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关于《红楼梦》诗词的艺术评价问题有过一场小小的争论，南北间都曾有报刊发过文章，观点迥异，令人莫衷一是。但我总感到那些文章大多局限在就诗论诗的思路中，把握上难免失之偏颇。应当充分看到，作为文学大师的曹雪芹，其诗词艺术水平也是很高的。他的祖父曹寅精通诗书文赋，曾主持过刊刻全唐诗事务。曹雪芹自幼就接受如此家学的薰染，文学史上璀璨的诗词艺术对其影响不言而喻。其实，《红楼梦》也在一定程度上透出了作者在诗词艺术上的造诣。不过，《红楼梦》虽然可称作一部“诗词小说”（姑且套用影评家将某些插曲多一点的影片称作“音乐故事片”的叫法），全书穿插诗词和韵文共170多首（篇），但曹雪芹站在宏篇巨制者的高度，为作品完善的整体布局计，并没有在其中为自己设下多大表现其诗词艺术的空间。

《红楼梦》诗词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者以“警幻仙曲”等名义拟就的，另一类是以小说中人物的名义拟就的。前一类主要集中在前5回中，尤以第5回为甚，多达30余首。这一类绝大多数是作者为了设“谜”而作，特别是《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判词》、《金陵十二钗副册判词》、《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等，几乎完全是以先天“判”定为名，为“十二钗”的性格特征和命运归宿所作的预示。整部《红楼梦》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谜，作者利用这些诗词，巧妙地布下了一连串的暗示和伏笔。通过这类诗词不难看出，作者匠心倾注的是小说，而不是诗词自身。除“金陵十二钗判词”外，这类诗词中少量是“跋足道人”或“贾雨村言”的东西。这些诗词和韵文更似谶语一般，亦是作者为了设谜而为。《青埂峰顽石揭》、《题石头记》可以说是作者的“开场白”，作者也有意隐进了让读者只能心领神会的东西，意在启发人们正确认识作品的主旨。至于被看作是《红楼梦》的主题歌、政治主题的序曲、四大家族衰亡史最好注脚的那首《好了歌》，从标题到表现形式，都充满了打油诗的谐趣，读者虽然对它津津乐道，但从未把它作为正宗的诗词对待。

通观全书，除了个别篇目，作者几乎没有以自己名义插进诗词，即使《青埂峰顽石渴》和《结＜红楼梦＞偈》这类作为全著引子和结语的篇目，作者也是让它们以“仙境顽石”或“后人”所题等面目出现的。从这点也能看出，高鹗是深谙曹雪芹之用心的。穿插诗词必须有利于表现全著的宗旨，赋予其强烈的徽纬和隐语色彩，以增强小说的艺术效果。因此，作者对笔下诗词艺术水平的追求只能退居其次了。《红楼梦》中这部分诗词，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将其分割。也就是说，它们很难作为独立的艺术个体而存在，如果把它们从小说中分离出来，作为诗词去评判它们的艺术水平，本来就是难以实现的。

所以说作者用诗好多是为了“设谜”，我们还可通过小说对古诗的引用情况来证实。如在第62回中，大观园的公子小姐们为贾宝玉庆祝生日，他们于沁芳亭边做起射覆游戏来，香菱引用岑参的《送张子尉之南海》中的“此乡多宝玉”和李商隐《残花》中的“宝钗无日不生尘”，以贵证“两宝”之名，从而讨得主子欢心。此次猜谜活动中，宝玉援用过唐人郑谷《题邸间壁》中的“敲断玉钗红烛冷”一句，实为作者为了暗预后来两宝夫妇关系不存，宝钗独守空房的结局而设。

《红楼梦》诗词的另一类，即是明确地以小说中人物的名义撰就的，且数量很多。怎样看待这部分作品，也是问题的焦点。论争中，有人对这类诗词大加贬讽，从而对作者的诗词艺术进行否定；有人则以小说人物或曹雪芹的诗才去推断《红》著诗词的成功，称其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云云。

