董小宛（王梦阮、沈瓶庵），接着是康熙朝政治（蔡元培）。霍国玲等的《红楼解梦》则索解为雍正朝雍正帝与曹天佑之间的关系。霍著充分利用“自传说”，利用胡适以来红学界对于曹雪芹身世与家世的研究成果，把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作为《红楼梦》的本事［19］。

索隐红学与曹学的合流之极境出现在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中。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可以归结为两大还原：一是还原《红楼梦》的历史本事，二是还原《石头记》的原本面貌。自1947年周汝昌开始涉足红学，这两大还原便贯穿了他一生的研究。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两大还原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大陆，由于学界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峙模式作为衡量与评估的尺度，索隐方法被列入“唯心主义”方法之中，于是，以“影射”为表述的索隐红学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周汝昌在1976年修订《红楼梦新证》时删掉了1953年版的“新索隐”一章，并把初版中大量的索隐表述删改掉。索隐红学以更加隐蔽的形式顽强地生存着。后来他在复兴“自传说”的时候，曾这样表白自己的心态：“说是修改，其实也只是字句枝节上的变动，修补一些年轻时候所写的过分幼稚荒唐的地方。全书存在的中心问题是主张‘自传说’，全部各章各节，都是从这个错误观点出发，拱卫着它，简直成了一个‘体系’。我想过的，这种东西，如要修改，只能整个弃如敝屣，重写一部全新的书。”［20］他说：“我那拙著仍然是‘主张自传说’，并未也根本不曾打算‘修’掉。”［21］1978年之后，周汝昌发表了一系列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如《〈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双悬日月照乾坤》等。这些文章受到了红学界的广泛批评。但是红学界的批评并不深刻。周汝昌的这些文章已经不能用索隐红学、考证红学、曹学、探佚学、脂学、版本学等来归类，这些文章是所有这些“学”的融会贯通。周汝昌潇洒地游刃于各“学”之间，令人瞠目结舌而难置一词。不是批评者力拙气短，而是批评者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走的正是周汝昌的路子，只不过他们只能窥见周汝昌的一面，而不能统观其整体。

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一文中，周汝昌把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熔化于一炉之中，把关于作者、版本的考证与“历史本事”的考证交融在一起。至此，索隐与考证再也难解难分。这篇文章所运用的材料，有一部分是很多研究者所常见常用的，但他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和出重金延请文士（以程伟元、高鹗为代表）、为他续补《红楼梦》，然后将伪续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进呈乾隆皇帝［22］。周汝昌的这种索隐是建筑在大量的可信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在确证乾隆皇帝读过《红楼梦》、和熟读过《红楼梦》这一点上，周汝昌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尤其是引用了和本人的诗集，从而为他那个惊人的结论构筑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基础。而他在材料之间的过渡则全凭“悟”性的自由翱翔。这是一篇考索并用、以考带索、有索必考的典范之作。

至此，索隐红学达到一种透彻玲珑、浑然成熟的境界。

此外，同样呈现索隐与曹学合一趋势的还有台湾王关仕的系列论著③［23、24］、邱世亮的《红楼梦影射雍正篡位论》［25］、中国大陆冯精志的《曹雪芹披露的故宫秘闻》［26］、周梦庄的《红楼梦寓意考》［27］、柳存仁的《宝玉和顺治皇帝——清初的政治、宗教和文学》［28］、郭卫的《红楼梦鉴真》［29］、孔祥贤的《红楼梦的破译》［30］、秦淮梦的《〈红楼梦〉本事编年新探》［31］等。

（二）索隐红学的新定位

此前的索隐红学基本上都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严肃的考证。这一时期的索隐红学同样坚持这一立场，但同时，一些研究者则公然声称：索隐即是猜谜。赵同的索隐专著即名为《红楼猜梦》［32］，李知其的索隐专著则题为《红楼梦谜》。在他们看来，猜谜与考证并不矛盾，相反，猜谜即是一种考证。

