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所描写和反映的内容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这和许多著名的长篇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也正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系列生动且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第一次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它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杰出的讽刺艺术，可以与１７世纪法国优秀的讽刺作家莫里哀、１９世纪俄国进步的讽刺作家果戈理所创造的艺术成就相媲美。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写道：“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这段文字，既是对《儒林外史》的评价，同时也点明了小说的主题，高度概括了作者在塑造人物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功名富贵”四个字，既是全书的主题，也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时的着眼点，是全书的“大主脑”。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儒林众生像，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勾画的。以“功名富贵”为行为和道德的分水岭，这群知识分子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厌弃名利富贵的高尚者，他们视金钱如粪土，出淤泥而不染，例如王冕，他便是一个视富贵功名如浮云的正人，寄情于山水之间，放纵于诗酒之中，以一技之长过着清淡悠闲的生活。另一类则是热衷于追求名利富贵的卑污者，例如二王（王仁、王德），眼里只有功名富贵，一心要谋得金钱和权位，却要说什么“我们读书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之类的鬼话。
作者吴敬梓以其对生活的深刻认识，把功名宦海中的沉浮变幻、富贵利禄的人生百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并通过对德世济民，独善其身的清高名士和不受功名富贵的污染的市井奇人等理想人物的着意描写，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讽刺和批评，以及寻找医治现世良方的社会改造理想。整部作品，喜剧层面蕴涵了深刻的悲剧情思。

一、从“病态人物”身上映衬出整个“病态社会”的基本面貌

封建科举文化的导向使功名富贵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尺度，极大的败坏了世态风俗人性。作者从那些追求功名富贵、依附于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儒林众生及“名士”、劣绅身上领略到当时的社会病态与文化病态，一部《儒林外史》，以科场为轴心，描写了儒林众生及“名士”、劣绅各类代表性形象，从“病态人物”身上映衬出整个“病态社会”的基本面貌。作品所讽刺的病态人物包括迂陋穷酸的腐儒、自欺欺人的假名士和斗方诗人、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作者对各类人物的讽刺态度是不同的，对腐儒是带泪的讽刺，对假名士和斗方诗人是鄙视的讽刺，而对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是愤怒的讽刺了。

在“病态”的迂陋穷酸腐儒身上，表现出科举制度“愚人心智、迷人心性、培养庸才”的罪恶。在作品中，最先登场的便是迂陋穷酸腐儒。他们都是受功名富贵毒害而不自觉的科举迷，他们的愚昧、痴迷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作者讽刺的矛头不是指向他们自身的缺陷，而是指向那种对他们进行精神虐杀的科举制度。周进、范进执迷科场数十年，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艰难攀登，但周进六十多岁了还没爬上秀才，范进五十四岁了也还是个老童生，他们那副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样子，完全是被科举等级制度压垮了身体和心灵的悲剧形象。周进饱受了贫穷之苦，更连连遭逢年轻秀才、举人乃至乡人的轻视和侮辱，最后还连糊口的塾师位子也丢掉了，当他偶过贡院进去见到号板时，数十年郁积胸中的悲苦辛酸怎能不使他一头撞去？范进一生最熟悉的是贫穷，最害怕的是丈人的臭骂，而心路历程经历最多的就是失望，虽然他惯性似地还要去挣扎于科场，而其实他早已丧失人的信念，不敢有非份之想了，他那微弱的神经怎能经受得起中举的喜讯骤然降临？这“二进”的一哭一笑，典型地描摹了科举迷的畸变心灵。马二先生身长八尺，形容甚伟，但躯壳里仍是一个卑微的灵魂。他是一个迂儒的典型。自己并没有走通科举的路，却迂执地坚持“举业至上”的人生哲学，他把生命全部虚掷在八股时文的选批上面，八股时文毒化了他的灵魂，他作为一个知名的八股选家又去毒害成千上万的年轻书生。科举时文不但愚人心智，败坏人的社会识力，而且泯灭人的自然美感，这在马二先生身上表现十分突出。他游西湖，不知赏风光，不敢看女人，一双破靴在人窝子里乱撞，除了路过书店去关心自己八股选本的发售行情之外，就只对沿途的各种小吃馋涎吞咽了。“西湖之幽秀，风俗之繁华，与马二先生之迂陋穷酸互相映发”（天目山樵评语），展现出一个被科举时文异化了的读书人腐味熏天的灵魂。做了三十年老秀才的王玉辉中理学流毒已深入骨髓，他立志“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劝醒愚民”，终日手不停笔，连做馆的功夫都没有。女儿受了他的言传身教，丈夫死了就要以身相殉，王玉辉竟表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女儿得到鼓励，果真八日不食而死，妻子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竟说妻子“真正是个呆子”，“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并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理学竟可以把人性异化到如此荒唐的程度。

