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斌
在红学研究中, 版本研究也属最为复杂的课题之一。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的问世, 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开创了综合研究版本关系的先河。近年出版的郑庆山先生《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一书,便是这方面的又一部专著。但仔细阅读后, 沉思多日却甚感可惜,郑先生的许多基本论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故不避浅陋, 特撰文略抒己见, 以就正于郑庆山先生和有关专家。

一、“丙子三评本”质疑

郑先生认为, 立松轩本的前九回底本是丙子本。

立松轩本是指有正戚序本、蒙古王府本和南京图书馆藏戚序本的底本。丙子本是指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对清”的那个本子。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究竟产生过誊清本没有呢? 郑先生认为产生过, 根据有二: 一是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回前的另页附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 俟雪芹。”二是郑先生“从校勘中为丙子本找到了文字根据”, 即“一种颇特殊的异文”。“这种文字仅仅和甲戌本不同, 而为其余五本所共有”。①

笔者认为, 仅凭上述两方面的理由就断定丙子年产生过一个新的誊清本是很不科学的。理由是:

1、《红楼梦》第一回有言云:“空空道人⋯⋯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脂砚斋也明确交代:“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可见至乾隆十九年甲戌时,《红楼梦》的创作已初具规模, 至少前八十回已基本定型, 便是后三十回书, 留待处理的问题也不会太多(主要是分回和拟定回目)。否则, 甲戌本中的有关伏线的脂批就成了无的放矢, 如:《好了歌注》中的侧批多关系到八十回以后的故事情节; 甚至甲戌本中的有些小注都与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有联系, 如:“真。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 后不注”等等。因此,“甲戌抄阅再评”的底本当系一部全稿本, 后三十回书虽有进一步加工的必要, 但亦当在此次抄评之列。

甲戌抄阅的具体起始时间我们不清楚, 但抄阅这样一部近百万言的长篇巨著, 费时恐不会太短。具体花费了多长时间, 我们也不清楚, 但有资料可供我们参考:

现在, 我们已经知道“己卯冬月定本”和“庚辰秋月定本”并不是两次或两个定本, 而是一次定本工作的前后两个阶段, 这一点学术界已取得共识。从“己卯冬”至“庚辰秋”这个时间跨度来看, 这次定本费时是两年左右。这次定本当然亦含有“抄阅再评”的性质。至于后三十回书, 当然亦在此次定本的计划之内, 可惜尚未抄入定本, 就“被借阅者迷失”了, 其“迷失”的时间当在“丙子对清”至“庚辰秋月定本”之间。那么,“甲戌抄阅再评”所花费的时间就当与“己卯——庚辰定本”的费时不会相去太远。

另外, 还有两件事值得我们注意:周汝昌先生当年从胡适之先生处借到甲戌本后, 曾作过录副工作。与其兄周祜昌先生合力而为,仅这十六回书, 花费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的整个暑假(详参《石头记鉴真·书后》)。冯其庸先生曾认真抄录过《庚辰本》, 从一九六八年年初开始直到一九六九年暮春方才完竣(详见冯先生《鮄石集》第445 页)。

可想而知, 况且脂砚斋当时抄评此书是何等的不易了。脂砚斋不可能把一年中的每一天都用在抄书上, 每一天中又不可能没有其它事情干扰, 脂砚斋是以一人之力抄评; 此外, 用朱墨二色套色抄写也更加费时间; 考虑初评眉批、侧批移入正文作双行批或改作总批的位置处理需花费时间; 抄阅时,“偶有所得”“即笔录之”更需花费时间, 等等, 脂砚斋不仅仅是为抄书而抄书的, 而是在“抄阅再评”。因此,笔者以为,“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无论开始于甲戌年的几月, 都是延续至乙亥末(1755) 或丙子初(1756) 才完竣的。这确为现实条件和时间所限, 决不能想当然地臆测。全书抄竣之后, 脂砚斋除继续进行评点外, 还将其抄本同底本(作者的手稿) 进行了复核, 对书稿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作了记录, 如: 第十七至十八回未分回的问题, 有关回目的拟定问题, 第七十五回缺中秋诗的问题, 等等。这才是“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 俟雪芹”这条附记的真正来历之所在。

