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蒙
《红楼梦》的艺术描写是无与伦比的。人物故事环境，不论音容笑貌、衣冠穿戴、饮食器具、花木房舍……无不写得鲜活清晰、凸现可触。即使是大事件大场面，也写得错落有致而又面面俱到，无懈可击。

但《红楼梦》里的时间，却是相当模糊的。首先，全书开宗名义，第一章已反复说明“无朝代年纪可考”，在时间的座标系上，失去了自己的确定的位置。其次，各章回极少用清晰的语言表明时间顺序与时间距离。书中大多用“一日如何如何”，“这日如何如何”，“是日如何如何”，“这年正是如何如何”，“一时如何如何”这样的极为模糊的说法来作为一个新的事件叙述的开始。有时似乎清晰一点，如说“次日如何如何”，由于不知“此日”是哪一日，“次日”的说法当然也是不确定的。“次日”云云，能说明的只是一个局部的小小的具体的时间关系，却不能说明大的时间的规定性。或说“原来明日是端阳节”，“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已是掌灯时分”，“择了初三黄道吉日”，“时值暮春之际”，“且说元妃疾愈之后”，“那时已到十月中旬”……等等，全是看着清楚实际模糊的时间界定，这些说法没有一个可资参照的确定指认，没有年代与年代关系，最多只有月、日与月日之间的距离。

时间，哪怕是相对的时间的一个重要标帜是人物的年龄，即使具体的、拥有某个纪元标准的年代不可考，只要知道人物的年龄变化也起码可以知道书中诸事的时间距离、时间关系。但《红楼梦》这样写到人物年龄的也绝无仅有。贾政痛打宝玉时王夫人说了一句：“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史太君临死前说了一句：“我到你们家已经六十多年了”，仍然失之于简，让人闹不清总的时间；而且，就是这样笼统的交待也是凤毛麟角。所以，读者乃至专门的红学家，都要费相当的力气去估算、去揣摸、去推断人物年龄与各个事件的时间轨迹。

这是为什么呢？很难用疏忽来解释这样一个时间模糊化的“红楼梦现象”。

关于“无朝代年纪可考”，作者通过“石头”的口答道：“……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扬扬于朝代年纪哉？”就是说，作者着眼的不是“朝代年纪”，而是超越朝代年纪的、更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事体情理”。事体情理这四个字是用得好的。“事体”指的是生活，是社会和宇宙，是本体论。“情理”两个字指的是人的概括分析与人的态度反应，是主体性的强调，是认识论。不标明具体时间，就要求有更高更广的概括性，而不是拘泥于一时一日。当然，不标明时间也仍然有时间的规定性，《红楼梦》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当然。

另一方面，不标明朝代年纪也还有利于躲避文灾文网，如书中所写：空空道人“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语，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颁德，眷眷无穷……”，这样一段声明，这样一个有意为之的时间模糊化处理，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更有意义的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从“小说学”的角度来体会《红楼梦》的时间处理。一般的说，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当然是离不开故事情节的，故事情节对全书的叙述，起着统领组织的作用。而故事情节，一般又是很注意因果关系的。注意因果关系与故事情节，时间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个“解说人”的角色加贯穿联结的角色。正是时间顺序与时间距离，使因果、故事成为可以理解的。其次，许多长篇小说注意历史事件与历史背景的展现，追求小说的历史感，在这些小说中，时间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起着主宰的与弥漫的作用。例如费定就强调在他的《初欢》与《不平凡的夏天》中，时间是首要的角色。但《红楼梦》不同，它的时间是模糊的，是一团烟雾。它的时间是平面的，似乎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平面上。你可以逐回阅读，从第一回阅读到第一百二十回，基本上弄清各种事件的前后顺序。你也可以任意翻开一章读，读到想撒手的地方就撒手，再任意翻开或之前或之后的一页读到你想合上书的时候。这些事件不仅是相连的一条线，而且是散开的一个平面，你可以顺着这条线读并时时回溯温习，你也可以任意穿行、逆行、跳越于这个平面、这个“大观园”之上，正像在“怡红院”、“栊翠庵”、“稻香村”、“潇湘馆”之间徜徉徘徊一样，你可以在“宝玉挨打”、“晴雯补裘”、“黛玉葬花”、“龄官画蔷”之间流连往返。