在“病态”的假名士和斗方诗人身上则是讽刺和批判科举制度“败坏人才、坏人心术、培养骗子无赖”的罪恶及功名之下儒林精神道德的沦丧。西湖边聚集着一帮以赵雪斋为盟主的斗方诗人，他们整日寻花问柳，高谈阔论，拣韵联诗，附庸风雅，以诗名互相吹嘘，似乎厌弃了科场功名。实则只是在科举正途上未能成功，转而投机取巧，以假诗名自欺欺人攀附权贵，讨些残羹剩水以慰藉内心对功名富贵的贪欲。他们艳羡的是“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昨有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然而在比较进士黄知县与布衣越“诗人”哪条道路更好时，还是“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至於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这就是这帮声称“不讲八股”的“诗人”们内心深处的共同悲哀。《儒林外史》里假名士群像，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不胜枚举，且个个生动活泼，各具丑态。恰如卧评所言：“譬如吴道子画鬼：画牛头，已极牛头之丑恶矣；及画马面，又有马面之丑恶。吾不知作者之胸中能容得多少怪物耶！”这些人格扭曲的假名士形象从一个侧面揭露了科举制度对读书士子心灵毒害。

在“病态”的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身上则是对“丑与恶”的讽刺和批判。通过揭露侥幸者和骗取者在获得功名之后，对富贵的无耻无厌的追逐，体现了科场官场的黑暗腐朽。作为官绅和市井棍徒，如果说娄三、娄四、杜慎卿等辈大多数只是或者只能在虚名假誉中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话，那些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多以营己利、谋权势为直接目的，因而更加卑鄙无耻，有时甚至穷凶极恶。科举是求取功名的苦路，功名则是通向富贵的桥梁，少数举运者一旦成就功名，就要用无厌的贪求加倍地偿还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成本。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这些无耻官绅的培养基，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人民为之饱受灾难。进士王惠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性，可还有什么出产？调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严贡生是一个劣绅的典型，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与官场的关系，无耻地欺诈乡愚。他的逻辑十分荒唐：一口新生小猪误入邻家，他声称寻回来“不利市”，逼人买下，待邻家养到一百多斤了，一次错走进严家来，他又把猪关了不还，声称猪本来就是他的，竟把来讨猪的邻居打折了腿；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当时未还，后别人来讨还，他竟索要利钱，声称因为此约使他有二十两银子不能动，误了放债的利钱，竟连米带驴地抢夺别人的财物，仍不还借约。在那个社会里，还活动着一些“巧取人间之富贵”的市井棍徒。例如差役潘三，他对景兰江、文剑锋一伙假名士的观察和分析可谓透入骨髓，他看到匡超人和他们鬼混，就劈头一棒地点化他：“你到省里来，和这些人相与做甚么？”“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的精光。”“那个姓文的是盐务里一个巡商，……吃醉了，在街上吟诗，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盐商都革了；将来只好穷得淌尿！”匡超人如梦初醒，遂改务虚为务实，跟着潘三“做些有想头的事。”他们把持官府，包揽词讼，为非作歹，或者假雕印信，伪造官府文件、或者私和人命，或者拐带人口；或者买嘱枪手替人代考，或者威逼平民，总之是以各种不法手段巧取豪夺。不用读书考试，没有功名，同样可以富贵，这就是潘三一类奸徒蔑视儒生名士、骄人傲人的理由，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以富贵为诱饵的科举制度的腐朽。

二、从“黑暗王国”中萌发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儒林外史》思想方面受人重视的虽然向来是它对丑恶现实的讽刺和批判，“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在这个喜剧中存在着理想”（谢德林《果戈理与戏剧》），因为否定性的批判后面正透露出作者肯定性的追求。不仅如此，在那个科举制度的黑暗王国和功名富贵的人间地狱里，作者独立苍穹，前望古贤，后盼来哲，以美言颂笔描写了一批善良正直清高的正面形象和闪耀着理想光彩的人物，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社会改造理想。