由此可知,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对清”, 乃是“甲戌抄阅再评”工作的一个部分, 并不曾产生一个新誊清本, 这从时间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从脂砚斋本身来说也未必每评必抄——所以“三评”工作, 那也是在“甲戌原抄”上进行的, 今存甲戌本中脂批多而且密,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主要指眉批和侧批)。既然丙子年不可能产生过新誊清本, 那么,“立松轩本前九回底本是丙子本”的论断, 就不能成立。

2、那些“颇特殊的异文”并不是“丙子对清”时的产物, 而是在“己卯——庚辰定本”时产生出来的。郑先生却说:这批异文的出现, 很显然是乾隆十九年之后首先有一本对甲戌本作了一次小规模的修改。其修改文字为以后各本所因袭。因为文字改动不大, 故脂砚斋称之为“对清”。这个所谓“对清”本, 就是乾隆二十一年产生的丙子本。②

这里, 我们且不论这些修改文字出自谁手, 单说这次用以“对清”的本子就是个问题。郑先生说:“这个本子的存在与否真就无从考查了。”郑先生当然是相信丙子本的存在的, 但从甲戌到丙子中间仅一年之隔, 作者手稿应该尚在, 如他对文稿不满意, 只要在手稿上进行修改润色即可, 何必非要清抄一部呢?总之, 无论如何, 脂砚对清的目的是要让文本完善的, 岂能对而不清, 连甲戌本都不如?如:

①　甲戌本第一回, 那共四百二十余字的正文。郑先生承认那是因“抄录时书页重迭所致”, 那么, 脂砚在“对清”时不予对清, 究竟何故?郑先生又云:“己卯、庚辰两次写定, 始终辍而不补者, 非甲戌本实不在乎, 愚以为各存其独立面貌耳! ”③诚如郑先生所言,“丙子对清”岂不就是一次徒劳?

②　第二回回前总评, 除甲戌本外, 各本均混入了正文, 破坏了低格体例。“丙子对清”脂砚斋不可能连自己的批语与作家的正文都分不清楚吧?

③　甲戌本第二回,“成则王侯败则贼”一句,与庚辰本完全一样, 而己卯、立松轩二本则作:“成则公侯败则贼”。至少庚辰本未沿袭改文。

④　立松轩本第三回,“一双俊目”之“俊”, 显然是由己卯本“一双似目”之“似”讹改而来, 这哪里是丙子修改的因袭呢?“丙子对清”没对清出什么正确之处, 反而产生了更多的谬误?我们能看到的仅是文本本身存在的问题在传抄过程中的因袭。如果说有关文字的修改润色是“丙子对清”所为, 那么“己卯——庚辰定本”就当仅是抄了一抄, 何故要花费若许时光?

3、如果说丙子年有过誊清本, 相对于手稿本而言, 那时就该有两个誊清的副本了, 即使被“借阅者迷失”一个副本何妨?用仍存的一本补入即可, 畸笏何必浩叹不已, 曰:“迷失无稿”呢? 难道他们“圈内人”竟然相互不通消息, 或相互欺瞒不成? 这道理实在讲不通, 也难以令人信服。

二、关于立松轩本与己卯本

郑先生认为, 立松轩本的第十回至第四十回底本是己卯本。最典型的实证便是第十六回结尾一节文字的嬗变了——己卯本作:⋯⋯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没有错了的⋯⋯

立松轩本作: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民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别管他阳没有错了的

