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伯伦
一、杜甫《不见》是在绵阳写的怀李白诗

《不见》是杜甫的名篇，不但为许多杜诗选本收录，甚至许多唐诗选本也要选入。而且因为它是杜甫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有很大的重要性，作于何时何地，尤为研究者所重视。此诗自仇兆鳌《杜诗详注》定为上元二年(761年)作以后，诸家并宗其说，其主要理由就是李白卒于次年。这写作年代是据李白逝世之年而作的推论，并不是根据杜甫的原文来考察。其实除了这种说法，早就还有另一种意见，仇兆鳌说：“梁氏编在宝应元年(762年)梓州作，不知是年(李)白已卒矣。”但我认为，诗当作于宝应元年，梁氏所见不错，只不过作诗之地是在绵州而非梓州。理由试述如下。

先看题目。《沧浪诗话》说：“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可十四处。”其诗题如《赠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江东兼呈李白》、《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皆一一明标“李白”，为何独有此诗题目不提李白，不作标明?“不见”一语，出《诗经》“爱而不见”，强调“不见”，拈以为题，正是说本该于此见面而竞未得见。这地方该是哪里?当然是李白的故里。杜甫所到的距李白故里最近的地方既不该是泛指蜀地，也不是远在离其故居甚远的梓州，而应是与其故居近在咫尺的绵州。而杜甫在宝应元年的确是到了绵州的。

既以“不见”为题，杜甫却又在题下加以自注：“近无李白消息。”仇兆鳖曾说：“古诗先有诗而后有题”，但是“杜诗先有题而后有诗”。杜诗的题目，有时写得很长，题下另注，非常罕见。既强调“近无李白消息”，何不径以为题?显然此注系后来所加，而且杜甫觉得非加不可，因为此数字有解释之意，就是想说明诗中有的话是在不知李白消息的时候写的，诗的内容和当时李白的实际不符合。有一个谜团一直困扰着人们：杜甫写了如此多的怀念李白的诗，为何反而没有悼念李白的诗?说是遗逸也怕是很难解释的。现在研究这条自注，它似乎在告诉我们：我在不知李白消息的时候写了这首诗，知道他的消息后我再也写不出了。所以，它成了杜甫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一篇绝唱，一曲绝响。

诗先写“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首句固然指他们自公元745年山东一别分离已久，也暗示来其故里，却“近无李白消息”，更增思念。次句的“佯狂”，就是说李白“狂”是假相，实际上是清醒的，他佐永王磷起兵是为了“扫尽江汉始应还”，竟遭诬罔，实为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上句可印证原注中的不知李白消息的话。李白于757年系狱，758年长流夜郎，是“钦犯”，消息当然传播甚广。而759年遇赦，朝廷就不会大肆张扬，消息闭塞的杜甫自然更在所不知。不然，诗即使写于761年，也应为他得赦而高兴，不会再有此语。就是在以前，杜甫对李白的冤狱，也只说“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没有说到“世人皆欲杀”的严重程度。至于下文的“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巨大的反差，再次深刻地道出李白的不幸，又两次证明杜甫不知李白消息。盖此时李白虽多处辗转，但在浔阳曾被宋若思辟为参谋，在当涂有叔李阳冰可依，并不是严重到人皆欲杀，飘零无依。

诗的结末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匡山”指江油的匡山，历经诸家考定，此不再赘。对匡山不可能是庐山，补充一点反证。李白入永王磷幕前，就在庐山。他说：“仆卧香炉顶，餐霞饮瑶泉。”“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书怀赠江夏韦太守》)如果匡山就是庐山，那要李白重回庐山，岂非暗示唐肃宗钦定的李白的案全错了，一切要回到从前?那是犯大忌的。杜甫诗中一再说李白的冤狱是小人陷害，责备的是“世人”，是“江湖风波”，是“魑魅”，也是为皇上开脱。李白自己也说是“天恩流夜郎”，不敢“全盘否定”。

再研究“好归来”三字。“归来”是指李白脱罪，重获自由。且因杜甫在其故里，故曰“归来”，这层意思也早有人道及。杜甫在其它地方写的就不说“归来”，例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的便是“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只有在离青莲乡最近的绵阳才会想让李白回来，不是一道他往。故杜甫此诗作于绵阳，才最切合实际。“好”字则未被人们注意。“好”说明时机到了，可以准备回来了。这时机就是唐肃宗已死，唐代宗已立，积案可改。这正好证明诗是写于宝应元年才合理，这“好”字才有着落。事实证明，杜甫的看法是对的，唐代宗果然要起用李白。“(唐)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李白)左拾遗。制下于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宫。”(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连朝廷都不知李白已死，闹了大笑话，杜甫不知李白已死就更不足怪了。杜甫既然自己专门注了他不知道李白的消息，却要用李白的事实来作为推断此诗创作时间的依据，当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不见》一诗，只有断为宝应元年作于绵阳，诗篇从题目、自注到文字的许多问题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杜甫在绵阳写下他关于李白的最后一首诗也是最重要的一首诗，对于绵阳固然重要；而对于正确理解这首诗，认识诗人的心灵轨迹，则更为重要。绵阳有李杜祠，是迄今尚保存完好的全国惟一的李杜合祀之祠。此诗作于绵阳，使他们的伟大友谊在绵阳画下一个光彩夺目的句号，实在该大书特书的。