《儒林外史》对社会改造理想的寻觅是双向的。这个双向，一个指向过去，即向传统的思想武库寻找医治现世的良方；一个指向未来，又自觉不自觉地不但与现实决裂而且向传统挑战。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其基本品质就是讲究“文行出处”，厌弃“功名富贵”。“出”则德世济民，“处”则独善其身。而在腐恶的社会环境里，志士才人既不能施展抱负，“处”就成了他们洁身自好、乐道安贫的唯一对策。换言之，“处”实际上就是《儒林外史》正面形象的基本品质。作品开宗明义就写了一个王冕，他小时放牛为生，刻苦自学，得以精通学问，且成为名画家，但他不求官爵，卖画过活。县令具帕邀请，他坚辞不往；屈尊来拜，他也避而不见，甚至因此远走他乡。朱元璋慕名来访，他慨然晓以“仁义服人”之理，但朱称帝之后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闻风而逃，隐居会稽山中终不复出。他一生安于贫贱，不慕富贵显达，高风亮节，令人敬仰。作者以王冕故事做楔子，意在“借名流隐括全文”，犹如先立一面明镜，使书中那些接踵而至的“时文鬼”一个个在明镜中原形毕露。在暴露丑态之余，作者又写了一批讲究“文行出处”的贤人，如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等人。庄绍光出身读书世家，十一二岁就会做七千字的长赋，名满一时，年将四旬，只闭门著书，不肯妄交一人，后被礼部侍郎徐基荐举，圣上两度召见，欲行重用，但庄绍光被召见回来，即慨叹“看来我道不行了”，上本恳求恩准还山。大学士太保公见“皇上颇有大用之意”，便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庄绍光却回以野人不敢领教。皇帝只好允其还山，只赐南京玄武湖给他居住。作者指向过去的寻觅，表现在作品中的却是复古理想的幻灭与悲哀。因而现实生活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而引发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近代民主观念，引导作者朦胧地趋向未来，自觉不自觉地使笔下的某些人物闪射出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杜少卿就是一个这样的文学新人。他比那些“真儒”名贤更厌弃功名富贵，他的言行却与那些古貌古心的儒者们有着极不相同的复杂文化背景。他是那一时代的“新溯人物”。他拒绝科举功名，“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秀才在他眼里“未见得好似奴才”，王知县被他鄙为“灰堆里的进士”，巡抚荐他入京受皇帝征聘，他硬是装病不去，而他不去的原因竟是舍不得“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怕误了他的娘子春天秋天的“看花吃酒”。他又浪掷祖产，挥金如土，慷慨助人，甚至明知是骗，也全不在意，“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穷得有时连茶钱都拿不出，却仍不减豪爽风流，显示了他对功名富贵鄙弃决绝的态度。一个“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科举世家，竟出了这样一个“不肖子弟”，致令伪道学们视之为怪物并以他为子弟戒，这个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人物，强烈地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家族和封建人生道路的叛逆情绪。这种叛逆采取了玩世不恭、毁家自穷、诗酒自误，也就是自毁功名富贵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一道迥异于芸芸众生的独特生活风景。可以发现，杜少卿的心理行为有几分自虐色彩，这是觉悟了却无力反抗现实也不知新路在何方的敏感者、先觉者们的深沉痛苦使然。

与在科场名利场追逐功名富贵的龌龊士子们鲜明对比，《儒林外史》里生活着一群远离科场名利、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平民。如王冕母子的近邻泰老、修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甫、开小米店的卜老爹、开小蜡店的牛老儿乃至匡太公这样一些卑贱百姓，他们朴厚善良，患难依扶，古风犹存，令人敬慕；还有写字的李遐年、卖火纸简的王太、开茶馆的盖贡和裁缝荆元，他们俱有学识，又或精书画，或擅琴棋，却乐于贫贱，自食其力，不贪羡功名富贵，不攀附权贵豪门，傲此独立，令人称奇。如果说前进是保持着初民古老传统道德的朦昧状态，未受市侩封建主义污染的劳动人民形象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在更高层次上认识了社会的腐恶而自觉抵制污染，挣脱封建文化束缚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作者理想中的有知识的新型劳动者形象。可见作者在理想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是双向的，而在这双向寻觅比较选择中，作者已经难能可贵地跨越了封建文化意识和儒家传统道德的藩篱，迈开了追求近代新思想新生活的步伐。

三、喜剧层面蕴涵了深刻的悲剧情思

《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喜剧的艺术特性早已被人们认定，并且作了很多艺术方面的探寻，鲁迅先生更明确地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专辟“讽刺小说”一类，而称《儒林外史》一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但《儒林外史》更丰富的审美蕴涵却在其“喜剧层面蕴涵了深刻的悲剧情思”。

《儒林外史》被认为儒林百丑图长卷，或者说是群魔乱舞的儒林丑史。这些片面观点的泛滥，客观上助长了丑化、压制乃至摧残知识分子的错误社会思潮。细读《儒林外史》不难发现，《儒林外史》要控诉的是危害儒林的厄运，而不是被厄运危害的儒林。阅读《儒林外史》有一个审美进程，首先进入讽刺喜剧，即“丑史”的表层，进而直达社会悲剧也即儒林痛史的深层。把这两个层次结合起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儒林外史》不只是令人鄙弃的儒林丑史，更是发人深省的儒林痛史，讽刺喜剧中渗透了浓烈的悲剧情思，悲喜剧融汇是它独特的审美品味。

