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梦溪
考证派红学队伍相当庞大，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外，还有一批不乏个人心得的有影响的学者。早在1925年，李玄伯就著文对《红楼梦》的地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1931年，胡适得到甲戌本，撰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不久，李玄伯又在《故宫周刊》上发表《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根据曹寅、曹俯（兆页）的奏折，比较详尽地理出了曹家的一般状况，并认为曹雪芹是河北丰润曹氏的后裔。方豪于1944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考》，则系统考证了《红楼梦》里的外国地名和外国物品，包括外国呢布、钟表、工艺品、饮食、药品、动物、美术等，一一追溯其来历，指出其中之洋货大都是贡品，从而见出《红楼梦》中之贾府以至于曹雪芹的家族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对于多种西洋器物，方豪尽可能考证出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及在社会上的流行的情形。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写到洋漆架，第五十三回写到洋漆茶盘，方豪查到了雍正赐给葡萄牙使臣的礼品单，其中有一箱全部是洋漆妆奁，另外一箱有洋漆柿子盒一对和洋漆盖碗四件，说明洋漆器物在清初是很贵重的。又如自鸣钟，是最早传入的西洋物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即带有此物，到乾隆时已普及士大夫家；但康熙时还相当珍贵。《红楼梦》第七十二回写凤姐变卖一个金自鸣钟，售价为五百六十两银子，而另外四五箱铜锡器皿总共卖了三百银子。所以方豪得出结论说：“《红楼梦》之作必在乾隆前也。”结论正确与否，当别论，考证之细，令人赞叹。还有曾次亮、朱：南铣，王利器、周绍良，也是考证派红学的重要人物。曾次亮考证曹雪芹的卒年，引入“时宪历”，证明癸未年春季的交节比壬午年早十八天，增加了曹雪芹卒年癸未说的论证力量。王利器1957年发表、C关于高鸥的十些材料》．，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研究甚有裨益。朱南铣和周绍良合编的《红楼梦书录》、《红楼梦卷3e是汇集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资料最全、最丰富的两部书，给予红学研究者的嘉惠，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不过，我想着重介绍一下吴恩裕和吴世昌两位先生，他们是考证派红学的两员大将，是五六十年代与周汝昌鼎足而三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著称，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三个人最活跃的时期，是考证派红学最兴旺的时期。

吴恩裕以治西方政治思想史而涉身红学，始于1954年，《曹雪芹的生平》是最初的代表作。不久，便有专门考证有关曹雪芹文献资料的《有关曹雪芹八种》问世，1963年，又扩展为“十种”，—最后汇辑为《曹雪芹丛考》一书。和周汝昌一样，吴恩裕也很注意最新材料的发掘，敦敏的《懋斋诗钞》手稿、敦诚的《鷦鹩庵笔》手稿、永忠的《延芬室集》稿本，及秒本《四松堂诗钞》和《鷦鹩底杂诗》，都是吴思裕先生发现的。通过对这些新材料的考订，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行踪事迹得到了进一步说明。最突出的是对敦诚“当时虎门数晨夕”诗句的考证，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曾经在右翼宗学做过事，这是吴恩裕的一个独特发现，已为绝大多数红学家所承认。

敦诚的《寄怀曹雪芹》是一首七言古诗，全诗十八句，写道：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立著临邛犊真挥。

爱君诗等有奇才，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相。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铁，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敦诚这首诗从曹雪芹的身世讲到曹雪芹的人格，包括诗风和谈风的特点，既有对往昔旧梦的回忆，又有贫穷著书的现实景况的描绘，无疑是考证雪芹生平事迹的极为难得的材料。但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句，索解甚难。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初版认为“‘虎门’不详所指”，再版释为“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因而断定“虎门”句是指雪芹与敦诚曾同为侍卫，时间大约在乾隆四五年以后。但现有关于二敦的材料中，并没有敦诚做过侍卫的记录，而且乾隆四五年的时候敦诚刚六七岁，也没有做侍卫的可能。所以吴恩裕不同意周汝昌对“虎门”的解释，从敦敏和敦诚的诗文中找出另外五个“虎门”，证明这个词指的是宗学，即北京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所提证据是极有说服力的，除个别学者尚有异见，绝大多数红学家都倾向于赞同吴恩裕先生的意见。这一考订，填补了曹雪芹生平事迹的一大段空白，意义自可想见。但也还有遗留的问题，主要是雪芹在右翼宗学做什么事情不好肯定。’读书？不可能，因为当时雪芹至少在三十岁以上，敦敏和敦诚，一个二十岁左右，一个十五六岁，不可能是宗学同学。况且敦诚诗中有句说：“同学尽同姓。”可以反证。当教师？二敦关于雪芹的诗都是平辈口气，不像是师生关系。因此吴恩裕疑为当辅助教学的人员或是职员，然终无确证。

吴世昌的红学考证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红楼梦探源》和《红楼梦探源外编》两部论著中。他写的《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红楼梦稿》的成份及其年代》等关于版本的论文，在红学界有较大影响。胡适虽然于1933年得到庚辰本《石头记》，但并未做细致研究，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番；1955年该书影印出版以后，长时间也没有深入的研究文章出现。吴世昌是对庚辰本《石头记》进行全面的和细致的考证的第一人。庚辰本、甲戌本，都是过录本，不能代表各自底本的实际年份，吴世昌指出了这一点，不同意以庚辰、甲戌等于支作为版本的名称，是颇有道理的。特别甲戌本卷首的一篇“凡例”，吴世昌认为不仅不是曹雪芹所作，和脂砚斋也没有什么关系，著论的说服力较强。自从胡适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以后，许多红学家，包括不赞成自传说的红学家，都认为主人公贾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对此，吴世昌则另立新说，在仔细辨别脂批的基础上，得出“宝玉不是雪芹自述，作者用少年时代的脂砚为模特儿”的结论，虽然坐实脂砚斋为曹宣的第四子，名硕，证据似嫌不足。还有，吴世昌根据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段批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认为早期抄本的一些回前总评，包括第一回前面“此开卷第一回也”以下一大段文字。均是棠村为雪芹的旧稿《风月宝鉴》所作的序文。这些看法的可靠性如何，尚需进一步证实，但读书之细、思考之勤；缕析之密，足可反映出红学考证派好学深思的治学特点。

【原载】《红楼梦与百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