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振涛
摘要:柳永是北宋杰出的词作家。他对词的发展贡献颇多,使词的创作由描写士大夫文人“知足饱和”的闲雅情趣,走向了描写市井繁华,描写一己之悲欢自叙平生的写实性的创作道路上来。柳永在写作上摆脱了“花间”窠臼,一改曲子词“男子作闺音”的代言体的创作范式,将词由“代言”体转为了“自述”体。柳永往往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自抒怀抱,将平生的忧凄悲欢,身世感、迟暮叹一起打并入了作品中来,使词具有了很强的感事纪实性。在拙文中,笔者就以此角度为切入点,着力于探讨柳词的写实精神和实录手法。

关键词:柳永词;写实精神;自叙传色彩

在一般人的眼中,词与儒雅纯正的诗是判然有别的。诗言志,词咏情,词以歌咏风月情怀为擅场。抒情性是曲子词最大的特色,也是人们期待视野中的潜在规定性。因此,人们对词的叙事性纪实性往往不太注意或者视而不见。其实,词不仅是抒情的,而且还是叙事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量柳词中得以切实地印证。翻开柳永词,我们感觉到作者时时处处在实说实录,为我们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他经历过的一个个的生活场景。柳词中时时处处呈现着作者活动的身影,触目尽是些作者的游踪和行迹,其词又具有着很强的自叙传色彩。

一、“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词中自叙与歌女们交往的点点滴滴

柳永出生于福建莆田(今福建崇安),青年时期随父仕宦于东京汴梁。柳氏家族在当时的家乡势位煊赫、富甲一方,柳永之父柳宜官拜工部侍郎,在京师开着几家珠宝店家资巨万(参见:叶一青,王光炤[主编]《柳永全传》[长春] 长春出版社2000年1月版)。汴京热闹繁华的帝里风光,给年轻的柳永留下了太美好太浪漫的回忆了。这时期他经常混迹青楼瓦舍,过着日日笙歌、夜夜喧哗、纵酒豪赌、眠花睡柳的放荡生活。关于这一点,有词为证,比如,“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十千沽酒。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笛家弄》卷)[1];“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竟留连。”(《戚氏》)

柳永纵情游荡于京都汴梁,与歌儿舞女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常为她们谱写新曲制作歌辞。柳永以一颗赤诚火热的心与她们倾心交往,把她们当作自己的红粉知音与之心心相印。柳永在词中坦言了对她们刻骨铭心的思念、怜爱与同情的真挚情愫,写尽了她们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色彩。比如:

“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木兰花》之一)

“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之二)

“虫娘举措皆温润。每到婆娑偏持俊。”(《木兰花》之三)

“稣娘一搦腰肢袅。回雪萦尘皆尽妙。”(《木兰花》之四)

以上诸词生动描写了这些歌伎们的姣好的容颜、袅娜的身姿、婉转的歌喉和曼妙的舞姿,使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从柳词中可以看出,与词人相好过的歌伎非常多,比如:秀香、英英、虫虫、师师、心娘、稣娘、冬冬、安安等等。词人分别叙写了与她们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着意描写了她们之间纯洁真挚的友谊。这方面的词证非常多遍难举数,兹举一例即可见一斑,如《西江月》:“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多情。安安更比和,四个打成一个。”

此外,柳永词中还描写了作者敢于放下士大夫文人的架子,与歌儿舞女们密切合作为她们制词谱曲这一不争的事实。如,“玉珊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樽前。”(《玉蝴蝶》);“平生身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传花枝》);“幸自苍黄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写了又重按,奸字心中著我”(《西江月》)。柳永词素以俚俗谐耳、通俗化、市井化见长,很受市民们的欢迎,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2]柳永深受歌儿舞女们的崇拜与赏爱,如同现在的追星族一般,歌伎们也因唱柳词而很快走红身价倍增。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这样的记载:“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邪狭。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3]

总之,词人以他那独有的细腻真实的笔触,为我们如实描绘了其早年放荡冶游的历历往事。这类描写歌伎生活及与歌伎交往的作品,在柳永词中居于大宗具有很强的写事纪实性特点,为我们追索探究词人早年的生活和思想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性的文献史料。