二、杜甫《越王楼歌》该怎么解读

宝应元年(762年)，杜甫在绵阳写《越王楼歌》：“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君王旧迹令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越王楼，是唐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所建。李贞为绵州刺史，新、旧《唐书》均失载。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唐故太子少保豫州刺史越王墓志铭》记载甚详，提供了确证：“岷濮之险，实惟巴江。剽劫之患，时闻栈阁。利有攸往，实在西南，褰帷作镇，爰降纶缚。乃授绵州刺史。”李贞在绵州州城的西北，面临涪江修建了越王楼。对这首诗，研究者常以之与王勃(子安)的《滕王阁》诗对比，但评价出入很大。为对比评述的方便，引王勃诗如下：“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銮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认为杜诗不敌王诗的，例如仇兆鳌。仇兆鳌(1638--1713)研究杜诗，用二十多年时间，汇集各家意见，辑为《杜诗详注》，至今还认为是研究杜诗的基本读物。他说：“(杜甫)此章体格，仿王子安《滕王阁》，而风致稍逊。卫万《吴官怨》，亦本《滕王阁》，而姿韵自胜。”仇氏此说，是袭用流行已久的说法。不过在他编成此书的公元1693年之前(本书刻成则在更晚的公元1703年)，金圣叹对这种说法已经批驳过了。金圣叹(1608-1661)也是杜甫的重要研究者，他把杜诗定为继《庄子》、《离骚》、《史记》之后的“第四才子书”。金圣叹能诗，有《沉吟楼诗选》。他著述极丰，因罹祸被杀，多不流传，以他的文学批评为最著。《杜诗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但其对《越王楼歌》的分析却完整地保留下来。

金圣叹在对《越王楼歌》的评论中，首先否定杜甫此诗是模仿王勃《滕王阁》诗的说法。他说：“王子安《滕王阁》诗，从来是千载绝作。纵使后来子安再出，已是有景不道。何则?道不得即不如不道，若使道得出已是前人先道了也。东山李白负气使酒，犹于崔颢(咏黄鹤楼诗)束手避路，岂以推诚服善如(杜甫)先生，反智不出此，而顾于《滕王阁》后，复作此《越王楼》哉?”接着他认为杜甫的起点高于王勃。“须知先生自具二十分眼、二十分胆、二十分笔，张目熟视(王)子安此诗，还有开拓不尽、发挥不出之处，于是偶借越王楼换题不换诗，随乎隐括别成妙句。”他又认为杜甫此诗的成就高于王勃：“先生正是全取其诗，从头劈削，通身翻洗。试取对照读之，便见两诗脱胎换骨，转凡作圣。异样奇怪，不止是青(出于)蓝之事而已。”

金圣叹也认为王勃《滕王阁》诗是“千载绝作”。仇兆鳌和金圣叹的意见不统的地方，在于仇氏只谈“风致”、“姿韵”，而金氏却从创作意图入手。他曾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对本诗的分析可视为典型例证。在诗的前二句后，金批：“题是‘楼’，诗是‘府’，龙行夭矫，全然不顾龟思鳖望者。”对杜甫之这样写的意义，金称：“夫楼为宾朋宴游之地，府为代君牧民之所。若使诗人不说州府，便说有楼，即令后之读者，其谓越王何等人。”在前四句之后，金又总批：“使无‘州府磊落’四字，即‘碧瓦朱甍’那可道。读之深见‘栋飞朝云’‘帘卷暮雨’之不善命辞。”

金圣叹强调“州府”“磊落”四字，很有道理。强调“州府”，是强调不是为了宴游，而是为了政治经济的发展，为了“牧民”。强调“磊落”是强调这是开拓性的建设，高屋建瓴的建设。金氏说：“写来便成高奇磊落之句，便是(王)子安尽力开拓之所不到。”金氏以“高奇”状“磊落”，是了不起的发现。杜诗《观画马图》有“腾骧磊落三万匹”之句，《发秦州》有“磊落星月高”之句。我过去常觉“磊落”二字难释，现在与“高奇”一联系，便好懂了。金氏说只写楼没有意义，“李偓《越王楼》诗：‘越王曾牧剑南州，因向城隅建此楼。横玉远开千峤雪，暗雷下听一江流。’便与不曾作诗何异?”真是独具只眼，目光如炬。

考王诗与杜诗之不同，主要在立意的差异。王诗的着眼点在“物换星移”，杜诗的着眼点在“州府磊落”。王诗写的是“阁中帝子今何在”，基调是感慨。杜诗写的是“君王旧迹令人赏”，基调是赞赏。王诗的风格在风致、姿韵，杜诗的风格在雄奇开张。王诗说“槛外长江空自流”，杜诗说“楼下长江百丈清”。情调迥然不同。照一般人看来，越王是起兵反武则天被杀的，写越王楼更应当着力吊古。而杜甫却完全回避皇家纷争，只着眼于越王楼的意义和影响。金氏于诗的后半批道：“不惟于王诗外，添出‘千秋万古’语，且将王诗‘不见帝子’，翻作‘转见后人’，想他下笔时一段倔强，不让古人气色。”

