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魏晋文学思想的嬗变，文人心态的发展，倘不把触角伸向汉代便不能说明问题。文学年代的界定和历史年代的界定也不相同，“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而“建安文学”则是魏晋文学的肇始。对古诗十九首，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说：“十九首之年代……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若把古诗十九首当作“前建安文学”来研究，当无大眚。
一、儒家经典的兴衰与汉代文人的命运
从独立和严格的意义上来分析，西汉和东汉初年的文学并不发达。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是伟大的纪传文学作品，但司马迁是把它当历史来写的。铺张扬厉、无所不包的汉大赋实在也没有多少文学性。民歌在民间流行，好大喜功而又稳坐天下的汉武帝设立乐府收集民歌，偶一视之，也只是附庸风雅，对人民百姓皇恩浩荡了。无怪乎东方朔、司马相如、扬雄、司马迁诸赋家，在汉武帝眼中，只须“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便足够了。然而汉代不是没有文人，文人的地位也不可谓不高，文人和儒家经典在西汉和东汉初年是极受重视的。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武帝曾三次下诏，咨以治国之策。“武帝制曰：……‘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子大夫尽其心，靡有所隐，联将亲览焉’。”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之：“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纳其说而推行之，以致董仲舒年老退休在家，朝廷每有难决之事，都要派员到家请教。《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