庚辰本作: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

很明显, 庚辰本的文字是完整无误的, 而立松轩本的文字正是由己卯本演变而来的。这与笔者的发现一样是不谋而合了; ④郑先生有更详细的论述⑤, 故不赘笔。

那么, 这个实证究竟能证明什么呢?郑先生说过:“现存己卯本为怡亲王府抄本。”⑥而且还说:“怡府本所据己卯本是否即己卯原本是值得怀疑的。”⑦这分明是说, 立松轩所据之底本即己卯原本。可是, 只要我们仔细审视一下己卯本的这两处空白缺文(见影印本312 页) , 就会发现: 第一处恰为十一字, 第二处恰为十字。这与庚辰本相应的文字恰正对榫。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正说明今存己卯本的底本文字与庚辰本一样完整, 否则, 它留空缺字绝不会如此奇巧。今存己卯本乃怡亲王府本的过录本(因其“祥”“晓”二字避讳不彻底、不统一) , 立松轩本文字与它尽管多有相仿和一致的情状, 充其量也只能说明二者关系甚密, 所据底本相类, 甚至说是一个; 也就是说它们都与怡府本有直接关系, 而与己卯本原本则关系甚远。如:
①　己卯本、立松轩本前三回, 均将“新闻”写作“新文”。原本或底本盖不会如此。

②　第十回, 己卯本第193 页行8,“告诉了姑奶奶”, 立松轩本完全同己卯本而异于他本。

③　第十七至十八回, 己卯本第315 页行8:大老爷瞧了或有不妥之处再行改造庚辰本、立松轩本全同己卯本, 夺漏八字。原文应是:大老爷已瞧过了只等老爷瞧了或有不妥之处再行改造夺漏原因也十分清楚, 误将后“老爷”二字作前“老爷”二字抄了去。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 那些己卯本夺漏, 而庚辰本和立松轩本不夺漏的文字, 如:

④　己卯本, 第159 页行9, 夺漏“扯是搬非”四字。

⑤　己卯本, 第202 页行7, 夺漏“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八字。

⑥　己卯本, 第215 页行5, 夺漏“如今才九月半还有四五个月的工夫什么病治不好”二十一字。等等。

郑先生的解释是这样的:

庚辰本虽然用己卯本做底本, 但是它在庚辰年又作过一次修改。⋯⋯只有全面比较有正本和庚辰本的文字异同, 才能不会误以为立松轩本的底本是庚辰本。⑧

可是, 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解决立松轩本的所有问题。如:

⑦　蒙古王府本, 第673 页行6—7:“第四出离魂”句下的双行批错乱作: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牡丹亭中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这与庚辰本的错乱完全相同。有正戚本却完全正确: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蒙本和戚本都是立松轩本的过录本。蒙本自然不可能是因袭庚辰本而误的, 但也不可能直接与现存己卯本发生关系而误。问题仍在立松轩本及其底本上, 而要想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必须综合考察己卯本、庚辰本和立松轩本的关系, 否则, 问题便永远悬而不解。庚辰本第1963 页行8,“成礼兮期祥”之“祥”, 作“　”, 显然是避讳, 这一点冯其庸先生早已指出过。⑨足可说明庚辰本的底本与己卯本一样是怡府抄本。立松轩本兼有己卯、庚辰二本的文字特征, 说明它的底本也是来自怡府抄本。明乎此, 立松轩本文字同于庚辰本而异于己卯本的问题, 或者同于己卯本而异于庚辰本的问题, 才能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

因此, 立松轩本的底本既不是己卯原本, 也不是今存己卯本,更不是庚辰本, 而是己卯、庚辰二本的共同底本——怡府抄本。

三、关于立松轩本和杨本

郑先生用了不小的篇幅来论证立松轩本的底本之一是杨本(也称梦稿本) , 即认为立松轩本的后四十回底本是杨本。bk而笔者的实际考察却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仔细比较这两个本子, 其文字规律有三: 一是两本夺漏一致,计四十七处; 二是立松轩本夺而杨本不夺, 计一百又一处; 三是杨本夺而立松轩本不夺, 计四十一处。从前两种情况看, 似可得出立松轩本的底本是杨本的结论, 但问题的关键是第三种情况该如何解释。

郑先生的解释是: 立松轩本“用的底本乃杨本的底本”bl。这样解释自然可以达到自圆其说的目的: 立松轩本和杨本在据底本过录时, 夺漏现象各自有别。然而问题仍然存在:

首先, 杨本就是杨继振藏本, 而杨本的底本则是另一回事, 何以竟能得出“立松轩本底本来自杨本”的结论? 用杨本称谓其底本是否合适?