金圣叹的意见，也许有些偏激，但他抓紧“磊落”二字，的确切中要害。自老杜题诗以后，绵州就有了“磊落州”的美称。清人李调元就写道：“生为磊落人，复居磊落州。”何等自豪。今天重读此诗，也要“转见千秋万古情”，这“情”，就是“磊落”，也就是高视阔步，一往无前。

作者单位：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说《琵琶行》“弟走从军阿姨死”

袁津琥

白居易《琵琶行》一诗，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在当时甚至有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说。影响所及即或到现在，各种中学课本也长期予以收录。然其中“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一句，不仅今高中课本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没有注解，不少白诗注本及唐诗选本下同样也没有注解。盖诸操选政者皆惑于所谓白傅为诗，老妪都解的俗说，以为这里的“弟”即是指同父母的比自己年龄小的男子，“阿姨”即是指母亲的姐妹，而未作深求，殊为错误。

窃谓此诗中的“弟”当即白诗《长恨歌》中“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中“弟子”之省称，指教坊中的从事各种技艺学习的人，如今之所谓学徒或学生也。“梨园弟子”有时可径称“弟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别驾元持宅，见临颖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日：‘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而“弟子”一词有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又可省称“弟”，如唐·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可谓孔门之弟，洙泗遗徒”，即其证。所谓弟死从军，诗意同杜甫《剑器行》中“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指安史之乱起后，教坊中人或作鸟兽散，流寓四方(如李龟年等)，或被征召参军也。

至于此诗中之“阿姨”亦当指教坊中伎女之假母，也即后世所谓老鸨也。

盖“姨”本指母亲的姐妹，六朝时，又用于对庶母的称呼。迄今安徽阜阳、福建建瓯一带，受宠的子女对其母亲仍称呼为姨。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八“姨娘”条：“姨本妻之姊妹之称，见《尔雅》及《释名》。又《左传》庄十年：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也娶焉。息妫过蔡，蔡侯日：‘吾姨也。’止而见之是也。然世俗又称妾为姨娘，亦有所本。《南史》：齐衡阳王钧五岁时，所生母区贵人病，便悲戚，左右以五色(饣半)饴之，不肯食，日：‘须待姨瘥。’晋安王子懋七岁时，其母阮淑媛病笃，有献莲花供佛者，子懋流涕礼佛，日：‘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此花竞夕不萎。’二王皆呼母为姨。盖姨本姬侍之称，二王所生母皆非正嫡，宫中久呼为姨，故其子之呼母亦同耳。”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一《吕后本纪》中亦以为“六朝人称妾母为姨”，而“姨”的本字即是表“众妾之总称”之“姬”，因“姬”从“匝”声，故姬妾字当时就读如“怡”。以“阿姨”称伎女之假母。唐诗中除此外，没有发现用例，不过这也许反映出白诗遣词造句不避俗语的特点。特别是到了明代以小阿姨称老鸨之假女，以阿姨称老鸨极为常见，追根溯源，则不能不说是肇始于唐代。冯梦龙《山歌》卷四《阿姨》：“天上乌云载白云，女婿摇船载丈人。你搭囡儿算命说道青草里得病枯草里死，千万小阿姨莫许子外头人。”又“姐夫强横了要偷阿姨，好像个枕头边筛米满床粞。阿姨道：姐夫呀，皂色上还覆教我无染处，馄饨弗熟你再有介一副厚面皮。”歌中之“姐夫”指嫖客，而“阿姨”则指老鸨。

盖此琵琶女年幼进入教坊学习器乐，依身假母，已视教坊为家。孰料，安史之乱忽起，乐人四散而假母横死，昔日红遍京城的女伎顿时失去依靠，陷入孤苦伶仃的境地。纵侥幸容颜未逝，而世易时移。从前不惜一掷千金，年年追欢买笑，“秋月春风等闲度”的五陵年少，已或化为异物，或经历国破家亡的遭遇后，早已无昔日豪举的心情和能力了。“暮去朝来颜色故”，“颜色故”三字用得好。盖琵琶女重操旧业，却“门前冷落鞍马稀”，并非因年长色衰，实是唐帝国经安史之乱后，国势已江河日下，非复往昔之可比，而民生凋敝，更不似从前矣。琵琶女在叙述安史之乱发生的情况时，仅提到教坊子弟和自己之假母之情况，则琵琶女无兄弟姐妹及父母早逝，亦自可知。“弟走从军阿姨死”，七字写尽当时之窘境。如果把这里的“弟”解释成一母所生年龄比自己小的男性，把“姨”解释成母亲的姐妹，旁人未免要问：“在当时，正常情况下，几乎所有家庭都是由多子女组成，她弟弟死了，那她哥哥姐姐呢?她阿姨死了，不是还有她爸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