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题序(告别红学)

作者:刘梦溪
这是我《红学》一书的增订版。《红学》大部分章节写于八十年代,是我从文学研究转向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过渡。因此我把《红楼梦》研究当作一个学科,探讨了她的学科树义以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解剖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学科。原书七章,即现在的第二章至第八章。第一章和第九章是这次加上去的,书名也借用第一章的标题改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向他传达荣宁二公的口头指示,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这是说《红楼梦》里贾氏家族隆替兴衰的故事,是以1644年清兵入关(顺治元年)到1744即乾隆九年左右这一百年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的。而1744年正是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的年份。他显然从“百年”这个具有历史轮回意味的时间概念里获致一种“暗示”,因而产生了文学创作的灵感。因为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曾再致其意:“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这应该是作者点题的话。晚清徐兆纬《报馆杂咏》:“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都人氏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如此说来,莫非“红学”当产生之初,就与“新政”成一互相矛盾之对立物,两者不可在同一时空下求同兴并盛耶?康梁事败,时在戊戌,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历为1898年。到如今恰好又过去了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的红学,情形是怎样的呢?我们作为《红楼梦》的读者、爱好者、研究者,从这个一百年里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迪或“暗示”呢?

王国维感叹:“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陈寅恪同发一慨:“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我们今天置身于前此未有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当然又是“新政风行”的时候。处此背景之下,已经“历百年”的红学,是不是与“新政”仍呈互相矛盾之状态——倏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转而“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至少,前一种情形现在是出现了,确有不少喜欢“淡红学者改谈经济”,甚至谈之不足而索性投身商海。“应用红学”的慨念便是在此种背景下提出来的。而动工兴建的南北“大观园”,早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景点;“红楼宴”摆而不厌;“曹雪芹家酒”也呼喝于电视广告之中;红学家们则触“玉”(曹雪芹喜欢用谐音)“通灵”,学会了“炒红学”。百年来已经极学术之盛的红学不仅是“热”,而且“闹”起来了。然则“热闹”的红学,是红学的兴旺还是不兴旺?是学术的幸事还是不幸事?如果否命题可以成立,那末“富贵流传,已历百载”的现代学术的宠儿——红学,是不是如同《红楼梦》里的贾府,也到了某种“运终数尽”的边缘。

虽然,学术思潮的更替与擅变是事物的常态。有盛必有衰。梁启超把学术思潮类分为启蒙期、全盛期、兑分期、衰落期,并以佛家“流转相”之生、住、异、灭给以概括。这些个嬗变的时期和段落红学全都经过了,所以我才有从学术史的角度撰写《红学》一书的理由。现在距《红学》的写作已经过去十有余年,时下的红学由梁任公先生给定的第四期向前又跨了一步,似乎进入了“闹学”时期,有的时候只有《红楼梦》第九回贾府子弟“同学堂”庶几近之。新近的表现,是有人研究出脂本脂批均系伪造,并悟得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另一群体成果则是共同认为通县的一块石头是曹雪芹的墓石,重新为卒年壬午说“定了案”。职是之故,我有理由也才有勇气在原书的头尾各加入一章,并以“红学吃语”作为未章的标题,增订出版这本旧著。看校样的时候顺手改润了几处文字。第五章增加了一个长注,补充介绍几种以前不曾见到的索隐派著作;这要感谢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因为所补入之书都是承他的厚意从遥远的海峡彼岸惠寄给我的。参考书目增加了1988年以后的部分,系清胡文彬先生百忙中所抄示,谨在此致谢。河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亚民先生、责任编辑刘辉小姐,为出版此书竭尽了心力,如果不是他们的鼓励帮助,我怕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再来出这样一本书,因此特向他们致以谢忱。

不过,这回可真的该告别红学了。

1997年9月9日于无梦斋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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