其次, 如果郑先生的解释和称谓是可以认可的, 那么, 我们为什么不能同理得出相反的结论? ——杨本后四十回的底本是立松轩本。

综上所述, 认为立松轩本是由三种不同底本抄配而成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立松轩本自始至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第六十七回另当别论) , 仅将某些部分或某些文字进行比较, 以分析其来源, 这虽然很有必要,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把微观的比较和宏观的比较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关于立松轩本和靖本的底本

郑先生在考察立松轩本的过程中, 特意提到了靖应　藏本, 认为靖本之底本最早应亦系立松轩手中之物。他的证据及论述如下:在考察立松轩的批语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不同的本子和不同形式的批语里, 我们注意到批者都使用了“匪类”、“匪人”之类词语。我们首先在靖本的眉批中看见了它⋯⋯这“匪类”、“匪人”之类词语不见于“脂批”, 而为这三种本子(指有正本、蒙古王府本和靖本——引者) 的三种形式的批语所共有。⋯⋯如果我们再将上述批语与有正本或王府本第十六回回后总评(⋯⋯) 联系起来分析, 则完全可以认定它们都是出自立松轩之手。

依郑先生的论断, 立松轩后来至少有两个家藏抄本: 其一是自抄的立松轩本, 其一是靖本之底本。

可是, 这里面仍有问题值得我们思索:

第一、蒙府本中共有侧批七百二十四条, 其中与甲戌、庚辰、甲辰三本重出者计有八十六条, 余者六百余条郑先生认为大部分“是立松轩的劳绩”。bo关键问题是重出的八十六条侧批的来源。据法国陈庆浩先生的研究, 认为:从批语引用的正文和王府本不同, 批语位置颇有错失, 使人怀疑到王府本夹批或非原底本所有, 而是自别本抄的。郑先生谓靖本之底本为立松轩所有, 似乎为这个“别本”找到了着落。无论郑先生承认与否, 这些侧批的引文与立松轩本不同都是事实。它们不可能为立松轩本原有。如果说它们并非来自靖本之底本而是录自立松轩本的底本, 立松轩对正文竟是“边删改边抄写”, 而去“忠实”地抄录这些脂批, 这也有点儿太不合情理了。

第二、靖本第一回有这样一条侧批:佛法亦须偿还, 况世人之债乎。游戏笔墨。赖债者来看此句。甲戌本第一回也有这条侧批(文字稍异) , 恰好出现在石头幻形入世那四百二十余字的正文之中。靖本有此批, 它的底本亦有此节文字, 当然无可质疑。立松轩既然亲手抄过第一回, 面对靖本之底本中这节明显的夺漏文字, 怎么会视而不见, 不予校补?

第三、立松轩本的底本(即郑先生所说的己卯本) 第十六回和第十九回都有两处空白缺文。立松轩大概也亲手抄过这两回, 他不会不清楚, 靖本之底本作为“曹雪芹的早期稿本”理应完整无缺, 立松轩本却一仍其旧, 不据以校补, 又是何故?

第四、认真汇校甲戌、己卯、庚辰、有正、蒙府等本, 我们发现蒙府和有正二本还有一致的夺漏文字二百余处(包括因夺漏而产生的异文之处) , 这些夺漏亦当为立松轩本所有, 立松轩同样没有对这些夺漏据其所有之别本予以校正, 其原故何在?

从上述情况看, 立松轩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其所得之靖本底本。然而, 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立松轩苦心经营抄藏《石头记》, 说明他对这部伟作的极度偏爱; 他在其抄本中保留了大量的脂批, 说明他比较忠实于底本, 并十分敬重早于他的批书人, 就象张竹坡评点崇祯本《金瓶梅》一样。他细品其书, 感慨不已, 发于笔端, 更说明他对这部杰作的激赏。因此, 当他见到一部比他的抄本更加完善的本子时, 绝不可能仅仅购之, 并题书三四条批语, 却不据以复核他的自抄本, 便束之高阁了。相反, 他必然会象陶洙那样——见到甲戌、庚辰二本便据以过录脂批和校订正文——来校补自己抄本的各种不足。但是, 我们从立松轩本的传抄本中却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因此, 我们只能说立松轩当时就根本没有见到过除其底本之外的任何抄本。

