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根芹

在19世纪俄国文学画廊中有一组特别引人注目的“多余人”形象：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别里托夫、拉夫列茨基、奥勃洛摩夫等。他们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想干一番事业，却又没有实际行动。最终一事无成，成为整个社会多余的人，因此被人们称为“多余人”。多余人形象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现象：受新思想影响的一部分人不满旧的社会秩序，但生活上又摆脱不了对旧阶级的依赖，他们无法与旧社会彻底决裂，因此新旧社会都不会接纳他们。他们就成为社会的“多余人”。其实。这种人不只俄国有，在各个国家的文学形象中都能找到这种“多余人”。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他出生于封建大家庭。生活的年代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虽然他生活条件优裕，衣食无忧，但他由于受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使他认识到封建社会扼杀民主人性，摧残自由爱情的社会现实，因此他感到不满，但他对生他养他的封建阶级有着很强的依赖性，所以他的民主思想只能停留在朦胧的认识层面。还不能上升到行动高度，生活中表现为他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也就无法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在痛苦的徘徊中发现自身地位的尴尬，以至最后出家做了和尚。贾宝玉作为多余人形象我们可以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

一、补天无用，生来“多余”

《红楼梦》是这样介绍贾宝玉来历的：

却说那女蜗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蜗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己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红楼梦》第一回）

这段文字介绍贾宝玉出身实际上预示了贾宝玉是一个“灵性已通”，却又“补天未用”的多余之才。他被带入尘世投胎贾府以后。时时显示了他的“多余”。如在贾宝玉满周岁“抓周”时，面前的书籍、笔墨、乌纱帽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气得贾政老爷大骂他“将来酒色之徒耳”。虽说“抓周”只是一种习俗不可当真。但小说这样写却包含着作者的用意——在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看来，贾宝玉是一个从小就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因此贾宝玉不可能按照贾政他们的意愿行事是早就注定了的。更不要指望他能够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去求取功名，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虽然小说从一开始就暗示了贾宝玉不可能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意愿行事，但作为贾宝玉自己潜意识里还是想承担起男人的社会角色，所以神话故事中的这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的石头。看到别人都被用来去补天了，自己当然会有一种失落感。为此。它非常痛苦，也非常寂寞。它之所以央求僧人将它携入红尘其实也是为了脱离那种寂寞环境，求得一种心理平衡：摆脱社会与自我角色矛盾造成的巨大痛苦。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贾宝玉从一出生就注定是封建社会“多余”的人。

贾宝玉生活在大观园的“女儿国”中，每日里和姐妹、丫环们厮混，偶尔也溜出大观园找乐子，但充斥他生活的不外是读书、写字、弹琴、下棋、吟诗、作画等，从贾宝玉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出，他过的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内心虽然很充实但与求取功名无关。因此。贾宝玉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一样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他只是稀里糊涂地不满，稀里糊涂地过日子。他不愿参加科举考试，那他想干什么呢?他自己也未必说得出。如此看来。最后出家做了和尚既是他叛逆的表现。也是他人生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爱情破灭，情感“多余”

贾宝玉打动很多人的根本之处在于他对林黛玉的爱情。曹雪芹为我们谱写了一曲爱的挽歌。贾宝玉所处的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的婚姻是受封建婚姻制度制约的。男女的结合，一是要遵守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二是要考虑家世利益。必须门当户对。贾宝玉追求的是“木石前盟”，而封建家长却为他安排了“金玉良缘”。“木石”和“金玉”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就是“爱情至上。婚姻自由”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矛盾。是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恋爱观的冲突。林黛玉进贾府初次与宝玉见面时是这样描写的：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红楼梦》第三回）

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宝玉笑道：“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红楼梦》第三回。

这样的见面虽不能说惊心动魄。但对于爱情至上的贾宝玉、林黛玉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正所谓心有灵犀、天赐姻缘，这也是为他们的爱情发展所做的铺垫。

贾宝玉之所以对林黛玉情有独钟，是因为林黛玉和他一样具有为封建世俗所不容的叛逆性格，她鄙视庸俗的封建文化。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在大观园的众多女孩子中。只有她一个人不曾劝宝玉去求取功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他们产生了爱情，而且宝玉、黛玉的这种爱是一种息息相通、刻心入髓的情感，最能见证他们爱情的便是宝玉挨打后黛玉探视的那一段：

