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代缺少英雄气概，但却是一个充满生活质感和文人气息的时代。在两宋如果生在帝王家那真是不幸，但我等小民，读了几本书，家有几亩田，倒是宁愿活在那个科举完备，名相辈出的时代。文人当政在北宋大行其道，从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到王安石、苏轼、张先、宋祈，哪个不是大家。那个时候没有文联、作协之类的组织，没有哪个是专职作家和诗人，更不要说后来的辛弃疾、陆游了。相比晚唐时的抑郁不得志的文人，宋代的文人们总有过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正因为如此，想到他们的时候总不能以纯粹的诗家词人之心待之，心思繁复，牵扯尤多。

《蝶恋花》和《如梦令》这两个词牌就跟晏殊和苏轼有关。并不是自他们手上创制，却因他们而始有这样美丽清雅的名字，北宋的审美风尚由此可见一斑。这让我想起在博物馆看瓷器，排在前面的唐瓷华丽洋气，排在后面的明清瓷大红大绿，精工俗艳。而宋瓷或影青，或黑褐，或纯白，纤巧传神，这是一个以士大夫的眼光为社会标准的时代，耐人寻味。

《蝶恋花》由晏殊自敦煌曲子词《鹊踏枝》改名，《如梦令》由苏轼自后唐庄宗《忆仙姿》改名。

唐代产于西域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大量传入中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合，产生了燕乐。燕乐中很多曲调本来就是民间歌谣的曲调，而民间歌谣本来就是有曲有辞的，像自然朴实、感情直率的敦煌曲子词，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词最初的形态和特征。这种来自民间的艺术带着活泼的生气。《鹊踏枝》就是其中一首：“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是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古时候，天地浑然，人也是自然，花鸟鱼虫都跟人亲，看到喜鹊心头就喜了，其实跟鸟儿何干？捉了来又问鸟儿凭何报喜，真正没有道理。所以鸟儿回答她，想要征人早回来，你赶快放了我。这是一个生动的生活场景，绝非士大夫所能言。

唐教坊曲中的《鹊踏枝》兴起于盛唐时期，属于新的燕乐曲，到了晚唐五代时候，用这种曲调填词的文人多了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代南唐词人冯延巳的十四首《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这是一个用韵很密的词调，流畅柔婉，沉郁低回，据说冯延巳的词与当时流行的《鹊踏枝》曲调极吻合，流传很广。冯延巳处于南唐末世必亡之国，又位居高官，词中迷惘抑郁之情已脱离了词为艳体私情的境界，他的词风开启了北宋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之路。晏殊小时候是个神童，七岁的时候和一千多名进士一起在朝堂上考试，他神气自若，援笔立成，后来官做到宰相。他一生亲贤士，重教育，范仲淹、欧阳修都出自他的门下。晏殊一生富贵，词中无愁苦却有悲戚，没有离恨却有隐忧。一种潜伏的风情，暗暗动人伤情。也许是他觉得《鹊踏枝》太喜庆平俗了，从南梁简文帝萧纲的一首七言乐府“翻阶蛱蝶恋花情，容华飞燕相逢迎”中，取出“蝶恋花”三个字做了新词的名称，并写出了那句著名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被王国维喻为人生三种境界之一：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提到简文帝不能不想起他的哥哥萧统，就是那个编撰了著名《文选》的昭明太子。这兄弟俩的审美观也和他们的命运一样截然不同。混乱的魏晋和王朝更迭如走马灯般的南朝，人如草芥，幻生幻灭。能有一方山水静心读书已要感谢上天。梁朝短暂的承平岁月如金子一般宝贵，汉文化的血脉就在他们的手中流传。其中的南梁因为以萧统和萧纲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更呈一时之盛。刘勰、钟嵘、徐陵、江淹等，才俊辈出。虽然只有短短的的五十五年，但南梁以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当得起一个盛世。在整个乱糟糟、闹哄哄的南北朝，以太子身份招贤纳士，读书著说的萧统如一株卓然独立的嘉木，芳香高洁之气熏染得整个江南一片清雅。他喜好山水，聪慧好学，喜欢诗文，立为太子后，礼贤下士，求贤若渴，游南朝各地后定居在镇江的招隐山，不问朝政，一心编书。萧统崇尚雅正，选择作品的标准是“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这就像他的为人，隐居处身边没有一名女嫔，以左思的“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自遣，心性淡薄志向高远。而他的弟弟萧纲则完全不同。萧纲为人也仁厚，却极喜爱当时流行的吴歌艳诗，他的名言是：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兄弟俩的文学观和审美观完全不同，萧纲对当时人模仿古人写作深为不满，主张吟诗应该有真性情，他写下许多缠绵婉媚，流连哀思的艳诗，后人称为“宫体”。这也是兄弟俩分别编撰了《文选》和《玉台新咏》两部诗集，而在作品选择上有那么大差异的原因。