再看靖本, 该本情况与立松轩本大不相同。其原名是《夕葵书屋〈石头记〉》, 据周汝昌先生考证, 夕葵书屋是乾嘉名士吴　(1755—1821) 的书斋名, 吴氏富收藏, 精校勘, 他抄藏的《石头记》应非一般常本bt。从现存的资料看, 他的藏本与甲戌本有着同等的地位和价值, 其本残存一夹条, 是他“精校勘”的力证。他生活年代较立松轩、戚蓼生为晚, 且立松轩本在现见的抄本中比重最大, 可见其流传之广, 吴氏有机会也有条件见到并借得这类传本, 并据以校补自藏本的不足之处。这很符合他的“精校勘”的特长, 或许他主要过录的是总评。

因此, 笔者认为, 不是靖本之底本为立松轩原有, 而是靖本的原藏主据立松轩本的传本校补过自己的《夕葵书屋〈石头记〉》。

五、立松轩本中有关批语是否脂批

这种批语计有三种类型: 一是总批, 一是侧批, 一是双行批注。总批中, 除与甲戌、己卯、庚辰本等重出外, 其余的总批郑先生认为多是立松轩所作。最典型的是第二回回前总批:以百回之大文, 先以此回作两大笔以冒之, 诚是大观。世态人情尽盘旋于其间, 而一丝不乱。非具龙象力者, 其孰能哉。双行批注, 主要见于有正戚本, 据郑先生统计共有三十九条,并经过认真研究, 结果是:“这三十九条批语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属于脂砚斋, 有十三条; 二类可以确定为立松轩的, 有二十条; 三类是一时难分彼此, 而更近于‘脂批’的, 有六条。”本文暂不讨论这类批注。

侧批, 除与甲戌、庚辰、甲辰等本重出者外, 余者郑先生认为亦多为立松轩所为。如:后百十回黛玉之泪, 总不能出此二语。天生一段痴情, 所谓“情不情”也。不知不觉先到大姐寝室, 岂非有缘。伏线千里。作签(谶) 语以影射后文。判断这些批语的谁属, 其第一焦点就是立松轩究竟看到过曹雪芹原作全稿没有。对此, 郑先生是这样叙说的:因为没有见过雪芹全书之人, 必不能写出这样的批语。这成了主张这些侧批是“脂批”的同志的主要根据。因为他们认为除雪芹、脂砚等圈内人是几乎没有观览全部书稿的可能的。事情总有例外, 立松轩看来是圈外人, 他居然很早就看到了全部“百十回”大书, 这有第二回的总评他指出的“百回之大文”为证。

“事情总有例外”的确不假。我们还可以找出确凿的史料来证明这种“例外”。富察明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题红楼梦》二十绝句后三首诗已言及八十回以后的情节, 并在小序中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 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惜其书未传, 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综观其作, 毫无“未窥全豹”之憾, 可见他读到的是曹雪芹全稿,“余见其钞本焉”说明他是圈外人, 是间接观览。再一个便是“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的爱新觉罗·永忠, 他更是圈外人。永忠的吊雪芹诗写于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 , 而且从内容上看, 他读到的仅是八十回的残本;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 畸笏有批曰:“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 便可证永忠次年读的是残本。再一个人就是墨香本人, 他是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氏兄弟的叔父, 又是明义的堂姊丈和同僚, 明义得观《红楼梦》与墨香也一定有着很大关系, 但是墨香似乎也不是圈内人。他能在书稿迷失的情况下借出书稿给永忠看, 可见他与圈内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他本人早已看过书稿的全部是毫无疑问的。