《儒林外史》带有很强烈的讽刺和批判色彩，以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来审视《儒林外史》这部书，其内容应当是“正史”所不载，“内传”所不收的。程廷芳曾为这部杰作叫屈鸣不平：“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但是它所反映的真实而广阔的社会生活是不容置疑的，书中几乎囊括了封建社会中各种不同品质和类型的人群。英国大百科全书在介绍清朝时期的中国文学时说：“吴敬梓撰写的反映他所处时代现实生活的小说《儒林外史》，共５５回，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以封建社会的一个浪荡公子为中心，把许多故事贯串起来，不论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描绘，都远远超过了前人。”

就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来说，《儒林外史》中喜剧层面是展示社会现象，悲剧层面是揭露社会本质，讽刺群儒虽属作者命题立意之一，批判社会才是作者更为深刻的用心，也是作品更具意义的存在价值。作品中喜剧人物的喜剧行动，往往都有一段悲剧心理的演进为其背景，表现出恶劣的社会环境才是这些喜剧人物生成的逻辑原因。周进入号院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作者者细致地铺垫了一系列他们生活艰难、人格一次次遭受凌辱的情节作为前因，让读者看清楚科举道路已经把这两个白首童生逼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们令人发笑的喜剧行动就决非一时偶然神经错乱所致，也就绝非仅具有可笑性。正如鲁迅所言，《儒林外史》“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描写的多只是人物生活的片断，剖露的多只是人物性格的特征，很少有贯穿全书的人物，也少有写完其人生全程的人物，唯匡超人稍显例外。《儒林外史》里的否定形象大致可分腐儒、“名士”、市井棍徒和官场无赖四类，匡超人一身而四位，从一个纯朴的农村青年堕落为最无耻的奸恶小人，作者并且特意用马二先生、景兰江、潘三作为他人生道路上的四块里程碑，层次井然地划分他人格堕落的动态逻辑进程，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及功名富贵的毒液熏浸的社会环境，是一口深不见底的黑色大染缸，是大批读书青年灵魂变脏变臭的根本原因。我们啼笑了匡超人的无知无赖无耻之后，就把思考转向社会，我们将再也无法开启笑颜，因为我们已陷入悲剧情思之中……读书青年们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都照着匡超人、牛浦郎的路子走下来，一个社会哪还有光明的前途和希望！这难道还只是喜剧和笑料？

其实，我们不只能从作品的喜剧情景中去体会和挖掘出作品的悲剧情思，我们还能注意到客体描述、语态中的悲剧情思已经在很多地方溢出表层，进入了作品的主体评论语态，并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作品的总体构架和基本意旨。完全可以认定，悲剧情思是作者强烈的主体情思，儒林痛史是作者对作品的深层之意，以喜剧表演悲剧，用丑史展现痛史，是创作主体的基本艺术构想，因而悲喜剧融渗的审美品性不只是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客观效果，更是作者的预期审美效应。

《儒林外史》所描写的时代虽然是明朝，但它实际所要揭露和批判的就是清朝政府统治之下的现实社会。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许多反映当代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的现实作品。为了免受文化专政的迫害，都巧妙地采取了借古喻今的方法来撰写，故而这些作品才具有存活的可能，得以在历代群众中广泛流传。到了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清王朝实行的文字狱更是残酷之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灾祸，吴敬梓便假托明朝故事，借喻当今社会。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重要突破在于将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熔为一炉，用喜剧的形式反衬悲剧的本质。作者是饱含着泪水在书写喜剧性的情节，通过笑声引发读者痛苦的沉思。将滑稽笑闹与悲凉凄惨在同一时间推到读者面前，从而对比撞击出耀眼的思想火花。
《儒林外史》以悲剧情思开头，又以悲剧情思结尾，而中间悲剧情思也时时露溢。到第55回作者写市井奇人盖宽和邻居老爹一起再睹泰伯祸之残败景象，盖宽叹道：“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接着描画了一幅满载悲剧情思的落日图：他们登上雨花台绝顶，远远望见，“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犹觉意之未尽，又写荆元在清凉山于老者园中弹琴：“弹了一支，忽作变微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最后一回（56回），作者以一首词总结全书，情思完全回归主体，“江左烟霞，淮南耆旧，书入残编叫断肠”。一部儒林痛史被点染了悲剧色调的最后一笔。读罢《儒林外史》，令人掩卷深思：一部渗透着悲剧情思的讽刺喜剧，不啻是那时代一部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启示录，鉴古鉴今，我们的读书人对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读书人，各自应该做些什么而不应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