萧统早逝，没有看到后来国破家亡，父兄惨死的悲剧，而萧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侯景之乱中，他被侯景派人用装满土的布袋压在头上窒息而死。平心而论，萧纲的许多五言“宫体”作得不错，身为帝王常怀同情之心，那句立身与为文的话未尝没有道理，如果他生在晚唐或北宋，相信他一定是一位写小令的高手，风头不会输给冯延巳和花间词人们。

还是说我们本节的词牌吧。鹊踏枝头，蝶恋花容，本是自然现象，民间的情趣和士大夫的审美也不见得就有高下，如活泼生动的农家女儿嫁入深宅大院，就这样，《鹊踏枝》变成了《蝶恋花》，从此这一曲中的惜春悲秋、凄怆怨慕也越发地精致旖旎、怅惘低徊起来。

欧阳修也喜作《蝶恋花》，后人一直将他的词和冯延巳的搞不清楚，其实究竟是谁作的今天对于我并无多大的区分意义，两人处境和政治心情本来就相似：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喜欢的还是苏轼的《蝶恋花》，师出一门，一辈高过一辈：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词到了宋代文人的手中，再不是简单的酬酢应答之作，词的格律内容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词牌种类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词人们也越发地讲究起来。一种曲调和格律有不同的名称，或一个名称有不同的变体都是宋人对词这种文学体裁做出的探索和丰富。以苏轼这样的天才和高蹈的情怀，对词下功夫成就自不同常人，识人辨珠的本领也不一般。他就发现了后唐庄宗李存勖自创的一曲《忆仙姿》的妙处：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长记欲别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又是一个乱世。五代十国是晚唐最黑暗的时期，藩镇军阀掌权的朝代更替频繁，长的十几年，短的就只有几年。南唐冯延巳在陪太子李璟读书的时候，北方后唐庄宗李存勖从后梁的手中夺了天下。年轻时候的李存勖胆略绝人，骁勇善战，北退契丹，东灭燕，又灭梁，有勇有谋，英勇善战，当时有“生子当如李亚子”的说法，亚子就是李存勖的小名，可见他的英武。而且他自小就通音律，作战的时候，士卒们齐唱他自撰的曲子词，“人亡其死”。可见那是一些极其鼓舞斗志的豪情壮词，可惜这些词没有流传下来。

可是这个行武出身的皇帝一旦登了皇位入了宫，立刻声色犬马起来，而且玩出了新花样。作曲是他的强项，随便写个《忆仙姿》《阳台梦》这样的新曲是他的拿手好戏。不光作曲，他最喜欢的是看戏演戏，那是一种从唐中期开始出现的表演形式，当时叫做“戏弄”，演出“戏弄”的演员要“涂面”，比如，戏里的人物暴躁易怒，演员就要把自己的脸涂成大红色，这也是后来舞台上脸谱的雏形。李存勖酷爱这种表演，经常亲自“自傅粉墨”登台演出，通宵达旦，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粉墨登场”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这来的。庄宗李存勖称帝后，宠爱宦官、伶人，再加上他还有一位见利忘义的皇后，没多久后唐也就亡了。可见皇位有时真不是好东西，毁起人没商量。

皇帝虽然做得不怎么样，但李存勖的小令却非常清雅婉丽，粗犷之人有清思，也算人性复杂多样的一证了。苏轼觉得这首“曾宴桃源深洞”曲调清婉，只是名不雅，就取其中“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给这一曲取名《如梦令》，并填了两首词，怀念黄州那一片可以自由躬耕的清远之地。其中之一为：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从此这曲小令有了词牌中最轻灵柔美的名字：《如梦令》。而在我看来，疏离的月色，暮春的落花与夜阑时的迷蒙，是词之女性化特征最集中而传神的表述，那几乎是我想起宋词的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第一幅画面。后来李清照的两首《如梦令》可以说把这个词牌的好处发挥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其一

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其二

她曾在那百花的深处逢着扑蝶的人，她曾在那微醺的春夜梦到一滴冰冷的泪。千年之后，人们依然能听到他们浅吟低唱的曲调中无休无止的忧伤，看到生命如流水潮涨潮落，他们的词句仿佛新墨未干，只是搁下了笔，出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