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西游记》之“明心见性”

内容摘要本篇结合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阐释禅宗思想“明心见性”说,另辟蹊径,认为受儒释道思想尤其是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禅宗“心学”对《西游记》有着多方面的审美观照,论述一部《西游记》其实就是修心的历程,《西游记》以“心”为媒介,指出其中的主要人物孙悟空、唐僧、八戒、白龙马的成长过程都是禀承以修心为宗旨,磨砺意志,躬行践履,证明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修炼心性,奋斗努力,充分肯定了人存在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彻见了心性的本源,从而展现禅宗所蕴含的对本性的关怀,凸现人类精神澄明高远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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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游记明心见性禅宗佛教修心

翻开历史,《西游记》的诞生过程与中国哲学史上“心学”的发展历程同步。从学术史角度而言,《西游记》的产生、发展、完善过程与“心学”紧紧相连。从宋明理学的概貌来比照,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深深影响到《西游记》哲学思想的总体框架。衡量一部作品的哲学思想基础,必须联系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或云:“三教合一”思想潮流震撼了作品;或云: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是作品的精神支柱;或云:《西游记》是形象化的“心学”。众说纷纭,显示了学术界、思想界对这部作品的关注程度。这促使我们寻根究源,以求得科学、客观的阐释。

结合吴承恩的思想而言,儒释道三教思想兼具,早、中年以儒为主,晚年趋向佛、道。《西游记》受影响最深的是禅宗思想,即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中国化的大乘佛教。禅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最中国化的佛教,因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得以在中国长久存在和蓬勃发展。儒道二家思想虽对禅宗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作为佛教宗派之一,禅宗思想的主要渊源无疑应该是佛教本身。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它的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禅宗所蕴含的对本性的关怀,以及由此出发而展开的处世方式、人生追求、直觉观照、审美情趣、超越精神、凸现着人类精神澄明高远的境界,从而保持了它对禅宗爱好者的持久魅力。

禅宗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受《楞严经》、《心经》等大乘佛典的影响。《心经》的根本思想是运用般若观照,照见“五蕴皆空”,证得万法空性,以获得澄明自在的审美襟怀。人人皆有佛性,只因被无明所遮蔽而不能彰显,妄执五蕴为真实的我是无明的表现。体证五蕴皆空,就能高蹈浊世,在尘出尘,获得澄明自在的审美襟怀。“五蕴皆空”的般若观照,深刻地影响了禅宗思想,使禅宗思想沐浴着空明的意趣。禅宗用般若观照五蕴皆空,体证到浮沫般的色蕴虚无,水泡般的受蕴不有,阳焰般的想蕴非实,芭蕉般的行蕴空虚,幻化般的识蕴无依。

通观《西游记》,满篇充斥着“心”之概念、思想。据初步统计,涉及到“心”字眼的回目共计二十九个,如第一回“心性修持大道生”、十四回“心猿归正”、十九回“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五十回“神昏心动遇魔头”、五十四回“心猿定计脱烟花”、五十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七十六回“心神居舍魔归性”、八十八回“心猿木母授门人”等等,几乎涵盖了全篇主要内容,起到点明题意、提纲挈领的作用。再从基本章节看,开篇所云“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即“心”之别称,悟空修心之所原来正在此地,多么巧妙的设计。当悟空“大闹三界”失败被绑赴斩妖台之时,书中写道:“富贵功名,前缘分定,为人切莫欺心。正大光明,忠良善果弥深。”观音见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便叹惜不已,作诗一首:“堪叹妖猴不奉公,当年狂妄逞英雄。欺心搅乱蟠桃会,大胆私行兜率宫。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舒身再显功!”后悟空表示:“知悔了。”又有一诗:“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别开生面的“紧箍咒”又名“定心真言”。

作品处处以“心”为媒介,巧为经营,妙作安排,以生动形象的语言、人物、情节组成美妙动听的故事。第五十回写孙悟空划圈让唐僧坐中间,一再叮嘱:“若出圈子,定遭毒手。”八戒不以为然,挑动唐僧走出圈子,进入一座大楼,桌上三件纳锦背心,八戒、沙僧穿上,却被“背剪手贴心捆了”,惊动了魔头,又遇一难。可谓“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动遇魔头。”事后,孙悟空对唐僧说:“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却教你受别人的圈子。”两个圈子,正是“心”的两种反映,原来是圆心圈子护住唐僧,让师徒三人守心待命,勿生二心,而八戒却生二心撺掇沙僧、唐僧走出心圈,误入魔心之圈。二心相斥,终让三人蒙难。而这一难则显系唐僧、八戒、沙僧生出二心所致,“心”意油然而生。第五十八回,两个孙悟空的故事,耐人深思,书中写道:“悟空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正由此“二心”遂生出六耳猕猴假冒孙悟空打伤唐僧,并导出“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的美妙故事。作者并赋诗一首:“人有二心生祸灾。……禅门须学无心诀,静养婴儿结圣胎。”细心品味,这与“心学”之关联是十分紧密而明显的。众生苦难的根源在于以自我为前提。若通达法性无我,则苦海波平,爱河浪息。

