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檀作文
《诗三百》开卷即《关雎》，五尺童子亦可谓耳熟能详，似可不必讲，又似一无可讲，但其中自有不可不讲者。如篇中人物身份，便是需要明辨之的。

“《国风》民歌说”是20世纪最流行的观点，可是反对者们（如朱东润）说：《国风》的第一篇便不是“民歌”。理由是“君子”乃贵族通称，“琴瑟”“钟鼓”非贱民所有。这两个证据很有力。有人反驳说，“君子”有三义，可指贵族、贤人、丈夫，几乎是男子的泛称。又说固然没有钟鼓琴瑟，难道不能想象一下么？对于这样的反驳，我很不以为然。窃以为：“君子”在某种程度上固然是男子的泛称，但也仅限于当时社会主流阶层而已，犹如今日“先生”一词。“先生”在现代社会的用法大家都很清楚，可特指自己的老师、自己的丈夫，也可泛指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乃至于成为男性公民的通称。但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城市生活里固然可以泛用这一称呼，但在农村文盲的家庭，若一个农妇口口声声称他丈夫“先生”，岂不好笑！农民伯伯之间恐怕也不会互称“先生”的吧？因此，固然《诗经》作品中有很多处“君子”，直译过来是“良人”（丈夫），但与这“君子”是贵族，原是相辅相成的。至于“琴瑟”“钟鼓”，便如今日之“星巴克”“歌剧院”，乃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在阶级森严的《诗经》时代，自然不可能具有普罗的意义。

了结“君子”之后，我们且来对付“淑女”。篇中“淑女”，通行意见是个劳动阶层的女子，鄙意不敢苟同。《召南》有《采蘩》《采蘋》二诗，《采蘩》说“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明言“采蘩”是备公侯宫室之用；《采蘋》说“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明言“采蘋”是为了祭祀，祭祀的地点和主祭人的身份都交待得一清二楚。《礼记·昏义》更是明文记载贵族女子将嫁之前，有蘋藻之祭：“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之祭，牲用鱼，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妇顺也。”这段话告诉我们蘋藻关乎妇女养成之事，是仪式性活动。蘋藻荇蘩，诸般水草，通性是柔顺，古人有巫术思维，以为只要女子亲近这些物事，就会熏陶出柔顺之德，所以在出嫁之前，尤其要加强此种养成训练。从前人结婚，常贴一幅婚联：“诗歌杜甫其三句，乐奏周南第一章。”《关雎》乃是周人的婚礼进行曲。根据当时的礼俗，我们毋宁认为“采荇”是对婚姻的暗示。周代贵族小姐的采荇采蘩，实在和领导出席奠基仪式差不多，只是个象征而已。且不能因为诗里写到采摘，便以为有多少艰辛和血泪在里面。《诗三百》的采摘活动，决不是“芦柴棒”们干的事。《关雎》篇“采荇”的女子非但不是使唤丫头，她的高贵实在超乎我们的想像。根据当时的礼制，她只能是母仪天下的周王后。《诗三百》时代贵族妇女祭祀，在品物方面等级森严，能用荇的只有王后一人而已。

古人说《关雎》篇的“君子”和“淑女”是周文王和他的妻子太姒，这话实在要比20世纪学人泛泛地说是“青年男女”高明。窃以为这“君子”和“淑女”，固然未必即是周文王和太姒，但必是和他们身份对等的周王和后。周公制礼，同姓不婚。周王（太子）娶妻，必得异姓大国诸侯之女。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诗经》时代婚姻的实质。国人常将结亲称作“秦晋之好”，这个词大有深意。“秦晋之好”在本源上大约和晋文公与秦穆公之女结成夫妻有关，但这男女结合的背后，其实是秦、晋两个大国的政治结盟。结亲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打架”时多一个老丈人（或小舅子）作帮手而已。《诗经》时代的婚姻，与其说是“两性”的结合，不如说是“两姓”的结合。政治意义远远高于性爱自身。“诗经型”的婚姻，承担的是传宗接代与政治联盟两大功能。家族利益压倒一切。至于婚姻当事人个体的爱情与幸福，却并非题中应有之意。《关雎》篇里说“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仿佛“君子”目睹“淑女”在采摘；又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彷佛“君子”在“淑女”跟前弹吉他。好一副凤求凰、和鸣锵锵的美丽画图。只是在那样的年代，周室的太子和别国的公主，他们如何能够呢！他们绝对只能在结婚当晚见第一面的。若以了现代爱情的标准，他们实在很可悲。然而，那个时代并不关心这些。“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婚礼进行曲奏响之际，堂皇闹热的气氛仿佛能给幸福一个承诺；文字意淫，又给了爱情一个“淑女”采荇、“君子”奏琴的过程性补偿。《关雎》的好处全在于假戏真唱，那恋爱的过程仿佛真的一样。在场性的虚拟再现，给了读者春天般温暖的气息，人们遂陶醉其间了。钟鼓庙堂终不失温暖和易，堂皇富丽掩不住绝代好风华。《关雎》的文学意义在真假有无之外。

最后插一句，“左右芼之”的“芼”，自古以来都上了《毛传》的恶当，讲错了。《毛传》 训“芼”作“择”，实在是望文生义。虽然有《尔雅·释言》“芼，搴也。”作为旁证，但《尔雅》和《毛传》，本就辗转抄袭，关系暧昧，是不足为凭的。《关雎》“左右芼之”的“芼”，和《礼记·昏义》“芼之以蘋藻”的“芼”，如何能是两个字呢！至于“左右芼之”的“左右”，我想也不过是承袭而已。《诗三百》的表达，往往承袭大于实指。如《卫风·木瓜》篇二、三章有“投我以木桃”、“投我以木李”，“木桃”、“木李”之“木”，不过是在文字形式上承袭首章“投我以木瓜”之“木”而已。“木桃”、“木李”实即平常“桃”“李”。且不可因了有“左右”二字，便以为“左右芼之”之“芼”，非“芼之以蘋藻”之“芼”。
拉杂如许，亦知难逃献曝之讥了。我的解读，无非靠的两样法宝：一是还原到《诗经》作品的时代；二是以《诗》解《诗》。前者强调重视当时的民俗背景，尤其是仪式性的；后者强调用《诗经》作品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