这是由于，第一，《红楼梦》开宗名义为作者也为读者建立了一个超越的与遥远的观察“哨位”。这个“哨位”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就是一种人世之外、历史之外的、时间与空间之外的浑朴荒漠的无限。叫作“曾历过一番梦幻”，既云一番梦幻，自不必问此“一番”是一分钟还是一百万年，对于梦幻来说，一分钟等同于一百万年。叫作“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这里明确地说到了“之时”，可惜是“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而这个“女娲纪元”本身就很辽远无边。叫作“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这才“当日地陷东南”，当日从“不知几世几劫”的大无限大问号中生，谁能说得明晰呢？从这个远远的哨位来观察，时间顺序与时间距离又能有多少意义？岂不如同站在月亮上观察北京市的东单与西单的位置、天安门城楼与北海太液池的高度一样，得到一种齐远近、同高低的效果？“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的一日，就是大观园里的七分之一千即一百四十二年多。那么，《红楼梦》的种种生离死别、爱怨恩仇，不过发生在一瞬间，又如何能够细细地分清划定呢？
其次，第五回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境”，通过总括性的与针对“金陵十二钗”每个人物的判语、曲辞，就《红楼梦》的人和事的发展趋向与最终结局，给予了明确的预告与留下深刻印象的慨叹。作为预告，这些判语曲辞表达的结局是未来时的。作为对于结局的预先叙述者，作者——警幻仙子——空空道人面对的却是“过去完成时”的事件。故事者故往之事也。所有的小说故事的时间把握上的基本矛盾就在于总体上是过去时与过去完成时，具体描写上则多是“现在进行时”。这样一个矛盾在《红楼梦》中表现得就更加突出。读者读《红楼梦》，是在强烈地、感情地、艺术地却又是笼统地获得了一个结局的衰败与虚空的印象以后才回过头来体味贾府当年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是在了解了“枉自嗟呀”“空劳牵挂”“心事终虚话”的必然走向之后才回过头来体味宝黛爱情的深挚蚀骨的；是在了解了“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的悲惨下场以后再回过头来赞叹或者战栗于王熙凤的精明强悍毒辣的。一句话，是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前提下，在最终是一场“空”的前提下来观赏没有“干净”、没有“空”以前的“金陵十二钗”及其他各色人等的形形色“色”的。作者以石头的口吻，即以一个过来的人的口吻写“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过来人写以往，站在终结处回顾与叙述“过程”，自然就是过去时过去完成时的回忆录了。不论写到了多么热闹的事件与多么美好的人物，读者确知这不过是在写一场必将破灭、其实早已破灭了的春梦。这里，时间的确定性的消失与人生的实在性的消失具有相通的意义。时间的淡化、模糊、消失即人生种种的淡化、模糊与消失，色既然只是空，也就没有时间性可言。

第三，空否定着色，色却也否定着空。时间的消失否定着时间的确定性与实在性，这是从全体而言的，但每个局部，每个具体的人和事，每个具体的时间即瞬间都在否定着时间的虚空，而充满了时间的现时性、现实性、明晰性。当宝玉和黛玉在一个晌午躺在同一个床上说笑话逗趣的时候，这个中午是实在的、温煦的、带着各种感人的色香味的和具体的，而作为小说艺术，这个中午是永远鲜活永远不会消逝因而是永恒的。当众女孩子聚集在怡红院深夜饮酒作乐为“怡红公子”庆寿的时候，这个或指的“猴年马月”的夜晚给人的印象却又是确指的，无可怀疑与无可更易的，这是一个千金难买、永不再现的，永远生动的瞬间，这是永恒与瞬间的统一，这是艺术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又是或指与确指的统一，同样是艺术的生活的与超生活的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像个体的无可逃避的衰老与死亡的“结局”的预知未必会妨碍生的实在与珍贵——甚至于可以更反衬出生的种种形色与魅力——一样；“空”的无情铁律其实也未必能全部掀倒“色”的美好与丑恶的动人；“悲凉之雾”显示着“华林”的摇摇欲摧，却也使“华林”显得更“华”，更难能可忆；不管最后的大地怎样“白茫茫”地“干净”，从贾宝玉到蒋玉菌，从林黛玉到“鲍二家的”，却都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与永远栩栩如生的形迹。