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首先以一副索隐姿态出现的是许宝骙的《抉微发隐，共话红楼》的系列文章，它们于1982年在《团结报》上连载。其时的理论界虽摆出一种容纳多元的姿态，但索隐方法在上一时期实在是被批得臭名昭著，此时的理论界依然无法接纳。其实，许宝骙的索隐从内容上来说并不新颖，手法上跟以前的索隐红学相比更是显得粗简，但它是中国大陆经过“昨夜西风凋碧树”之后新一轮的肇始者，故也成了一个有目共睹的对象。

李知其的《红楼梦谜》把索隐研究与版本研究结合起来，为其索隐研究建立牢固的基础，尽管李著大量采用王梦阮、沈瓶庵的观点，但版本考证和红学史视野赋予它的索隐以一种特别的外观。该书上篇为第一章“《红楼梦》角色猜谜举例”，下篇包括第二章“《红楼梦》事物猜谜举例”、第三章“《红楼梦》面面观”和第四章“‘红学’的议论”共三章，续篇为第五章“《红楼梦》百二十回一贯藏谜猜小”，二续为第六章“对‘新红学’基础论述质疑”。这里有正面的索隐研究，有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有对红学史上各种流派的得失之研究。但无论哪一个方面，该书都是以索隐为核心，把所有相关问题与这一核心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上篇中，李知其提出了“正射”、“副射”、“偶副射”的索解方法。他说：“《红楼梦》第五回说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封橱上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又有金陵十二钗副册和金陵十二钗又副册，意在暗示书中人物有正射、副射和偶副射。”他的根据是：“射字作射箭用时读去声；但作射覆用时可以读入声，音绎。诗韵入声十一陌里就有一个‘射’字；册、射、绎都同属十一陌。”正射、副射和偶副射的具体内容是：

小说里的某一角色可能影射几个不同的历史人物，分别以正射、副射、偶副射的姿态出现，就像戏台上一样，稍加化妆便可兼演别个角色。小说里若干角色又可以合力影射某一个历史人物，戏台上也是一样，有些武艺动作做不来也可找替身的。……《红楼梦》对角色的影射有时是两射一覆，有时又可以两覆一射，而不必似数学涵数那样有一对一的映象。……所以我们不必执著于一个角色只限影射一个历史人物的习见标准。④
上篇说薛宝钗的正射是顺治帝后，副射是洪承畴。

所谓的“两射一覆”和“两覆一射”，其实就是杜世杰所说的“两面像”法和“一手二牍法”，后来中国大陆霍国玲等人所说的“分身法”和“合身法”即是其另一种表述方式。他们的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其不受限制的语义转换确立学理上的依据。以这种方法把《红楼梦》索解成任何时空中的任何人物，都将可以收到“若合符契”的结果。

（三）索隐的文学化与大众消费化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人们开始相对宽容地对待各种研究方法，索隐方法虽然还是受到批评，但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被群起而攻之。换一个角度说，它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备受关注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推行，读者的口味成为文化生产最为重要的依据。读者就是文化生产的消费者，它左右着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回收、再生产、再销售、再回收这样的循环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一时期的索隐红学获得了勃勃生机。

同时，市场机制的切入，消费观念的强调，使得这一时期的索隐红学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文学性的加强，这种加强有时到了纵横恣肆的境界。它不受学术研究的规则约束，而受市场机制的支配。它已经不能满足“分身法”与“合身法”、“某某影射某某”的对应式枯燥单调的索解，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索隐者的想象，并把这种想象化为富于文学可感性的具体情节。它已经不能满足对《红楼梦》进行解构，它要把自己的索解通过文学想象而重新建构成一个新的文学文本。它强调观赏性、可接受性。而出版社、书商正是在这一点上捕捉“卖点”和商机的。

从索隐红学的研究者本身来说，其索隐的动机不一定是出于市场目的，但是，它的存在与发展、它的大受欢迎，显然只能在市场经济时代才能具备更充分的理由。这也是这一时期的索隐红学不是在学术界产生影响、而是在大众消费市场上备受欢迎的原因所在。它有时为高校的大学生所喜闻乐见，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学术界的被关注，而是意味着大学生的阅读品味正在向着大众消费的方面倾斜。