宝玉半梦半醒，刚要诉说前情，忽又觉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得悲切之声。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犹恐是梦，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他两个眼睛肿的桃儿一般，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

你又做什么来了?太阳才落，那地上还是怪热的，倘或又受了暑，怎么好呢?我虽然挨了打，却也不很觉疼痛，这个样儿是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给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别信真了。

“你可都改了罢!”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他们虽然言语不多，但他们的爱情却感天动地，最可贵的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到了心有灵犀的境界。难怪宝黛爱情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然而这样感天动地的爱情却不为封建礼教所认可，他们在追求自由爱情过程中自然会遭到来自封建阶级的打击。尤其是贾母和王夫人绝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出现，否则封建秩序就乱了套了。于是她们百般阻挠。以致最后偷梁换柱。把新娘子给换了。但可悲的是凤姐和贾母等人使用掉包计，将他和宝钗结为夫妻后。他认可了。这可能是他的一种无奈，或者说也是他作为“多余人”形象在爱情方面的又一次软弱表现，爱情的破灭使他这位“多余人”彻底没有了情感寄托。他对黛玉的情感似乎注定也属于多余，于是他听从家人的一切安排，但“多余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最终还是让他弃家出走。回到渺茫的虚无之中。这也是曹雪芹能给他安排的最好的归宿。

三、朦胧反叛，政治“多余”

贾宝玉作为“多余人”形象还表现在他对于封建礼教及科举制度的反叛，但由于其反叛力量太微弱。最终又以失败告终，因此可以理解为是他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政治上的“多余”。

首先。贾宝玉非常尊重个性，他对封建等级观念不以为然，他对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人的尊重自然不用说，就连他对袭人、晴雯等丫环们也很民主，甚至可以说纵容。贾宝玉这种不讲主仆关系、无视尊卑观念的民主思想是和封建等级制度相抵触的，它直接破坏着封建秩序。当然也就不会被封建大家庭所接受。封建统治阶级对他违反封建秩序的处罚就是让他身边亲近的小姐、丫环们一个个或走或死，没一个有好下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贾宝玉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待人接物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是他对封建社会的朦胧的叛逆，因为他的这种行为与封建礼教格格不入。如果这种朦胧的叛逆思想不断地发展下去，他就有可能像《家》里的觉慧走上与生他养他的封建家族及整个封建阶级决裂的道路，成为一个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可由于宝玉认识的局限性使得他的朦胧的叛逆只能保持在一个很低的不自觉的水平上。因而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看不到他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只能整天和女人们厮混，甚至无聊到偷吃女人的口红的地步，这是他性格中最本质的一面。也是他不可克服的阶级弱点。这种阶级性的本质弱点决定了他的这种朦胧的反叛最终注定要失败。

此外，贾宝玉政治上的“多余”性格还表现在他最后屈服于封建压力，参加了他所厌恶的科举考试。贾宝玉作为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生活道路从生下来就决定了，这就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但是，贾宝玉却鄙弃功名利禄，厌倦读书，放纵自己的情感，走上一条与家庭传统相背离的道路。贾政要他好好读书，学写八股文，他却说除了四书。其他都是杜撰的。其实，不是宝玉不愿读书，他不愿读的是封建伦理常纲，而对于《西厢记》、《牡丹亭》等具有民主思想的书，不但不反对，而且还想方设法找来，如饥似渴地偷着阅读。但当他的爱情破灭之后。支撑他追求自由政治生活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因此他就又成了一个彻底的政治生活方面的“多余人”——既不被封建统治阶级认可，又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可以说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象贾宝玉这一类人，由于他们身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阶级弱点，使得他们有朦胧的反叛意识，但又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他与贾政的思想碰撞实际上是民主思想与封建思想的碰撞，只可惜这种碰撞太轻微，尤其可悲的是贾宝玉永远处于这种思想碰撞的下风。所以他永远不能走向新的生活，只能象“多余人”一样感到郁闷、孤独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