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人陈与义（1090-1138）写过这样一首诗：

杨柳招人不待媒，

蜻蜓近马忽相猜。

如何得与凉风约，

不共尘沙一并来。

（《中牟道中》其二）

貌似简单的一首绝句，带来很多问题。诗人道中所见，想必远远不止杨柳、蜻蜓、凉风、尘沙，为什么单单挑选出这几个意象？杨柳与蜻蜓，又和诗人对凉风的祈愿有什么相干？这种愿望本身——不携带尘沙的凉风——暗示了什么？

这些问题不仅牵涉到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古诗，也牵涉到一种在近现代格外流行的文化思想模式。

我们首先注意到，杨柳和蜻蜓，本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诗中却构成了反差。杨柳招人；蜻蜓本来飞近，却突然相猜而避开了。在这首诗中，正是诗人自己的机心，造成了大自然的异化：杨柳的牵缠，从杨柳来说是无心的，从诗人方面来看，却好像是在有意招惹，而且因为“不待媒”之故，是一种不合适甚至不合法的举动，出界的挑逗。诗人这样的多心——把人类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自然界——造成了蜻蜓的远离。

在这首诗里，凉风与尘沙构成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这种对立不是对等的，而是具有等级性的差异。尘沙扑面，是凉风造成的，因此，尘沙是第二性的，是果；凉风是第一性的，是因。在概念的层次，因比果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尘沙扑面，是凉风造成的，但在价值的层次，凉风舒适而尘沙肮脏，因此，凉风的价值也大于尘沙。诗人在作出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发生在认识论层次上（凉风不同于尘沙），更发生在价值判断层次上（凉风好而尘沙不好）。这把我们带回到老子、庄子与列子的哲学领域：世界的堕落，正是由具有等级差异的分别造成的。我们回头看到，凉风吹起杨柳，柳枝拂面，令诗人感到懊恼，发出“招人不待媒”的埋怨；而就在诗人用一己的和人类的道德观念来看待自然界的时候，蜻蜓已经感知到了诗人的机心而倏然远离。但诗人依然不悟，渴望凉风可以“不与尘沙一并来”，没有想到却是这样的渴望，使世界变得不再完美。

陈与义的绝句标志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时刻。它表现的是一种洁癖，一种对于“纯粹”的追求。宋代文化不从改朝换代的十世纪开始，而从十一世纪开始；陈与义的诗，如果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中，可以更看出它的代表性来。

这样的二元对立到了近代，演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思想模式。近代小说《红楼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清洁与腌臜的二元对立。大观园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住的都是“极尊贵极清净”的女儿们。这种洁净，常常反映在非常具体、非常物质的层面。譬如说宝玉烫了脸，起了一溜燎泡，不肯叫黛玉瞧，因为知其“好洁”。妙玉洁癖尤甚，不但不肯再用刘老老吃过茶的杯子，而且人走了，还要宝玉的小厮打水洗地：“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尤三姐对宝玉的一番观察极为细致入微：“要说糊涂，那些儿糊涂？……那日正是和尚们进来绕棺，咱们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头里挡着人，人说他不知礼，又没眼色，过后他没悄悄的告诉咱们说，‘姐姐们不知道，我并不是没眼色，想和尚们的那样腌臜，只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忙说：‘那碗是腌臜的，另洗了再斟来。’”全书中，洁净与腌臜的对立与对比数不胜数，构成了全书最有力量的意象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红楼》一书的隐型结构。《红楼梦》所讲述的，是一个从洁净到肮脏的故事，一个堕落与得救的故事：仙草与奇石落入人世，沾染红尘；具有洁癖的妙玉偏偏被群盗打劫；宝玉离开大观园成为打更人（《红楼梦》的诸多结局之一），而他最终的出家剃度，则代表了在肮脏尘世中获得清净的唯一出路，也是一个极端的、非此即彼的出路。