牟润孙曾声称，他不想走索隐派旧路线。但实际上，他的《论曹雪芹撰〈红楼梦〉的构想》一文仍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索隐文字。他说：

《红楼梦》是小说，小说中每个人物不能只是象征一个人，每一个小说人物，可能是好多实在人物形象的集合体。在贾府兴盛时，宝玉某些形象是象征皇帝，到贾家被抄，宝玉遭难，其形象就是李煦或曹{j2p107}家族中某些成员的象征。即在平时，曹雪芹笔下的宝玉，也并非时时象征皇帝，只是从住进大观园，一群女孩子围绕着他，和他与女人关系，这两项故事上说他象征皇帝而已。大观园在贾贵妃省亲时象征皇帝行宫，贾贵妃传谕令人住进大观园也有此象征。及至曹家被抄，则象征普通官员的园林而已。［33］

这其实就是索隐红学常用的“分身法”、“合身法”，只不过把索隐红学常用的“影”、“影射”等词换成“象征”这一具有文艺学色彩的词语而已。

在牟氏的索隐中，已经可以见到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的苗头：索隐的故事化、可读化。这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霍国玲等的《红楼解梦》的先声。

刘心武曾经提出“学术小说”的概念，创作了《秦可卿之死》［34］、《贾元春之死》等作品。所谓的“学术小说”实质上就是索隐红学的文学化，由一位小说家来进行红学索隐，其可观赏性显然要超过此前的其他红学索隐。在刘氏的“学术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索隐与探佚的合流，看到了索隐与探佚的二位一体。刘心武提出“学术小说”的概念，实际上是把《红楼梦》佚稿研究的成果以小说形式表现出来。

刘心武说，他对秦可卿这一形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即所谓的“秦学”，“并不完全属于‘探佚学’，也就是说，‘秦学’不仅要‘探佚’，也还要牵扯到‘曹学’、‘版本学’、‘文本学’乃至于‘创作心理学’等各个方面，它其实是‘红学’诸分支间的一个‘边缘学科’。”［35］刘心武这里所声称的“秦学”与“探佚学”的不同，只不过是与从事探佚研究者所认为的“探佚学”不同，而在实质上，他的声称恰恰揭示了“探佚学”的本质：融文献研究、作品研究与创作心理学于一炉。

刘心武说，他的“秦学”的探佚空间有4个层次：（1）探究未删改的那个关于秦可卿的文本究竟是怎样的；（2）曹雪芹的构思；（3）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构思；（4）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人文环境。这4个层次正是一切关于《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的一般运思方式，只不过探佚者从来不愿意公开或面对探佚过程中的创作心理学因素而已。

霍国玲等的《红楼解梦》在文献资料的查证上用力甚勤，而它在文学想象上也是极尽所能，只不过与正宗的文学作家刘心武相比，霍氏等的文学想象表现出鲜明的民间大众通俗文学的特点而已，霍氏如此展开想象：

……但14周岁一过，在香玉身上便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身量长高了，两腿修长，腰肢纤细；胸部丰满了，肌肤莹润，容光焕发；眼睛明亮了，清澈传神，深邃莫测。她周身透发出一股天然风韵，令人视而忘俗。［19］

如此天外作想的笔法，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考证学中索隐方法的范围，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它为大众消费所欢迎。

这个由考证成果加上文学想象而构成的索隐故事是通过种种“秘法”：分身法、合身法、谐音法、用典法、拆字法而实现的。

纵观250年的索隐红学史，可以说，索隐红学一方面切入了《红楼梦》与中国学术传统（尤其是经学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以经学旨趣对《红楼梦》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表意实践。如果认同索隐红学的游戏规则，就会觉得其乐无穷；如果拒斥其游戏规则，就会发现它的荒谬绝伦。

注释：

①这一类观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周汝昌关于《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与“新国学”的论述得到了另一种形态的继承、发挥。

②如赵风就把贾宝玉视为曹雪芹与脂砚斋的“合传”。

③见王关仕《红楼梦考镜》的系列文章，连载于台湾《国文学报》1982年第11期至1985年第14期。

④见李其的《红楼梦谜》，该书为非卖品，1984年由香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