当然，与前一类俄语式或偈语式诗词相比较，这部分诗词中，作者更能够程度不同地掺进一些自己的诗词艺术造诣。但曹雪芹是清醒的．，他不是在为自己而写诗，而是在为大观园的公子小姐们代笔。假如作者不肯“代笔”，就难以鲜活地刻画出大观园中的那群寄生虫，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除四大发之外还能令国人骄傲的《红楼梦》了。而我们讨论《红楼梦》诗词，一个须臾不可脱离的基点也正是在曹雪芹“为谁而写”上。

倍受红学界不少人赞誉的是贾宝玉的《四时即事》和林黛玉的《白海棠诗》、《葬花吟》等篇章。通过这些篇什，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作者少年时代的某些生活场景或情感经历，也隐进了他对昔日生活的怀念，很好地展示了小说人物的理想追求和哀怨的反抗情绪，但作者没有赋予它们经过了痛苦劫难和冷静凝视之后的理性思想境界。或者说，作者始终没有忘记，将这些诗词的构建基调把握在宝黛之流的思想经历上。从其艺术角度看，这部分诗词中虽不乏类如“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和“松影一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等颇有新意的写景诗句，但只要翻开历代浩繁诗卷，稍作比较便可发现，宝黛的这些诗句实难说高妙到了哪里。相反，这些诗篇特别是宝玉的作品中，却充斥着“自是小鬟娇懒惯，拥衾不耐笑言频”和“抱衾婢至舒金凤，倚槛人归落翠花”这类词言浮靡、情感空泛卑下的成份。再者，如果从其表现哀怨和感伤色彩的视角，一味盲目地对其进行誉评也是欠妥的，因为上有李后主等人的词作摆在那里。幸好没有人做这番比较，两者也不是能够同日而语的。

评说《红楼梦》诗词，当然不能“先入为主”，认为十多岁的孩子们定然写不出象样的东西。历史上有过一些“少年诗人”，现代社会文化普及，少男少女以新诗体撰吟者更是不可货数，并且也大多表现的情爱与愁怨。但文学史不会因此而失度，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大观园那帮少男少女很有幸，他们的作品是一位文豪代的笔，可曹雪芹毕竟没有向他们“奉献”出多少超乎他们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之上的东西。

对《红》著诗词艺术持否定态度的论者，认为大观园人物的诗词水平不高，曹雪芹本人不能去其咎。这话不但远了，而且不能成立。曹雪芹写的就是大观园，这里的一群贵族少爷小姐整日灯红酒绿，闲得发慌，弄其风雅岂能离开诗词？曹雪芹不写这些写什么？笔者认为，曹公除了未给薛蟠的“女儿乐”注进什么文采，对其他人的艺术水平已够“拔高”的了，并且往往还让他们“高于生活”地即席赋诗（大大高出“即席”的水平）。曹雪芹何咎之有？而肯定《红楼梦》诗词艺术成就的人，不但对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加倍赞赏，而且称宝黛的某些篇章“一向脍炙人口”。如果此誉符实的话，那么《红楼梦》所主要描写的就应该是“一对杰出诗人悲剧”了。遗憾的是，众多的读者并没有怎么看重宝黛作为“优秀诗人”的一面，诗史也不会去记载这两个本来是子虚乌有的“诗人”。倒是因为《红楼梦》读者甚众，有些诗句成了名句，不过都不是“宝黛”的，而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那类通俗易懂，不大诗化却寓有深刻人生哲理的诗句。《红楼梦》所以能在文学史上傲立千秋，极其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准确生动地写出了一大批呼之欲出的典型人物，而其中的大量诗词是作者为刻画人物精心拟撰的，是与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假如将其诗词，尤其是将其中典型人物的诗词艺术水准，推到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反而有害于人们对这部巨著的崇仰。因此，不必因爱屋而及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