而立松轩呢?他何以竟能“很早就看到了全部‘百十回’大书”?郑先生说:但是他们毕竟是同时代人, 立松轩大概是从他的朋友那里得知了曹雪芹和脂砚斋先后亡故的消息。立松轩用的《石头记》, 自然也是来自他的亲友, 戊子年以前, 此书还纯粹是内部读物。他居然能够见到百回书稿, 可见他这亲友和曹雪芹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应该沿着当时和雪芹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线索来寻觅立松轩。

但是郑先生的论述仍未能彻底解决立松轩读过全部“百十回”书稿的问题。前文已说过, 立松轩据以过录的底本顶多不过是怡亲王府的原抄本。我们探寻立松轩也只能探寻到怡亲王弘晓那儿。据冯其庸先生考证, 怡亲王与曹家关系极不寻常, 可算得是“世交”了。但是弘晓借抄的本子却竟是一个还不足八十回的残本。立松轩盖不会比怡亲王更有面子罢。郑先生说立松轩“居然很早就看到了全部‘百十回’大书”, 这是缺乏任何事实根据的, 也很难令人相信。我们只能说立松轩根本就没见过“百十回”书稿的面, 他不具备写出那些批语的第一个条件。他抄藏此书的时间显然不会早于弘晓。
第二、如果那些批语确系立松轩所作, 他批阅的本子也必须是完整的“百十回”全本。否则, 他的那些有关八十回以后伏线情节的批语就成了无的放矢; 其所谓“百回之大文”、“后百十回”云云, 也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第三、假使立松轩的确读过“全部‘百十回’书稿”, 而及至其抄评时仅得到的是八十回残本。面对全璧破碎, 抚今追昔, 他竟然无一点感慨? 亦实于情理不合。

总之, 立松轩根本不具备写作这些批语的条件。立松轩本中的有关总批和侧批很可能是晚于立松轩的人据他本补配进去的, 并对立松轩本进行过重新整编。这些批语即使不是脂砚和畸笏所作,也当系圈内的其他人所作, 而绝不可能是立松轩。

六、抄本文字讹改衍夺的评判

郑先生在其著作中特列专章, 论证立松轩对其所用底本的正文和脂批进行过删改。郑先生说:立松轩作为自己的这部《石头记》的抄写者, 自然也应该是此书的整理者。⋯⋯戊子年以前抄写批评的松轩本, 显然不会由他人先将改笔写在别人的秘本上; 改动规模极大, 也不会由他人事先改在它纸上; 然后再由立松轩清抄。在这种特定情况下, 抄写者边删改边抄写倒是极其自然的。郑先生说立松轩等人为赶抄省时省事而删改过脂批, 笔者没有意见。但认为立松轩等人对其所用底本的正文也进行过有意的“大规模修改”, 笔者则不敢苟同。

拙见以为, 抄本中文字产生讹、改、衍、夺, 实乃无意识的偶然现象, 而不是抄写者的有意所为。当然有的改笔确实是出于对原著的不理解, 或出于实在的无奈等原故。现将拙见分述如后:首先说讹误现象。这种现象并不仅见于抄本之中, 即使在作者的手稿中也是常见而难免的。如:

①、己卯、有正、蒙府三本的前两回, 就有完全一致的讹误: 多将“新闻”二字写成了“新文”。甲戌本19 页B 面亦有一处同讹。

②、甲戌本第五回, 脂批“拆字法”均作“折字法”。

③、《红楼梦》手稿已不可得。特举《聊斋志异》手稿为证, 张友鹤先生曾作过仔细的分析研究, 蒲松龄手稿中笔误甚多, 足资我们参考。为省篇幅, 故俱从略。

其次是改笔现象。这种现象多与字形相近或字音相近有关。如:

①、己卯本第三回“一双似目”,立松轩本作“一双俊目”。

②、甲戌、己卯、庚辰第一回,“神瑛侍者”,立松轩本均作“神瑛使者”。另外一种改笔, 是由于抄手信笔书写而产生的, 将错就错又无损文意。如:

③、己卯本、梦稿本第一回(文字稍异) :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走了出来这人姓贾名化字时飞别号雨村者原系湖州人氏各本均作: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雨村原系胡州人氏己卯本和梦稿本是改笔, 其余各本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