第四，作者似乎害怕读者(与作者自己)陷入这充满现时现世现实的世界、人生的种种纠葛与滋味之中不能自拔，害怕作者叙述读者阅读这独特而又丰富的色空故事的结果是醉色而忘空，赏色而厌空，趋色而避空。所以，在全书所展现了生活之流的并非十分激越急促的流程中，作者不断插入一些悲凉神秘甚至可畏的氛围描写，插入一些充满了不幸结局的暗示的诗词、谜语、酒令以及求签问卜，作者还时而写一写宝玉或王熙凤的梦，写写和尚道七、捡玉丢玉……之类的故事，有些地方甚至写得有些突兀，有些与前后的写实篇什对不上茬。尽管如此，这些描写仍然是必要的与有特色的，它们不断地提醒着读者和作者本身，这一切的一切最终只是虚空；色象是一时的，而虚空是永远的。作者有意无意地以即时性的笔触来加强艺术的吸引力与魅惑力；却又以这些穿插来加强艺术的悲悯感与超脱感。作者的即时性描写使读者堕入凡尘，与绎珠神瑛等人同受人间的悲欢离苦；作者又通过这种种的插话式的提醒来拯救你的灵魂，使你最终体会到一种既是艺术的又是哲学的(宗教意味的？)间离。当然，所有这些“提醒”都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宿命的观点与推断当然不是科学，从科学的观点看宿命也许是纯然的谬误乃至谎骗，这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但作为小说，这里的宿命的暗示却也可以看成人的一种情感上的慨叹。宿命的慨叹既是情感反应也是实现间离效果的手段。而艺术欣赏的间离在把人物与事件推向远景的同时也必然把时间推向远方。

第五，当然，《红楼梦》故事的总体仍是按正常的时序来展现的，兴在前而衰在后，省亲在前而抄家在后，吟诗结社在前而生离死别在后，宝黛相爱至深在前心事终成虚话在后，这没有任何费解之处。但由于《红楼梦》是一本放开手脚写生活的书(这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是极罕有的)，它并不特别讲究故事的完整、情节的连续，因果线索的明晰，因而时间在全书中的贯穿与凝聚(事件和人物)的作用并不那么强。刘姥姥三进(或前八十回的两进)大观园未必与贾府的事情、与全书的主线(不论是“兴衰”主线还是爱情主线)有必然的关系，早一点进或晚一点进丝毫不影响宝黛之情与凤(姐)探(春)之政。“红楼二尤”的故事表面上看是由于为贾敬办丧事引起的，但贾敬之死绝不是二尤之来、之死的必然原因。其他众多的饮食、医疗、聚会、行吟与红白喜事，既是互相联结的又是相对独立的。从单纯故事的观点，有些回目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这种处理自然也使《红楼梦》的某些章回和场面，既可以联在一起读，又可以“自成纪元”，各自有自己的时间。这种处理使《红楼梦》的时间具有一种“散点透视”的多元性，加强了各个瞬间的独立性。

总之，在《红楼梦》中，确定的时间与不确定的时间，明晰的时间与模糊的时间，瞬间与永恒，过去、现在与未来，实在的时间与消亡了的时间，这些因素是这样难解难分地共生在一起、缠绕在一起、躁动在一起。《红楼梦》的阅读几乎给了读者以可能的对于时间的全部感受与全部解释。在《红楼梦》中，时间是流动的、可变的、无限的参照，却又是具体分明的现实。恰恰由于汉语语法在动词的“时”上不那么讲究得分明，有很大的弹性，所以特别长于追求和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一个时间的把握，是很有意思，很堪咀嚼的。

笔者读到一篇文章谈到“后现代主义小说”里的时间，文章作者以《百年孤独》起始的“许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天来……”为“后现代主义”的开天辟地性的发明创造，因为这种造句联结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窃以为这有点少见多怪，有点过于激动地拜倒在迦西亚·马尔克斯与“后现代主义”面前。小说与文学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虚拟的本性其实已经包含着时间与时间观念的种种内部矛盾。愈是有深度的小说，愈有着对于时间的长河与每一朵浪花的鲜明感受。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尤以《红楼梦》里的时间的多重性最最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