在《红楼梦》里，洁净与腌臜的界线常常受到威胁，这种威胁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两种因素意义最丰富的交叉，发生在本书男主角身上：一方面，宝玉努力保护和维持洁净与肮脏之间的界线，唯恐外界现实污染到大观园中的清净女儿们；另一方面，却又时时刻刻自认“浊物”而依然安居在大观园里，和姐姐妹妹们日亲日近。最终反倒是宝玉自己成为“失乐园”的契机。著名的“黛玉葬花”是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情景：黛玉不肯让宝玉把落花撂在水里，因为“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园子]去，有人家的地方儿什么没有？依旧把花糟蹋了。那畸角儿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埋在那里，日久随土化了，岂不干净？”黛玉一意保护落花的贞洁，不让它们出园，却没有想到“外面的世界”早已进入了园子。宝玉的小厮茗烟从外面的书坊买来各种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则天、玉环的‘外传’”给宝玉解闷，“宝玉一见，如得珍宝。茗烟又嘱咐道：‘不可拿进园去，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那里肯不拿进去？踯蹰再四，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露的，都藏于外面书房内。”就是在“黛玉葬花”的同一幕情景中，黛玉从宝玉那里看到了《会真记》，“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所谓余香满口，文本被隐隐比为落花，可见阅读不仅仅是精神和感情的活动，而且文本被还原为物质，在身体的层面被黛玉吸收和消化，成为她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在此段之前，作者告诉我们：“园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黛玉却因为阅读了外来的“外传”之类“淫词艳曲”，落花从此沾尘。虽然落花葬在园内和体内，却终于没有能够保持住它们的纯洁，宝、黛已经再次失去了乐园。

在《红楼梦》里，洁净与肮脏的区别，同时意味着“内”与“外”的间隔。这种内外间隔，如前所言，并不成功。越界不断发生，外面的东西不断进入园子，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人，也常常出园。傻大姐在园子里拣到绣春囊，袭人的汗巾子落入蒋玉函之手：这些闺房之内贴身的私密物件尚且不能被局限在一时一地，更无论其他。

《红楼梦》不是横空出世、绝无依傍的作品。它在文学传统上继承了《金瓶梅》，在精神上是时代文化潮流的体现。清代小说常常反映出时人价值观的二元对立结构。譬如成书于十九世纪的《品花宝鉴》，把“情”截然分成两截：一方面是肮脏的肉欲，一方面是高雅的精神恋爱。《红楼》续书之一的《绮楼重梦》提供了又一个特别的例子。

《绮楼重梦》又名《红楼续梦》，1805年坊刻本，作者署名兰皋主人。兰皋主人不知何许人也，只从序言中的“吾家凤洲先生”推测出原本姓王。这部续书，作者自言乃“由衰而盛，梦之祥者”，描写贾宝玉转世，成为自己的遗腹子小钰，文武双全，出将入相，最后与转世为湘云之女的黛玉联姻。小珏锐意仕宦，全不似宝玉当年的厌恶官场，于是宝玉在这部续书中俨然变成了自己的不肖子。不过，续书最出奇之处在于对小珏情爱经历的描写。作者在情色方面流露出一种奇特的恋物癖，这种恋物癖并不以三寸金莲或者身体某一部位为迷恋对象，更不同于原著中宝玉“爱红的毛病儿”，而是特别针对处于污秽状态的女性身体——无论是呕吐，行经，大小便，或者烫伤。小钰的怜香惜玉表现为不顾腌臜，对这些因为处于特殊生理情况而软弱无助的女性身体予以照管和爱抚。这样的癖好，在古典小说里还是仅此一见。

从粗浅的层次说来，这是续书对原书有意无意的反动——原著强调宝黛的相知相惜，肉欲被归于乱伦丑剧，以及晴雯的嫂子、贾琏与鲍二家的之流，在精神和肉体之间划分的界线太过分明，续书情不自禁要把它搅乱。从象征的意义说来，这部续书似乎体现了近代中国文化一个两极分化的怪圈。当“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区别越来越森严，上半身变得愈来愈不食人间烟火，“一口气儿就吹倒了”；下半身则变得越来越猥亵和丑陋，人的生活日益变得拘束、狭窄，充满义正辞严的道德教训，表里不一的矛盾，隐隐的罪恶感，和暗地里的恐慌。在这一背景下，“内外之别”可以进一步推演为中国与外国的界线。洁癖的探讨出现在宋代，一个不断忧虑外患并且格外强调汉人正统的王朝，也许不是偶然的。在唐代，我们还可以看到像《三国典略》这样的史书，把非汉族的西魏和北周政权视为正统；到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版图已经不可思议了：正统王朝非南朝的汉人政权莫属。

然而界线的设立，不是为了隔绝，而是为了逾越的。风与尘总是结伴而来，这是世界的本性。陈与义的愿望——在不完美的世界里渴望完美——反映出来的是人性，因此仍然有其魅力，但是，倘使一个文化有系统地洁癖下去，最终恐怕只落得一个妙玉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