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宝库；张焕琦；马振文
一、一件珍贵文物的发现

民间传说清代翰林学士王尔烈有一嘉庆皇帝御赐的传家宝，百数十年来，其子孙收藏甚秘，外间不知究竟为何物。伪满时，日本文化特务妄图攫取，曾许以二十顷土地和重修翰林府为代价收买，而未得逞。一九五六年四月，其六世孙王抚辰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主动将这件文物献给人民政府(现藏辽阳市文物管理所)。这原是王尔烈七十寿诞时，一些位高望重的人士共同赠送的一架屏风(以下简称《寿屏》)。王尔烈生于辽阳风水沟，四十五岁(乾隆三十六年)中二甲第一名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六年后为翰林院编修，校勘《永乐大典》的官员，参加《四库全书》馆工作，再后历任鸿胪寺少卿、通政使参议、吏科给事中、顺天府府承、提督学政、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等职。他博学多才，尤以诗文书法见长。当他七十寿诞之际，自有许多达官显宦、社会名流为之祝贺，贺礼中的这架屏风，极不寻常，为历来所罕见。《寿屏》为木框，铜折页连接九扇大屏，每扇高二百厘米，宽三十二厘米，只可依墙而立，立时首尾两扇向内曲，中间七扇平直，呈“凹”式。木框上下两端粘有透雕寿字和牡丹花纹饰，屏心以青紫细绢为地，寿字花绫镶边，首尾两扇的绢地贴条幅泥金纸。首扇上题“公祝诰授中宪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加一级瑶峰王老大人七襄大庆”尾扇落款“龙飞嘉庆元年岁次丙辰正月庚寅上浣吉旦受业黄骍谨书。”中七扇，每扇屏心绢地粘有两行14×14厘米的泥金纸方形屏画，每行九幅，两行十八幅，七扇十四行，共一百二十六幅。其中寿字九十一幅( 汉文八十三幅，满文四幅，八思巴文三幅，蒙藏文兼用一幅)，诗词五幅、松竹八幅、山水七幅、花卉十三幅、仙鹤一幅、人物一幅。周围两行是寿字，中间横十竖五系诗画，匀称和谐，错落有致。因以百体寿字为主，实为百寿图。在一百二十六幅屏画中，有一幅无署名，有两幅为一人所作，实际具名的祝寿人应为一百二十四人。署款情况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名籍之上署受业、宗侍、年愚弟以表与王尔烈的关系；第二种是名前署以兵部尚书、浙江道事务监察御史之类的职务官衔；第三种是只署本名，如程伟元。一百二十六幅画的排列不是以祝寿人的职官地位为序，而是顺从整个构图的需要。这架屏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有清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与一些知名人士的画笔，当作另文评述，于此，仅就程伟元参与王尔烈的祝寿活动，略述我们探索一见。