又如“观音院僧谋宝贝”一回,孙悟空将唐僧的锦斓袈裟拿给观音院主看,老和尚见了宝贝,“果然动了奸心”,引得“广智”“广谋”出奸计火烧唐僧师徒。孙悟空得知后,并没立即制止,却去请天王借了“辟火罩儿”罩住唐僧,自己却“望巽地上吹一口气将去,一阵风走,把那火转到刮得烘烘乱着。”将观音观烧得“处处通红”,引得黑风山妖精来救火,见到袈裟动了心,不救火,不叫水,拿起就跑了。引得唐僧西行又遭劫难。这一回由袈裟为媒介,引出和尚奸心,以致身败名裂;又引出悟空“起这不善之心,只顾了自家,就不管别人”,引得妖怪窃衣、再添新劫难。这形象地证明,为人须诚心正意,方可避外魔摄心,去魔还须正心。

第十七回,观音收黑熊精,书中道:“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无穷顽性此时收。”均明白无误地说明,修心才是人生最佳的选择,最理想的途径。因此,一部《西游记》说的就是修心过程,所取的佛经即是《心经》,是人类实现自我、走向圆满的心路历程。

《心经》是《西游记》反复写到的一部佛经,作品以丰富多彩的故事,在洋洋八十余万言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心学”的诸多言词、概念、义理。《心经》是浮屠山乌巢禅师传授给唐僧的(十九回),他在西行途中时时念诵。《心经》大旨主“色空”,以万法为心所幻造,众生当打破此迷执:“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乌巢法师传此经时说过,如遇到魔障,“但念此经,自无伤害”。《心经》传授诵持历史上确有此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日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能全去,即诵此经,发音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小说中,《心经》所体现的也就是破灭心中贼的观念。玄奘悟解《心经》有一诗偈,开首便是:“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二十回)从这个观念来说,所谓妖魔鬼怪首先是心中所生的惑见,观音言:“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十七回)七十八回开篇诗也说:“一念才动生百魔。”所以,修炼心性,驱除心中的迷惑,是最为要紧的。从这个意义说,一路去西天取经的历程,不仅是以有字真经的取得为究竟,而且也是成佛成圣的心路历程。或许西行本身的意义还远不及这过程中所获得的内心觉悟。小说中悟空多次表露此意,如: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八十五回)

作为师傅,唐僧却往往无法参透此意,虽然他诵经不辍,反倒不及悟空一朝彻悟,三十二回里师徒的对话便很可玩味:

师徒正行赏间,又见一山挡路。唐僧道:“徒弟们仔细,前遇高山,恐有虎狼阻挡。”行者道:“师父,出家人莫说在家话。你记得乌巢和尚的《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之言?但只是‘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

禅宗强调“万法唯心”、“唯我独尊”,认为“心”是世界的本源,万物都是由“心”触缘所现,并无自性,世界六尘而已,乃一心之迷妄所化,本不实有,念生即有,念去即无,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转瞬即逝的,但同时也充分地肯定了人存在的价值和主体地位,从根本上否定了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人格神和上帝的存在,否定了神权,肯定了人权,认为人的命运是由个体自身决定的,由个体自性迷悟以及因此而造诸业决定的,不相信宿命论,把现实个体的人当作主体推上至尊的地位。禅宗信奉的“万法唯心”的世界观,从根本上确立了人的精神的主体地位。人的主体精神作为世界观的基石和核心,支起了禅宗哲学辉煌灿烂的精神大厦,充满了积极的乐观精神。

修身诚意,清心寡欲,以求得精神的永恒至上,这就从精神上与传统的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划清了界限,步入了近代新兴人生价值取向的行列。孙悟空、唐僧、八戒、白龙马的成长过程,孜孜追求的努力方向及克服困难、永往直前的精神虽是以修心为宗旨,却以磨砺意志,躬行践履的实践为基础,证明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奋斗努力中。作者讴歌了取经路上的孙行者的人生之路,“紧箍咒”的出现标志着理性精神的制约力量。

总之,《西游记》与禅宗“明心见性”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禅宗的心学思想融汇成了洋洋大观的神魔宏篇《西游记》,呈现出源于心学、超越心学的新格局,为中国小说的理性构造、哲理把握提供了新的探索途径。

参考文献

1.《河东学刊》(《西游记》与“心学”新论)杨俊1998-1

2.《佛经精华》李淼郭俊峰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02-01

3.《大唐西域记》(唐)玄奘岳麓书社1999-7-1

4.《禅与中国文学》张锡坤、吴作桥、王树海、张石等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5.《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陈洪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6.《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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