二、《寿屏》说明
程伟元在北京曾活动于社会上层人物之间程伟元其人，于史无传，由于他“出版”了《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才为人所知。但关于他的生平材料，至今发现的还不多。《红楼梦》早期版本的序言中告诉我们，他与高鹗合作，整理、排印了《红楼梦》，当书成全璧之后，“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这“借抄 ”、“争睹”“甚夥”的友人是哪些，向无可供考稽的文献。《寿屏》的发现，首先可以使我们看到程伟元在北京交往活动的一个方面。进而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来源的参考信息。这“后四十回”一般都认为是出自高鹗之手，但曹雪芹辛苦十年而又几易其稿，真没有全部完成吗?有没有未定稿、残稿的原迹或抄本留下呢?我们认为留下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程伟元在京交往的踪迹，显示出可能就是搜罗它。《寿屏》中有程伟元一幅水墨《双松并茂图》(即右数第九十七幅，第七扇第一行中之第五幅)，所画两颗松树，苍劲挺拔。用中锋钩勒，枝杆皱法不太明显，松针有序，墨色浓淡变化不大，整个画面显得严谨、清肃。右下角着两小方印：上钤“程伟元印”，白文楷体；下钤朱文，字迹不清。这幅小画是为祝贺王尔烈七十寿辰而作。在《寿屏》上题词作画写字的有百二十余人。一幅幅字画，完整、谐调地安排在一架屏风上，当是事先精心设计筹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寿屏》首扇书有“公祝”二字，也正说明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活动，那么多人，并非偶然凑在一起的。这样，那些参与制作《寿屏》的人们彼此之间也该有一定的交谊，至少也是相知的。因之，我们也就可以从而考察一下程伟元在北京活动于一些什么人物之间了。为了搞清楚制作这一寿屏为王尔烈祝寿的一百二十四人的身分，我们先后翻阅了《清史稿 •列传》、《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国朝贡举考略》、《清代学者象传》、《清史列传》以及辽阳市文物管理所藏乾隆五十三年《王尔烈母亲九十寿屏》等有关材料，发现有八十三人是隶属于清政府中央内阁各部院、内府、诸卿等在京的行政官和乡会试主考官，皆为文职，多是汉官。计有参赞大臣一人，各部尚书三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三人，各部侍郎九人，内阁学士四人，各寺少卿六人，给事中五人，各部主事六人，员外郎六人，国子监祭酒一人，郎中二人，各道御史十六人。最多者为翰林院官员。总之，他们不外是政界的达官显宦或学界的名流耆宿。而程伟元之能与这些人一起参与一个有组织的向王尔烈祝寿的活动，则说明他已跨进当时上层社会的门槛，他的身份绝非一般的书商，而最低限度也是个足以附庸风雅的文士。以一个文士的身分跻入上流社会的活动，他在那个社会阶层中过从较密的当也是一些文人学士，这也是《寿屏》中的人员成分可以证明的。

三、程伟元结交《四全库全书》馆的官员当是志在得书

《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载有文雷同志《程伟元与〈红楼梦〉》一文，提到一个名叫李的人，他与程伟元“不仅是一般的朋友，还是年轻时的同学”。李与王尔烈二人中进士是相差一年的前后科，后又同在翰林院，同在《四库全书》馆工作多年，王尔烈是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李是缮书处的分校官。因之，程伟元就有可能借李的引见而结识王尔烈以及《四库全书》馆的其他官员。从《寿屏》中具名的人物看，参加《四库全书》馆工作的竟有三十人之多，如当时任工部尚书、《四库全书》总裁的刘墉，兵部侍郎、总纂官纪昀，顺天学政、总阅官金士松，翰林编修、翰林院提调官百令，翰林院编修、武英殿提调官查莹，翰林院庶吉士、《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梁上国，翰林院编修、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余集，司经局洗马、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翁方纲；翰林院编修、缮书处分校官瞿槐。翁方纲、程伟元同参加王尔烈的祝寿活动说明翁、程的已相互结识。翁方纲是担任《四库全书》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工作的，所谓“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就是接收送来的“遗书”，进行严格地审查挑选，只有多方面都合乎标准者才能收入。这就是说一切图书都要经过翁方纲等人过目、查阅，初步决定毁或留。因此，他有可能最先看到《红楼梦》原作和续作的“各种抄本”。与李“论诗”订交的翁方纲自然是喜爱诗文的，《红楼梦》不属于经、史、子、集，却是有文采的，他能轻易把它毁掉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完成于乾隆五十二年，最后结束于乾隆五十五年，而《红楼梦》“程甲本”问世于乾隆五十六年，“程乙本”问世于乾隆五十七年，这样一张时间表难道完全是一种偶合吗?但是，程伟元在《红楼梦》序中介绍抄本来源时却说：“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怎样看待这句话呢?我们认为这只能是一种托词。

第一，陈镛在《樗散轩丛谈》卷二，《红楼梦》条中指出：“《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试问“鼓担”者如何能有呢?

第二，“鼓担”者即使有之，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查禁、销毁之风盛极一时的情况下，怎敢拿到市上公然去卖呢?当然，程伟元之所以要这样说，显然是为了掩盖抄本来源的事实真象，以防授书者遭到株连和不测。程伟元这种此地无银的手法，恰好从反面为我们的设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